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无处不在
时间：2020-10-10 07:55:0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这种事与你的受教育程度、你的年龄、你的环境、施害者的身份甚至是你的性别都没有关系，它无处不在。
“在一艘满是破洞的大船上，所有人都难逃被溺亡的命运，身处一等舱、二等舱还是甲板，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在微博上发起“I’ll be your voice”话题标签的常江这样向《方圆》记者阐释性骚扰问题的普遍性。
如果不是自己遭遇了性騷扰，宋明（化名）会以为这种事情只与女性有关。那是4年前的夏天，大学读研的他在某教学楼里上自习，上厕所洗手期间，他突然被人从身后抱住，那种动作，起初他以为是哪个手欠的室友搞出来的恶作剧，直到动作变为明显有侵略性和冒犯性的抚摸，他才惊得回过了头。“我第一反应是用手肘推开了那个人；第二反应是看清了那张脸——一张明显与‘校园’二字格格不入的30多岁的男性面孔；第三反应是呵斥了他。在我第二次不示弱地呵斥后，那人才快步溜走了。”
因为事发突然，宋明很快就不受此事的影响了，但他始终不敢忘记这次的经历，在一个惬意午后的校园里，他一个大男生，被厕所里的变态恶心了一把。那种内心深处的耻感，让他在这段时期的“Me Too”潮流中更加深刻地体察到众多女性受害者的遭遇和心境。同理心让他明白，身处在不平等的性别结构之下，没有谁是绝对的赢家。
“这种事与你的受教育程度、你的年龄、你的环境、施害者的身份甚至是你的性别都没有关系，它无处不在。”宋明说。
互联网缠扰式性骚扰
2个月前，微博博主鲸书发文，自己被杭州男子姚某网络侮辱和性骚扰了3年，根据她的叙述，姚某对鲸书的骚扰主要通过社交媒体和电话，以语言辱骂和威胁为主，也包括部分性骚扰语言，比如幻想与鲸书的亲密接触以及与其“生娃”等，且肆意接近鲸书的社交关系，不断对鲸书的生活施加负面的信息影响。
此事对鲸书的困扰是，这中间她清空过微博、豆瓣，发状态从不定位，尽力维护自己的隐私，但可怕的是，还是不能避免姚某找到她拍戏的剧组堵她，到处找鲸书的好友打探她的消息。无奈之下，鲸书决定报警并采取法律行动。
鲸书受性骚扰一事引发了一阵舆论喧哗。在鲸书微博的评论版上，类似事件比比皆是。
“我就遇到过这种神经病，共事一年，骚扰十年。每天跟踪我上下班，一天换无数号码打电话，发各种恶心短信。报警连警察都说没用。换过好多次号码，连带我的朋友都被骚扰。那些年用的最熟练的手机软件就是手机卫士屏蔽软件。想想当年还气得发抖，心疼那个刚毕业才二十几岁的自己。”
“真的很能理解你的遭遇，我大一的时候就碰到过这种事情，对他礼貌的微笑就是喜欢，反感跟他讲话被认成不好意思，骂人被看作撒娇，天天短信轰炸，全是臆想出来的内容，对这种神经病，真的零容忍，支持你。”
这些案例其实已不止于性骚扰，施害者甚至已存在“钟情妄想”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目前仍旧没有针对这种缠扰行为的专门法律，鲸书本人亦在烦琐维权过程中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且表示，如今自己对姚某本人的恨意已上升到“被疯狂骚扰维权不得这一现象的痛恨”。
但谁都清楚的一个事实是，此种缠绕绝非小事。“女生拒绝求爱，被烧死在路虎车内”“豆瓣女用户被疯狂纠缠，抑郁自杀”等恶性事件表明，如此骚扰行为往往是极端暴力的前奏。
2015年，联合国妇女署发布的《反对针对妇女和女童的网络暴力》的报告曾提及，在全世界使用互联网的女性中，有73%的妇女表示自己曾暴露于网络暴力，其中18岁至24岁大学与职业初期年龄段的青年女性更容易遭受网络性别暴力，包括暴力威胁、缠绕和性骚扰。而就目前来看，这些受害者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只有不作回应、走为上策，因为受害者任何的回应与情绪表达，都会鼓励对方的行为升级。而面对这些摧毁普通用户隐私和安宁的恶行，无论是互联网提供者还是立法、执法部门，都还有很多责任有待履行。
穿着暴露从来不是性骚扰的理由
当一位女性在公共场合里被性骚扰，她的穿戴打扮通常会首先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换句话说，穿着暴露与否，早已被人们当成衡量是否会被性骚扰的标准之一。
