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语百年：生存还是灭亡
时间：2020-10-08 07:52:0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语言没有了，文化就无法完整保存。但正如全世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面临的困境一样，究竟是用外力努力保护，使其延续下去，还是顺其自然，任其衰亡，这都已经超过了语言学本身的研究范围。
1956年，刚刚在中国科学院语言所工作两年的孙宏开，受命去四川羌族地区做羌语调查，由此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羌语研究历程。
在此之前，这种只有读音没有文字的语言，虽然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是一直不为外界所了解。20世纪３０年代，著名学者闻宥深入川西羌藏地区，写出了第一部介绍羌语的著作《川西羌语之初步分析》，羌语才第一次引起世人的注意。但是，长期的战乱严重阻碍了羌语研究的深入，除闻宥、金鹏等部分学者对羌语有过零星的考察之外再没有任何系统的研究。
初识羌语
孙宏开一行的调查工作进行得十分艰苦。
接到通知后，孙宏开立即赶赴四川。先是坐火车到西安，然后再坐一段车到宝鸡，再包卡车到绵阳，再坐一段火车到成都，一走就是四五天。到了成都西南民族学院，调查组集结完毕便匆匆上路前往阿坝州。成都到阿坝虽已经通了公路，但路狭窄陡峭，一路上时常有石头砸到车前的盖子上。
当时阿坝州政府在海拔3890米的刷金寺。自然条件的恶劣并不是调查组面临的最大困难，就在这年春天，人民政府准备在四川西部藏区（通称“康巴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当地农奴主纠集数千人于3月间在理塘发动叛乱。随即，甘孜、阿坝等地也相继发生武装叛乱。
调查组到达阿坝的时候，刷金寺已是孤城，调查组的目的地之一——黑水芦花镇也是孤城。调查组是跟着解放军一起开进黑水的，调查队员们工作的时候也必须背着手榴弹和枪。孙宏开到麻窝调查的时候，这里刚刚遭受了叛乱分子的袭击，贸易公司和工作组有十几人被杀，一座座新坟密布在村子不远处。
刚到阿坝州，叛乱尚未平息，调查组找不到人来接受调查，就找了一个女通司（翻译），逐一记录她的话，一类一类地问：天地，身体，走路……
在经过一段前期调查后，孙宏开和队友们回到了成都。仅仅凭借他们这一小批人，是根本不可能完成工程量如此浩大的语言调查的。他们根据积累起的初步经验，编制成羌语调查大纲，又开办了一期羌语调查训练班。调查组扩大到五十来人，之后再回到羌区继续调查。
羌语调查人员分为四个组，黑水的羌语保存得最好，因此有两个组，茂县、理县各一个组。调查四个月，每组五到六个调查点，一共是34个点。每个点需要记3500个常用词，整理一套音位系统。同时，需录大纲规定的六七百个句子，形成一套语法。此外，再补充一些长篇故事。
孙宏开足迹遍及整个羌族地区，他几乎走遍了黑水、茂县的每个羌寨。在调查过程中，他不仅了解了羌族深厚的民族文化，还被羌族百姓的忠厚所震撼。
1987年，当孙宏开带着北大两个研究生去搞抽样调查，一次来到曾经调查过的桃坪，看到了当年的房东大娘。老大娘因为白内障，眼睛都瞎了，却摸索着找出一张发黄的照片说：“孙同志你又来了，你看你1956年照的照片还在这儿呐。”
1958年田野调查基本结束，正当孙宏开和队友们根据调查资料写出初步的羌族文字方案时，大跃进已经在全国展开。在同年的文字改革工作会上，有彝族代表提出，我们的文字方案不要了，一步到位直接学汉文。阿坝州的一个代表也提出，羌族也要大跃进，直接学汉文。羌文的创制也就此被搁置下来。
虽然没能创造羌文，这个方案却在黑水得到了实施。
当时黑水县教育落后，各村各寨的小学老师都不懂羌语，教学工作根本无法顺利进行。为此，文教局就请阿坝州民族语言研究室帮助他们向这些小学教师教授羌语，孙宏开他们设计的拼音方案也就派上了用场。虽然只是一个多月的短期培训，这些小学教师们基本上掌握了常用的羌语词汇，为他们的教学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次短暂的羌语实验也为后来的羌语创制提供了经验。
