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中的原罪现象刍议
时间：2020-04-27 07:51:5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渐入佳境，形成了一股热衷于原罪叙事的现象。作家们基于人类对于动物的猎食，衍生出生态学意义上的原罪意识，成为作家向为人们所损害的动物忏悔的动因。在表现这种原罪意识时，一些生态文学作家并未直视残酷的生态现场，而是通过精神深处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亲近，在想象中获得一种灵魂的安顿，从而减少原罪意识带来的不安。
关键词：生态文学；原罪现象；文明反思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6.0029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也要遭遇到西方国家曾经遇到的环境污染问题和生态危机。基于这一时代背景，中国当代作家们对生态文学产生出了极大的兴趣，并通过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生态原罪意识，如古岳的生态散文集《誰为人类忏悔：嗡嘛呢叭咪哞》、哲夫的小说《毒吻》、鲁枢元的散文集《心中的旷野》、李松涛的长诗《拒绝末日》、韩少功的散文集《山南水北》、雪漠的小说《猪肚井里的狼祸》、张抗抗的《沙尘暴》，等等。这些作家在聚焦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时，不约而同地将思维的触点伸入到人的内心世界，努力挖掘出人们的伦理道德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从而引发人们对于根治生态危机的思考。
一、生态原罪：对生命的尊重与人类文明的反思
显然，人类由于维系自身的生命需要，有意或无意地伤害了自然界的许多生命，而这些生命本身也有自己存在的权利，当它们被人类捕食之后，一种残杀生灵的内疚感沉积于心，触动了人们的伦理意识，进而产生出强烈的原罪意识。韩少功清楚地意识到损伤动物植物是自然界的一种生存方式，由于生物们缺乏同类相惜的文明，自然界的食物链方式意味着自然的本质不过是千万张欲望的嘴，任何生物在捕猎其它生命作为自己食物时都不含糊，食杀其他生命无不成为自己生存的前提。但是，作为浸润于现代文明中的人类一员，韩少功始终难以排遣心中的愧疚，他将自己作为人类所无法避免的损伤动物植物生命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作为一个中国南方人，作家为了保证自己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蛋白质，不得不目睹和享受着人们对猪群的屠杀；鸡和鸭怀着生儿育女的梦想生下蛋后，却被无情的人类一批批劫夺送进油锅里或煎或炒，而母亲们的委屈和悲伤却无人顾及；等等。进而，作家对人类残食动物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动物们难道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么？人类以吞食其它动物和植物为理所当然，为何动植物们却只能忍受惨遭屠戮的命运？
在此基础上，韩少功明确地提出了原罪一词，认为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命而造成的其它生命的丧失就是一种原罪：“如果要说‘原罪’，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原罪。我们欠它们太多。”[1]作为忏悔和赎罪，作家希望通过公正的大自然让人们偿还这种原罪。在韩少功看来，大自然是最公正的，它将通过死亡的方式让人类最终停止对于自然界的无尽索取和侵夺，从而把心中的原罪意识和无限感激转化为回报世界的具体行动。如此一来，人类便通过变成腐泥回归广袤的大地，通过变成蒸汽滋润辽阔的天空，或者以养料的方式偷偷潜入植物的某一条根系，某一片绿叶，让一切为我们做出过牺牲的物种最终知道人类总有一天还能将功补过。在作家看来，死亡是对自然界其它生命的还债和赎罪。
哲夫的《毒吻》以作为人类象征的毒孩儿为对象，描写了毒孩儿对自然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恶。毒孩儿所到之处，生态崩溃，万物衰亡，四处呈现出一片凄惨之状。在其生存和享受驱使下，成片的森林化为孩子身上累累垂垂的肥肉，成片的湖泊在孩子的牛饮下干涸。哲夫通过形象的方式表现了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侵蚀和破坏作用：孩子用食指洞穿地表，让地下水鲜血一样地喷射、流淌；孩子还掏空大地的血肉，鲜血淋漓地喂养自己，让自己的粪便和各种肮脏的分泌物污染天空、山川与河流。最后，孩子又不得不承受自己的恶行带来的后果，只得食用被自己弄脏的食物，饮用被自己污染的河流；孩子所到之处，山谷变为钢筋水泥的怪物，群山被洞穿腹部，江河鱼虾翻起肚皮；在荼毒自然的同时，孩子自身也疾患重重，从肠梗阻、小疝气、肝腹水、肺结核到脑溢血、肥胖病、猩红热、黑死病、红斑狼疮、癌症、艾滋病、甚至遗精、早泄、阳萎不举等无一不包。在损害自然并承受着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时，象征着人类形象的孩子并非全无知觉，也有着对于自己行为带来生态恶化的痛苦和忏悔。