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钟山》编辑部走出来的作家
时间：2020-04-26 08:03:3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如果说，作家的创作多少带有一点神秘的意味，那么，作家与期刊的关系，或许便多少显得有些微妙。当然，我无意否认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双赢互利的合作关系，即期刊总想发表著名作家的好作品，或是发现优秀青年作家的走红作品，总之推出好作家、好作品，以赢得更多的读者，并扩大刊物的知名度和影响，籍以提高一个时代的文学水准与精神高度；作家则期望借助于著名期刊或发行量较大的刊物，以扩大作品的影响力度，并获得较为丰厚的稿酬。尽管，我并不想否认某些文学期刊确实存在这样的不良风气：主编与编辑手握对稿件的生杀予夺大权，为编辑交换稿件大开方便之门。
不过，作为一个老编辑，我心目中，作家与期刊的最佳关系，乃是建立在文学观念相同或相近的基础上，是两者的友情合作，共同推动文学的健康发展与繁荣。一个有着良好声誉的期刊，一个受到读者与作家共同喜爱的期刊，不仅要不断地推出名家新作、新人新作，在推动文学潮流健康发展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且也能在组建一支优秀编辑队伍的同时，培养、造就出几位颇有创作实力的编辑型作家来。或者说，对于办刊者而言，期刊的最高境界莫过于编辑与作家的相互扶持、同生共长。期刊在扶持、培养作家的同时，编辑也同时获得成长和发展的机会，甚至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或评论家。
作为具有30年编辑生涯，并伴随《钟山》走过25年的老编辑，我以为，为新时期文学一道成长的《钟山》杂志，的确在扶持、培养一支不同年龄层次的作家队伍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编辑队伍；30年来，从这支专业编辑队伍里先后涌现出几位有一定创作成就的作家。其中，还不乏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优秀作家。如曾经多次获得全国性和省内大奖的海笑、赵本夫、苏童，还有沈乔生、唐炳良、范小天及尚担任执行主编的散文随笔作家贾梦玮，还有曾在《钟山》待过几年的评论家王干、诗人子川。
伴随着改革开放一道前行的《钟山》雜志诞生于新时期初，是继《收获》《十月》之后最早创办的省级地方刊物。在江苏省人民出版社草创初期，它的负责人与主持者是两位老作家、老干部。海笑是首任主编，但他却长期热衷于文学创作，1953年即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转到省出版社担任《钟山》主编之后，他又陆续创作并出版了长篇小说《织女和书记》《燃烧的石头城》《红红的雨花石》《部长们》等及散文集多部，并有儿童文学《那年我16岁》《红红的雨花石》荣获全国性儿童文学奖。而刊物另一位负责人刘坪早年曾从事《星火燎原》的写作及编辑工作，1979年后则主持刊物日常编务工作，对刊物的发展与壮大，确曾做出过重大的贡献。
与海笑不同，赵本夫的成长道路又自呈现出另一番情景。他1981年在《钟山》发表处女作短篇《卖驴》，旋即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大奖，从而一举成名；之后又连续在《钟山》发表多篇长中短篇小说，爆响文坛，继而调进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后又担任省作协副主席，并兼任《钟山》主编。可以说，纵观他的整个创作道路，大都与期刊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1982年前后，他的第二个短篇小说《狐仙择偶记》在《雨花》发表后，立即遭到《中国青年报》刊文的粗暴批评，为了扶持青年作家，我曾撰文予以辩驳。当赵的创作渐成气候，又有一定影响之际，我还曾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一篇论述赵本夫创作道路蜕变轨迹的文章，给予支持和鼓励。
近十几年来正在走红文坛并有全国性影响的苏童，与《钟山》的关系则又呈现出另一番情景。1984年前后，苏童刚刚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即被分配到南艺某系当政治辅导员。那一年适逢《钟山》也发生了一桩改制转型的巨变，即从原主办单位省出版社划归省作协，编辑部正筹划重组编辑队伍。时任《钟山》副主编的我，听说北师大毕业的苏童喜爱文学创作，刚刚在《青春》杂志发表了小说处女作，于是，我亲自去南艺办理商调事宜，并去南艺宿舍看望苏童。苏童顺利调入《钟山》之后，我曾带他去北京拜访著名作家李国文、林斤谰等人。随后，《钟山》又发表了他几个中短篇小说，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评介他初期的小说，并冒着风险发表了他引起争议的长篇小说《米》。时过大约20年了，如今我还记得《米》发表之后引起的那场“风波”——作品发表后旋即被中央有关部门点名批评，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为落实来自上级的批评意见，特地让编辑部人员去宣传部会议室总结经验教训，以避免今后发生类似事件。