“Me Too”运动期间，学者刘瑜发表的论辩就曾表示，她不同意“无论女人怎么说怎么做怎么穿，男人没有权利误解她的意图”这一说法，刘瑜认为，“穿得少被强奸”不是男权文化，而是信号机制，“女孩出于自我保护，或许应该思考如何向一个男人准确地传达自己所想传达的信号。如果你穿得袒胸露背去单独和一个男人约会，并且微醺之中靠住一个男人的肩膀，固然，男人这时候依然没有权利对你进行身体冒犯，但是如果对方误解你的意图，或许只是愚蠢而非邪恶。这不是‘荡妇羞辱’理论，这是人类常识”。
然其此观点却遭到了法学博士赵丹喵的驳斥，赵丹喵说，“‘穿得少被强奸’是社会现实，但这个社会不应该是这样。你穿得少没有错，是社会错了，只能说在社会现实没有被改变之前，保护自己和呼吁社会进步应该双管齐下”。
二人此争论其实已涉及女权主义的一个经典论争：在性侵犯、性骚扰事件中，受害者有没有责任？几年前曾有过一个社会新闻，上海地铁官方微博劝告女士穿着不要太暴露，以免受到坏人的骚扰。后来有两位女孩举牌子到地铁抗议，牌子上写的是，“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
两性学家李银河发文介绍，“在美国，一个强奸犯曾以受害人穿着暴露为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结果当然是他的指责不能成立。我国刑法中有‘侮辱妇女罪’，专门制裁这种犯罪行为，受害者的穿着打扮不能成为犯罪的理由，也不能为犯罪者减罪”。
最近比利时的一个展览也在网上流传，这个展览展出的是一些女性被性侵犯时的穿着，绝大部分穿着都非常普通，根本谈不上暴露。“如果暴露会成为性犯罪的理由，那海滩和游泳馆岂不是每分钟都要犯罪了？”李银河说。
一个例子可以佐证，去年7月份，女权主义者小米（化名）在回家途中遭遇了出租车司机的性骚扰，脱身后的小米在后来接受媒体的电话采访时自我审视起来，“我是不是哪个行为轻佻了，我是不是衣服穿得暴露了？但我全身都捂得严严实实啊！”她在电话那头哽咽着说，“他完完全全就是要找一个猎物，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男人，我是一个女人，所以说什么晚上一个人出门，穿得暴露，这些统统都不是理由，都是借口。”
而网友阿珂（化名）则是在穿着校服的情况下被摸。“那是在公交车上，车上只剩最后一排最里面两个位置，我上车后本意直接站着，把位置让给身后的老人。那个老人走到位置后示意我坐进去，我也没多想，还以为就是善意的谦让，车开动后老人跟我搭话，就是问我读几年级啊、到哪一站下车啊住哪啊，然后就转到问我怕不怕痒。我心想关你什么事，还是应了句不怕。还以为是自来熟的老头，没想到他下一步就开始动手动脚，还说看我是真的不怕还是假的……因为是第一次被骚扰没反应过来啊！他刚开始摸我腰侧，然后袭胸，最后还要摸我私处。我当时就反应过来甩开他，然后刚好到了一个站点，马上下了车，还好他没跟下来。觉得还是要强身健体学些防身的，希望可以回去给玷污我童年的那些性骚扰猥琐男一人一巴掌。”
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滋生的性骚扰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一直长期关注性骚扰和性侵犯领域的问题，这是一家专职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当前已经接触并办理过一批典型案例，也一直在进行相关立法的推动工作，积累了处理类似案件的丰富经验。事务所的执行主任吕孝权告诉《方圆》记者，国内这波“me too”运动以来，前来就性骚扰问题进行法律咨询的人数呈井喷式增长，其中发生在职场的性骚扰案件较为突出。
所谓职场性骚扰，是指发生在工作场所的、违背对方意愿的、具有性含义的言行。该言行损害了求职者或者员工的尊严，使其在工作中处于某种不利地位或难以忍受的敌意环境中。
在吕孝权看来，职场性骚扰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职场性骚扰指的是发生在企事业单位里来自上级、同事或客户的性骚扰；而广义的职场性骚扰则包括校园性骚扰、医患领域性骚扰等。无论狭义和广义，针对的都是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滋生的性骚扰，前者是在职场中，后者是在高校、医院等场所，这都是十分典型的父权制的权力场域。骚扰者利用职位上的优势，以答应录用或者升职、提薪等为条件强迫对方提供性回报，如果对方拒绝就不录用或者降职、减薪甚至辞退等。
