国民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妇运组织者研究
时间：2020-03-26 07:56:1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1926—1927年,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推进,两湖地区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妇女运动。这场运动对于当时两湖地区社会震动极大。然而,研究者们习惯从中共与国民党的政策与路线等问题来考量这场运动,从而忽视了探析运动组织者所属的社会群体。本文旨在从社会群体视角出发,对她们的社会动员重新审视。当时的妇运组织者是以知识女青年为主体的女性革命者。与男性革命者相比,她们缺少社会群体的有力支持,所以更多地依赖政党的权威。当这种上层权威丧失时,她们将面临社会的更大排斥。
关键词:妇女运动组织者;国民革命;两湖;社会动员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0)01-0132-07
近代中国包含着诸多的社会运动,相关研究也是汗牛充栋。然而在对社会运动的动员组织者的研究中,女性动员者较少被注意到。一些革命史成果虽然注意到这个特殊的群体,但其性别差异被涵盖在阶级与民族话语中(注:相关成果可见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春秋出版社,1989年;吕芳上:《娜拉出走以后——五四到北伐青年妇女的活动》,《近代中国》,92期(1992年12月);梁惠锦:《北伐期间国民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1926—1928)》,《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中央文物供应社,1988年。)。近来年性别史的研究注意到应该倾听女性动员者的“不同的声音”,但在探讨这个群体的基层状况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仍有待深入。如Christina K. Gilmartin的《Gender, political culture, and women’s mobilization in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1924—1927》[1]一书,依然关注的是国共两党的上层女性精英,对下层负责具体动员的女性动员组织者关注有限。而柯惠鈴的《性別与政治: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妇女(1900—1920)》[2]更关注的是女革命者形象的建构,对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论述尚有不足。究竟女性作为社会运动的组织动员者,与男性有什么不同的体验,这种差异又与社会结构有什么关系?本文试图以国民革命时期湖南湖北的妇女运动为个案,来剖析这个时期的妇运组织者的动员特点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以往对国民革命时的社会运动的研究大多从政党方面由上至下地考察,本文则从运动的组织者群体与社会的关系出发,由下至上地来分析。本文所研究的妇运组织者是指参加湖南与湖北地区国民党妇女组织,进行妇女运动组织活动的女性。虽然许多男性在妇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他们并不包括在本文研究对象中。一是因为从史料上看他们人数不多,而且多是兼职;二是这个界定便于我们更好地考察女性动员者与男性动员者之间的不同体验。
一、群体结构与政治机遇
1926—1927年,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推进,两湖地区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妇女运动。这场运动对当时两湖地区社会震动极大。主导当时两湖妇女运动的是国民党领导下的妇女协会以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其成员即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两湖妇女运动的组织者。
当时两湖妇运组织者主要是由知识女青年组成。中央军校招收的女学员“多数是青年学生”[3],“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中学生,还有教过书、做过其他工作的”。[4]朱其华见过她们后指出:“就她们的出身说,都是受过相当教育的小姐。”[5]同样,从各类相关回忆录来看,妇协的妇运组织者也主要是一些青年女学生或女教员。长沙淳化区农民协会的妇女部长刘彦娴和她的妹妹青年部长刘彦媛分别毕业于长沙师范和礼训师范。[6]93谭道瑛在劝母亲答应自己参加妇女工作时也说:“现在茶陵正需要一个做妇女工作的人,而我是茶陵唯一的中学毕业女子。”[7]38殷达在回忆醴陵县北正街推选妇女代表时,也同样遇到这种情况:“开会的目的是要选个代表去参加县女界联合会。谁知道却有人提名让我来当这个代表……理由是到会人之中,只有我一人能文识字,其他人都是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8]15当地女子学校常常成为妇运组织者的主要来源地,如湖南祁阳县“县妇联以女职师生为骨干”。[9]72