在孩子看来，毁灭自然的根源就在于自己，因此他痛苦地忏悔道：“我不该跑出来，我根本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荒凉。我不能走近那片美丽的峡谷，否则那儿的一切都要枯萎，我不能去……”[2]当毒孩儿试图在水中冲洗干净自己的身体时，却发现水中的生物已经全部毒毙，这时他感觉到了难以复加的痛苦。孩子将头埋入水中，不忍心看那些惨死的生物，自觉负罪深重。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洗净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正常人。毒孩儿被自然界逐出了常人的行列，成为生态原罪的象征，他的毒性和对自然界的屠戮使其带上了一种浓郁的生态原罪色彩。
如果说以损害动物植物的生命为代价来获取维系人类自身生存需要还是一种食物链的客观需要，那么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违背自然规律、欲望过度膨胀带来的对自然不必要的损害和践踏则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更加重了人们由此而带来的灵魂上的负罪感，促使了原罪意识的普遍诞生。
在《拒绝末日》这部长诗中，李松涛先生面对森林砍伐、沙漠肆虐、物种灭绝、污染遍地的生态现实，感觉无比痛心。在诗人的笔下，恶行触怒了地，贪欲惹恼了天，大自然已被狂妄无知的人类伤害得太深。作家心底对于自然的许多温暖的记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早已冰凉，他所能触摸到的只剩下了残酷的真相。在对土地、江湖、森林、动物等自然界存在所遭受的毁灭的描写中，作家传达了强烈的代人类忏悔的意识，正是由于包括自己在内的国人的愚昧与狂妄，才导致了今日中国污染遍布、百姓难以安居的现状。为此，他代表国人向自然母亲进行了深深的忏悔：“黄河待子孙恩重如山，/可后人却对她大不敬，/——敲骨吸髓，/害得她灰头土脸。/今天，渐悟的我们当满怀忏悔，/在龙门在人门在鬼门在神门——/一路叩首，向母亲赔礼道歉。”[3]作为对策，诗人主张从人心的自我反省着手，进而整肃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诗人主张通过净化心灵的方式达到拯救环境的目的，因此他认为要想避免人们干污染天地的事，应该反思的是人心，应该控告的也是人心，只有从根源上进行整肃，生态危机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缓解。诗人强调对于人心的控诉，实质是恢复人们久已生疏的自然感和亲近感，重新建立对于自然的认识和尊敬。只有如此，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才可能得到遏制。
《心中的旷野——关于生态与精神的散记》是鲁枢元的散文随笔集，这部作品充满了对于自然追寻的思考。作家对于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主张泛道德化的，认为人们应该主动地扩展自己的伦理覆盖范围，使自然界的动物、植物和其它事物都纳入到人类的道德思考范围；而对于那些顽固坚持人类中心立场的行为和思想，作者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直接从人性、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反思。在《命债》这篇散文中，作家通过回忆自己童年时代捕捉蜻蜓的往事，为自己曾经无视蜻蜓的生命，暴虐、残忍地对待其它的生灵而深感愧疚。童年的“我”捕捉蜻蜓加以把玩，最后使这些可爱的小生命消失，这笔“命债”激发了作家强烈的原罪意识：“我欠下的这笔‘命债’，如果推上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法庭，是可以成立许多罪名的。从浅层的人类道德条令上讲，蜻蜓吃蚊子，是人类的朋友，是益虫，捕杀蜻蜓就是‘错诛忠良’；蜻蜓是弱者，对人几乎无丝毫的反击能力，捕杀蜻蜓就是‘残害幼弱’；而杀戮又是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进行的，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嬉戏，这就是‘滥杀无辜’。从深层的生态伦理法则上讲，蜻蜓和人都是地球演化出的宝贵生命，各有其存在的神圣意义，如果放纵此类‘恃强凌弱’的霸道行为继续下去，必将破坏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招致人类自己精神生态的恶化。”[4]童年时代的“我”虽然并未意识到自己行为对于其它生命的伤害，但是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更深刻地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普遍和顽固，视人类之外的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为工具，肆意攫取，无所不为。在对“命债”进行追溯和反思时，作家意识到人类与其它生命同样是自然界的完美产物，每一个生命、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空间，人们所能做的应该是对自然的爱护、对大地的亲近，而不是与此相反。作家将自己童年时代的蜻蜓命债与人类中心主义对于自然的征服、利用结合了起来，因此思考和批判也就更为遒劲有力。