其实，围绕《米》所引起的批评与争议，并未对苏童的创作和《钟山》的办刊发生多大的影响。我和编辑部同行既不同意反“自由化”时来自极左文艺观念的批评，苏童似亦未改变他创作的一贯路径。会上我们只是以作品“性描写分寸把握不当”等说词虚掩应付地表了态，而苏童也大体如此。看得出，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诸位领导，也并不想认真探究此事，而只是以此方式应对上级，交差了事。果然，没过几日，只见《文汇报》发了两篇意见不一的争论文章，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而随着苏童创作的日见丰厚和在读者中的影响力，1990年前后，苏童调离编辑部，成了省作协的专业作家。从中篇《妻妾成群》到近作长篇《河岸》等新作，均能显露出苏童特有的童心与灵气。
1984年前后，《钟山》从省出版社转投至省作协，几乎就在苏童调进编辑部的同时，《钟山》又调进两位作家型编辑。这就是沈乔生与唐炳良。我得知沈乔生其名大约在94年前后，那是偶尔间从上海文艺社一位老编辑口中获知，他认识一位名叫沈乔生的青年作者，乃华师大中文系毕业，现住在南京双龙巷卫校宿舍里，前些时曾在《收获》发表过一部中篇小说，反响不错。真个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于是，在《钟山》正需要青年编辑与青年作者之际，我便有心常在骑车上下班路途中，顺道前去鼓楼附近的双龙巷卫校宿舍内探访几回，并进而熟悉了乔生。大约95年前后，我提议将他调进了编辑部，稍后他担任了编辑部副主任，编余他陆续又创作了长篇小说《股民日记》《白楼梦》《就赌这次》，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黑房子》《娲石》等。再后，调入省作协专业作家创作组，成了专业作家。恍惚间，我好像记起曾为他的一篇知青题材小说，也写过一篇推荐短文。
差不多与沈乔生同时或稍后借调来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的，还有来自武进农村的文学青年唐炳良。记得他刚来时，并无高校学历，但却十分热爱文学创作、发表过不少小说，还获得过《雨花》《青春》和《广州文学》等杂志举办的多项文学奖。后来，编辑部曾保送他到南大作家班读书，并获得大学文凭。记得，为了支持他的创作，我还特地为他写过一篇评论，予以推荐。之后，编余他的创作兴趣有了转变，先是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父亲的行状》，而后的创作则主要转向了散文写作，退休前后又出版了散文集《华丽缘》。其散文语言清淡雅致，文词简约隽永，一如其人。2003年前后，他从《钟山》调往《雨花》杂志担任副主编，亦可算是名至实归，安排得当。退休之后，听说他仍在坚持散文写作，并即将出版另一本散文集，我不由为之暗自高兴。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钟山》编辑部人员进进出出，常有变动。先是从出版社转来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又喜欢创作的范小天，和从复旦大学毕业又偏爱编辑事业的吴秀坤，随后，编辑部先后又调进了傅晓红和王干。傅晓红调进时，虽未见写过什么作品，但为人勤快好学，尤擅长组稿或社交，来编辑部工作不久，即能熟练地组来北京诸位名家稿件，所组发作品曾荣获全国性编辑奖多项。傅晓红编余也学习创作，尤喜欢散文类或儿童文学类写作，曾出版过有关介绍冰心等文学大家的小书，并常写些游记生活类散文，抒发自己的人文情怀，文笔清丽流畅，生动活泼，颇见个性风采。随后她调任作协创联部任主任之职，并主编《江苏作家》，工作顺手，且见成效。亦可算是一位颇有成绩的专业编辑业余作家了。
至于祖籍兴化、来自高邮，被算为“才子评论家”的王干、费振钟是怎样调来《钟山》杂志的，那就说来话长了。先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的评论界朋友丁帆向我推荐了他的两位学生王干、费振钟和及其合写的评论文章。我当时即认为王、费两位年轻有为，文章颇显活力与才气，为人亦很活络，便想到此二人倘若长期置身高邮小城，恐埋沒人才，便先是安排版面发表了他俩合作的评论文章，尔后又向其他刊物力荐二人作品，紧接着又特地将江苏青年评论家会议安排在高邮召开，并向县领导、校领导竭力举荐他俩，吁请领导予以扶持与培养。其后，《钟山》为他俩发表评论文章，参加外地文学活动，均提供了诸多方便条件。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初，王、费两位文学才俊都调进了省作协：王干借调《钟山》，费振钟调进《雨花》，均从事编辑工作。编余则大显身手，写出了有一定影响的文学评论和散文随笔，渐渐成为崭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部分作品获得多项荣誉奖。