职场性骚扰一般发生在工作场所， 按照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给出的定义，“工作场所是指员工因工作而需要在场或前往并在雇主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的一切地点，包括日常办公场所和其他履行职责的场所，例如，客户的办公室、商务旅行的目的地、商务午餐、晚餐地点、营业部、客户的家中等，还包括本职工作的适当延伸场所，例如，公司组织的旅行、社交活动、下班后的聚会等场所。”
王琳（化名）所在的部门负责人就是在延伸场所对其进行的性骚扰。“部门聚餐时，我由于不胜酒力，他主动要求送我回家。途中对我进行强吻。我当时出于传统思想的束缚以及他领导的身份，没有大声呼救。挣扎着推开了他，但他却更加放肆，把手伸进我衣服里乱摸。”
和王琳一样，吕欣（化名）则遭受其所在医院科室主任的骚扰。他以买车、送她去国外学习等为条件要求跟他上床，被她拒绝后，又在今年年初以出差为由要求她陪同他去南京祭祖，同时一再提出开房、上床的要求。屡屡遭拒后，那位科室主任利用职权停止了吕欣的临床工作，让她去图书馆看书写文章，吕欣害怕他会以旷工为由开除自己，所以每天还是会去办公室。但同事们见了她经常会问，“你怎么来了”，这让吕欣感到特别的尴尬。为解决此问题，吕欣找那位科室主任谈话，并录了音，可那位科室主任却表示提出上床的要求是考验她对科室的忠诚度，一副“你能奈我如何”的嘴脸。考虑到此人毫无悔改之意，吕欣选择向院里的纪委和院长投诉，让她失望的是，医院并没有给出任何的处理结果，反而还暗示她，意在让她自己提出调走。
以上两例性骚扰都存在上下级关系，反抗和拒绝都面临着一种工作上的风险。据千千律师事务所的调查，遭受性骚扰后表示自己明确拒绝者中有56.3%的人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但是，另有近一半人还是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不良影响，其中19.3%的人遭受了不良舆论，13.5%的人被降薪，7%的人调离原单位，降职和被迫辞职的人分别占6.2%和5.2%。
受害者王琳选择了长时间的沉默，这让她常常半夜惊醒，精神始终处在一种紧张状态，害怕与人相处，害怕上班，更怕看到那位部门主任，直到患了应激障碍伴抑郁症，这才告诉家人。
除此之外，招聘、实习环节里所衍生出的权利落差，也是滋生性骚扰问题的温床。大学生阿丹（化名）大学期间勤工俭学，经常出去參加礼仪、模特等活动。其间认识了一个向航空公司输送空姐的老板。面试的时候，老板单独给她留了名片。有次老板约她在单间见面，“他突然问我，你手上的手链真好看，谁给你买的啊，我说是男友。他一下子就站起来然后走到我这边给我挤到角落里（他本人至少220斤），一手搭着我的肩膀说：我也可以给你买比这更好看的手链，你想不想要？ 他得寸进尺又想做点什么，我真的是很忍着说您要是再这样我要喊人了，他才退后到自己的位置上”。这是非常典型的利用面试、招聘实施的性骚扰，其中隐藏的依然是一种利用手握别人命运的权力。
这种利用特殊职权实施性骚扰的状况无处不在。自由女诗人小黄揭发了某报纸赵姓编辑多次对她性骚扰，赵编辑利用可以发表诗歌的权力约小黄吃饭，据小黄说，“吃饭时，不管是聊天还是语言上，他都是宝贝啊这样地叫。他是有过一些行为，但是都被我躲过了，毕竟是在大庭广众下”。小黄将与赵编辑的聊天记录公之于众，在微信聊天中，赵编辑声称，“饭前饭后浪漫一把”“无性无诗”，并威胁“想不想明天发组诗了？”“诗集想出不？”“不出就算了”。赵编辑最终被报社调查，事后有网友称，也曾在该晚报发表过散文，但随后再没有投过稿，“原因差不多”。这种利用职权的性骚扰往往不是只针对一个人的偶然现象。
在为这些受害者解惑维权的过程中，吕孝权发现，与公共场所性骚扰相比，职场性骚扰有其特殊性，一是行为手段的非传统和非暴力性；二是行为模式的权力控制性与精神控制性。“正是基于上述突出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尤其是相关处理机构和办案机关）处理相关问题时一定要擦亮眼睛，透过表象看到此类案/事件背后的权力控制关系。”
同时，更重要的是，吕孝权发现已有案由选择无法涵盖性骚扰受害者所承受的多种伤害，他希望这次的“me too”浪潮可以推动司法的改变，让性骚扰成为独立的案由，并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予以严肃处理和严厉制裁，还世界一片净土。“这般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的性骚扰，应当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