二、面对原罪：精神深处的逍遥
张炜的《绿色遥思》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默契关系，表现出一种冥想自然的感悟方式：“我一人独处，倾听着天籁，默默接受着崭新的启示。我没有力量，沒有一点力量。然而惟有这里可以让我悄悄地恢复起什么。”[5]137浸染了东方文化的体悟，使得作家习惯于向内发掘精神的力量以抵御来自外界的干扰，从而重新获得一种心灵的静谧。当作家沉浸在与自然融合的往事里，试图以此来维持一种精神生活时，他常常感到与窗外大街上新兴的生活反差太大。现实欲望的膨胀，物质追求的泛滥，直接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面对这种情况，作家所希望的就是不想停留在嘈杂之处，不想呆在人群里，而代之以急匆匆地奔向河边，奔向草地和树林。在回避了那些非生态的欲望、亲近自然的过程中，作家获得了心灵的稳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作家对于现实的破坏生态环境的恶的抵制与反抗，我们只感受到了作家情感上的厌恶，而难以有内心更为深入的情感挣扎。
东方文明的一大局限，即在于面对无所不在的恶时总能寻找到自由逍遥的办法，从而将现实的苦难与忧愁进行巧妙的化解。在面对残食动物的行为时，作家意识到了生态伦理的存在，希望人们在美餐的时刻能够想到动物在流血、一个个生命被屠宰的情形，在对动物生命可爱的感受中减少对于生命的屠戮。但与此同时，作者又无力承担残食动物这一恶行的负重，没有勇气、能力和智慧在现实生活中应对这一状况，因而最终只能在对遥远未来的期望中回避了这一沉重的责任。在作家看来，解决之道在于未来，他只将自己的期待放置于这个遥不可及的将来：“我与大多数人同样地伪善和虚妄。似乎无力超越。我不止一次对人说过我的预测、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判断：如果我们的文明发展得还不算太慢的话，如果还来得及，那么人类总有一天会告别餐食动物的历史；也只有到了这一天，人类才会从根本上摆脱似乎是从来不可避免的悲剧。这差不多成了一个标志、一个界限。因为人类不可能用沾满鲜血的双手去摘取宇宙间完美的果子。我对此坚信不疑。”[5]141尽管作家试图表现出对于这种原罪感的认识，但是其言语方式又似乎在有意回避生态伦理与生命价值这一类沉重的话题。
王宗仁先生的小说《藏羚羊跪拜》也具有浓郁的忏悔意识和原罪意识。作品中的老猎人以打猎为生，获得的兽皮卖钱后除了消费一部分外，其余的用来救济路遇的朝圣者。一次，老猎人举枪瞄准草坡上的一只藏羚羊，奇怪的是，这只肥壮的藏羚羊并未逃走，反而用企求的眼神望着他，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下，两行长泪就从它眼里流了出来。老猎人有些心软，但是作为猎人的本能又促使他摁下了扳机。第二天，老猎人给藏羚羊开膛扒皮，才发现原来藏羚羊的子宫里静静卧着一只小藏羚羊。意识到自己莽撞的老猎人，“他吃惊得叫出了声，手中的屠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6]。于是老猎人在山坡上挖了个坑，将那只藏羚羊连同它那没有出世的孩子掩埋了。同时，老猎人也将自己的埋杈子枪埋下，从此在藏北草原上消失，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在这篇作品中，老猎人身上体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和生态伦理的激烈冲突。他一方面为了维系自己的生存而猎杀猎物，这有着无可指责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他又遵从朴素的生态教条，认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是通人性的，一切生命都有自己的存在意义。因此，在老猎人射杀藏羚羊之后，他身上的生态伦理观念被激活，他从藏羚羊临死前的眼神联系到人类的生命，体验到了两者生命所具有的共通性。当他发现自己意外地残害了另一个小生命时，毁坏生命、伤害生命的道德压力和伦理自责成为困扰其心灵的顽症。老猎人从这次意外事故中感受到了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他对于自然界中生命的敬畏得到了警醒，因此作出了不再打猎的决定。在他的这一行为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老猎人沉重的原罪意识，他试图用拒绝打猎的方式为自己的过错进行赎罪，以获得心灵的安稳。应该注意到，老猎人的行为仅仅是对其自身原罪行为的一种规避，他通过不再打猎的举动宣告了自己的原罪意识，以此来获得心灵的宽慰，却并没有对于自己的内心进行持久的忏悔和直面道德的压力，因而不免跌入审美逃避的文化惯性中去。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在揭露现实刺目的生态危机与环境灾难后，由于无法寻觅到精神上的静谧与谐和，于是采取了超然物外的视点，在对生态现世灾难的揭露后转而空谈自然的意义、净化内心的必要性，而对如何承担、继而拯救生态危机缺乏深入灵魂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