在我长达30年的编辑生涯中，大约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曾有二三年赋闲在家，利用这段时间，我写作并出版了一本关于编辑修养的小书《作者·编者·读者》《编余丛谈》。另又出版了一两本评论集。大约就在此期间，《钟山》还调进了一位文学编辑张荣彩，即诗人子川。后来在短暂的共事期间，我才知道这位子川不仅擅长跳舞，精于围棋、电脑，还会写诗，写小说。现正在主管《扬子江诗刊》的编务工作，确实是位长袖善舞的文学多面手。
上世纪末，1998年前后，就在子川调离《钟山》，到《雨花》杂志从事编辑工作期间，我又提议调进省作协第一位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钟山》文学编辑，他就是贾梦玮。编余他在全力办刊的同时，仍致力于文学评论和散文随笔的写作，十多年来，他已写作并出版了两本随笔集《红颜挽歌》《往日庭院》，成为事业有成的编辑型作家。并在十多年间，成功地完成了两个转变：从编辑到主编助理、副主编、执行主编、主编的转变，及从一般编辑到编辑型作家的转变。在他主持《钟山》日常工作不久，便努力使刊物在原有的水平上，又有了新的拓展与提升。
自新时期创刊以来，在30多年里，从《钟山》先后走出了八九位作家（四人为专业作家，其余为编辑型作家）。这在省级文学刊物中，恐怕并不多见。甚至可说，在一家以发表文学作品、扶持文学新人为宗旨、为己任的刊物里，能够在为读者提供优秀作品精神食粮的同时，亦能扶持、培养出如此数量和影响的作家来，实非偶然。除了编辑自身的素质和才华之外，还与办刊者、主编们所提供所创造的文学环境与文学氛围不无关系。或可说，正是编辑自身的不懈追求与历届刊物主编所酿造的宽松的文学环境合力所结出的硕果。
照理说，观之现代文学史，文人办刊或作家办刊并以刊物扶持、培养文学新生力量，发表名家新作，均是寻常的文学现象。从鲁迅、茅盾直到巴金、叶圣陶等都曾主持、编辑过文学期刊，并都从喜爱文学的编辑中发现、培养过诸多文学新人。可解放后，在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束缚下，在文艺体制所设置的框架中，有时往往忘记了期刊的根本要旨，在一些办刊者眼中，只关注党和政府某个历史时期的政治需求或是政策口号，反而忽略了对人才的培养，对作家创作个性应有的尊重。这显然是不利于编辑和作家的健康成长的。
据我所知，解放后的文学期刊，其主办者或管辖者主要是作家协会系统和文艺出版系统。前者如《收获》《人民文学》等刊，后者为《当代》《十月》等刊。而《钟山》创办前期5年属省出版系统，1984年转轨改制属省作协系统分管。在经历了主办方两种形态的管辖方式之后，我似乎逐步发现，两者在指导、掌管上的细微区别：前者更注重思想管束和政治审查，也更注重从出书中追求经济效益；如遇政治风浪来临，生怕触礁翻船，一旦所发作品被上层点名，则往往惊慌失措，层层加码地下令检查，吸取教训。相对而言，后者作协系统领导则管束稍显宽松，平日里一般发稿，均不需送审，只由编辑部自己做主，即使被上峰点名，出了“问题”，一般情况下，也只是虚与应付了事，并不想深究整人。相比之下，作协系统的文学期刊，似更注重对文学规律的尊重和对文学人才的培养。
总而言之，《钟山》在出版社的5年里，编辑部几无发稿权和人事权，一遇风吹草动政治风潮袭来之时，往往便忙于检讨追查，生怕过不了关。而转至作协之后，编辑部发送稿件，作协领导从不过问，即使出了什么问题，也并不深究，只是应付了事。在编辑部人事调动中，与出版社相比，省作协也宽松很多，因而，我主持工作期间，所提议调进的几位年轻编辑，均得以顺利通过，并获得了刊物与个人事业上的良性发展。
不仅如此，在对待期刊编辑业余创作问题上，出版社系统与作协系统的态度也大不相同。出版社领导大都并不赞成编辑的业余创作，甚至认为，编辑的业余创作是“吃家饭拉野屎”的多余之举，因而，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即使几年、一辈子不写一篇作品，也不会有什么压力，而喜欢创作的人，则常会招惹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自《钟山》转至作协之后，从刘坪为主编的各届主持者都采取“在办好刊物干好编辑工作的前提下，鼓励编辑从事业余创作”的方针，对编辑提出“以编为主，编创结合”的口号，并在1987年5期特别推出“编辑四人小辑”专栏，同时推出苏童、沈乔生、范小天、唐炳良的4篇小说。因而，编辑部方能在不断提升刊物水平、扩大刊物影响的基础上，在不断推出新人新作的同时，从编辑部涌现出八九位作家或编辑型作家。
长期以来，在文学期刊界和出版界曾经流传过“为他人做嫁衣”的传统编辑观念。如今在《钟山》不断推出新人新作的同时，我们是否也能适当从编辑队伍里培养并推出一些作家的办刊实践中，获得一些新的启示呢？我以为，在一些有实力有影响的文学期刊的办刊宗旨里，实不妨纳入这样的编辑理念的：编辑与作家理应相互扶持、同生共长。编辑适当从事一些创作实践，将有可能提升编辑的水平，提高期刊的声誉。
在我看来，作为现代文学期刊，理应成为扶持作家，并帮助作家成长的阶梯；也当是培养编辑，或为孕育职业编辑家，或编辑型作家的摇篮。明乎此理，仿佛我们才能明白，一些文学期刊的名编与名作家友情合作、互利共赢的故事，为何会在文学史上传为美谈了。
积30年办刊经验，我以为，文学名刊必然会拥有几位名编辑或训练有素的编辑队伍，然后方能团结、联络一批有才华有名望的作家队伍。作为一家有影响的文学刊物，《钟山》正是在坚持以编为主、编创结合的办刊宗旨下，既发现培养出八九位作家和评论家，并与诸多作家相互扶持，一道成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