知识女青年之所以成为妇女运动组织者的主要来源,除了以往研究强调的政党宣传的民族主义吸引以外,还应该从知识女青年这个特殊的群体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来分析。王奇生在研究国民革命时期知识青年积极参加革命的原因时,注意到这与1905年废除科举引发的社会变动有关。王奇生认为,随着科举制度废除,社会无法吸纳数量不断增多的知识青年,造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使得大量对境遇不满的知识青年加入到革命阵营中[10]28。显然,这类解释中的“知识青年”忽视了性别的差异。曼素恩(Susan Mann)指出,在士绅家庭中两性存在着不同的人生历程。她认为,科举竞争与婚姻生活构成了士绅家庭两性不同的主题[11]41。当男子在仕途中忙碌的同时,士绅家庭的女性在家庭世界内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婆、媳、姑、嫂、女儿)。正如吕芳上所说,“传统的妇女多半受‘没有自己’的家教,一生过着三‘的’式(父母的女儿、丈夫的妻子、儿女的妈妈)生活”。[12]92如同科举入仕是了解传统男性知识分子的主线一样,家庭生活是我们了解传统女性的主要线索。对于没有科举考试资格无法进入仕途的知识女性来说,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并非意味着一个分水岭。当科举制度废除给许多男性知识青年造成冲击,使他们失去通过科举向上升迁的渠道时,他们不得不向其它领域寻求新的发展。对于知识男青年来说,他们追寻公职,在公共生活中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模式并没有改变,只是转向了。但对于清末民初的知识女青年来说,延续在学校的生活则意味着改变传统的女性人生模式。当时女生家庭愿意供其上学并不是为了让她们与知识男青年一样在公共空间寻求社会向上流动渠道,而是为了培养她们成为“贤妻良母”,依旧以家庭生活作为其人生模式。然而,无论在教学内容上多么保守,学校本身毕竟为女学生提供了参与公共活动的平台,如读书交流,举办游艺会,甚至参加游行。(注:关于民国初年女学生的研究可参见赵淑萍:《民国初年的女学生(1912--1928)》,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1997年硕士毕业论文)当知识女青年要延续这种公共生活时,则需要面对摆脱家庭包办婚姻与就业自立。而这两者都是与传统女性的人生模式相背离的。这使得她们不得不面对为改变传统人生角色而遭遇更多的社会排斥。
与男性结婚后仍可在公共领域活动不同,婚姻对知识女青年则意味着回归家庭内的人生模式,与公共生活疏离。当家庭试图通过包办婚姻使毕业的女儿回归传统女性的人生轨迹的时候,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民初关于女学生抗拒包办婚姻的事件并不少见,如1919年李超为抗拒包办婚姻脱离家庭最终贫病交加而亡,赵五贞为抗婚而自刎于花轿,李欣淑抗婚离家出走等事件,都极具社会影响。谢冰莹的父亲感慨:“学校不知是什么魔窟,凡是进去的人,都像着了魔一般,回来都闹着退婚;只要是父母代定的婚姻,不论好歹,都不承认。”[13]109当时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作品《娜拉》广受青年欢迎即反映了这种摆脱婚姻家庭的倾向,与婚姻家庭生活决裂的娜拉就成为知识女青年的典范[14]。
而就当时社会就业情况来看,因拒绝包办婚姻而离开家庭的知识女青年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当时知识女青年的就业空间极为有限,许多公职并不对女性开放,而其它领域也被男性垄断。即使在两湖妇运声势极大的时候,湖南电话局还发生了男司机生反对招纳女司机生的事件,最后湖南电话局也不得不宣布:“惟为维持男司机生生机起见,在门子一千以内电话未扩充以前,所有缺额,先尽男司机生失业者补充。如补充已尽,再遇缺额,始可录用女生。”[15]我们也需要考虑,受过教育的知识女青年很少愿意进入单纯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力市场,这被认为会导致地位下降。因而知识女青年也只能以教职为出路,但这个方面就业压力也很大。正如罗苏文的相关研究所指出的:“女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十分狭窄……在近代中国,小学教员之于大多数女学生,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企望更为贴切。”[16]249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时,即颇为悲观地指出:“娜拉也或者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17]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