羌文创造与羌语复兴
文革结束后，孙宏开主持编写了《羌语简志》，详细介绍了羌语和羌语方言，为日后学术界系统研究羌语打下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羌族代表在四川省人代会提出创造羌语文字的要求。1989年7月，四川省民委组建了“四川省羌族拼音文字方案创制领导小组”，下设创制办公室具体负责这一工作。创制办公室从茂县、汶川、理县、松潘、北川抽调12名羌族专业干部组成了《羌族拼音文字方案》创制骨干队伍。孙宏开受聘担任顾问，指导帮助调查工作的开展。
在这期间，孙宏开再度深入羌区，一面上课，手把手教导这些羌族干部；一面调查，扩充词汇，由原来的3500个扩充到7000个，在此基础上整理音位系统。羌族文字方案设计出来后在羌族地区做试点教学，证明是可行的后，才上报到国家民委。国家民委召开了十几个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之后再试点，算是通过。当时，阿坝师专两个班，威州师专三个班一共二百多人学习羌语，作为小学羌语教学骨干。
然而，几年过后，羌语复兴运动的势头又冷却下来。一方面是羌族拼音文字方案一直未获主管部门书面批准，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大多数羌族群众认为汉语比羌语更为重要。
如今，羌文虽然可以试行，但是羌语的衰落却成为无法阻挡的趋势。现在，羌族30万人，真正讲自己母语的却不到10万。
难以左右的命运
面对羌语逐步衰落的现实，作为语言学家，孙宏开清楚地知道，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语言没有了，文化就无法完整保存。
羌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释比的唱词传承的，而释比的唱词是用羌语唱的。羌语不仅承载着羌族的历史和文化，它还是羌族独特世界观的体现。
孙宏开在语言学研究中发现，羌语有大量的前缀。在动词，如走、背、扔等前面有表示方向的前缀。与汉语用东南西北表达方位不同，羌语只有日出日落，水流的上游和下游，靠山和靠水，都由词缀来表示。羌族人根据当地山势地理河流，在山区里定居，创造了这套词缀。这一套独特的认知体系，彝语和藏语里都没有。
不独于此，羌语里面还有大量羌族医学的词汇，释比们在做法的时候往往会给病人服用一些特殊的药物，再加上所谓的法术就能够治疗疾病。这其中就有很多有价值的医药知识尚不为其他民族所认识，如果羌语消失，这些文明成果恐怕也就烟消云散了。
羌语不仅是羌族文化的核心载体，它还是研究民族历史的重要资料。通过羌语及其周边语言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民族迁徙与分化的历史轨迹。
著名的羌族研究专家李绍明发现，羌区各民族保留了大量母语，与羌语很接近，跟藏语却完全不同，由此做出判断：吐蕃真正覆盖羌区，是在元以后才真正实现的。
通过语言学分析，孙宏开更是找出了藏缅语族一环套着一环的演变链，每一个语言都在链条上。因为文化相对落后，藏缅语系民族分化的过程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只要分析各个语言中存在的现象，研究它的同源关系，就能把这个演变链理出来。
羌族作为古羌中的一支，不仅和羌语支的民族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同整个汉藏语系的各个民族都有关联，羌语就成了研究我国民族演变的“活化石”。
但如果仅仅将羌语看作一种静态的研究对象，显然有悖于孙宏开最初搞语言调查的初衷，这位搞了数十年语言研究的学者，期望着能在羌语地区开展双语教学，进而让更多的人掌握和学会羌语，使得羌语及羌文化一代代传承发展下去。
但正如全世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面临的困境一样，究竟是用外力努力保护，使其延续下去，还是顺其自然，任其衰亡，这都已经超过了语言学本身的研究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