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历史建构与文学关系的内在紧张
时间：2020-11-19 10:42:0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对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初30年的文学经验总结,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对意识形态与文学关系的分析入手,来看待新的社会文化意识结构对文学艺术的历史要求,同时,这种要求在文学艺术领域所呈现的复杂动荡的变动关系。中国文学从未像这一时期的文学那样,表现出强烈而鲜明的国家意识。但另一方面,基于创作自由的自主要求,作家、艺术家常常不适应高度国家化的管理方式,对过度干预创作自由的行政作风,表现出反感。由此造成一个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学之间的紧张关系。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社会生活;关系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4-0160-13
作者简介:
杨 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上海 200062)
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的社会和文学经历了最难忘的岁月。有学者总结这一时段的诗歌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时说:“开头是一个大事件的开头”,“结束是另一个大事件的结束。”“这两个大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对于中国当代社会的影响都是全局性的,当然也影响并决定着这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和诗歌形态。”①他所说的开头,是指共和国的成立,那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他所说的结束,是指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史称“十月惊雷”。被重大历史事件牢牢裹夹着的社会生活与当代中国文学关系,照例是有很多话可以说的。但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各种当代史的叙述,在各现叙事特色的同时,却又总是不尽如人意。探讨这一时段文学与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关系,常常让人百感交集。从1950年代中国作家热情拥抱政治,倡导文学要“干预生活”,到1980年代作家、批评家主张远离政治,标举“纯文学”。从1950年代王瑶编写新中国第一部新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稿》,热烈欢呼国家权力强势介入文学艺术,认为“这些都保证了我们可以产生出无愧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作品,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将展开光辉灿烂的一页”②。到20世纪末,国家和政府主动推行文化体制改革,强调政府权力部门不能包办文化事业③。从1950年代高歌猛进,诗人们忘情地歌唱——“我到处看到朝气蓬勃、前进和新生”④,到1970年代初伤感地叹息——“我已走到了幻想的尽头,……”⑤这种从希望坠入绝望,由欢心鼓舞跌进痛苦深渊,由强化国家意识,到呼唤个人心灵自由,……凡此种种,所有高开低落的悲喜剧目,都让我们感觉到要真切而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与文学的关系,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那么,我们该从哪里开始来认识这一段难以叙述的历史呢?
一
还是着眼于文学现象,从那些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来进入历史的长河吧。
1949年开始的新中国文学,在同时代人眼中,毫无争议的是一个新的开端。胡风在当时以交响诗的形式,创作了长诗《时间开始了》。在他眼里,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一个新的时间的诞生。这个时间的主体,是属于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的作家作品,才具有划时代的时间意义,像那些追随国民党政治势力的海外文学创作,像那些浮游于小报和市民趣味的沪上通俗文学,像那些留恋于旧传统旧诗词的文坛遗老趣味,似乎都在“时间”之外。这种新中国的当代时间意识,具有普遍的意义,甚至像沈从文这样的自由主义作家,也意识到新的时间对于以往历史经验的阻断:“一切得重新学习,慢慢才会进步,这是我另外一种学习的起始。”(注:引自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1页。)由新政权建立而引发作家、艺术家对文学经验及其表达形式问题的重新思考,非常明确地传递着一个信息,那就是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所谓重新开始,不是回归到以往的传统轨道,而是脱离旧传统,与新社会所需要的欣欣向荣的新局面、新气氛相协调。这种咸与维新、唯新是瞻的社会心理,不是当时新中国一枝独秀,而是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浪潮冲击之下普遍的社会心理。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称之为“现代性的断裂”,即“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弃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
(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在论及这一时期社会生活与文学关系时,令很多研究者感到不解的现象是,一些刚刚跨过1949年门槛的作家、批评家,除了自觉接受新中国新的社会现实之外,创作上似乎都呈现出一种徘徊和停滞。典型的如曹禺、巴金等作家,1949年后,虽热情依旧,但创作的步伐明显慢了很多,对他们而言,唯恐落伍,有一种追赶时代的急迫感。其实,像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何其芳、冯雪峰、邵荃麟等坚定的左翼作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当茅盾主编的《人民文学》正为发表像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这样的作品感到兴奋时,《文艺报》却以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给予迎头痛击。当很多的作家、批评家自以为电影《武训传》宣传的是新政府所需要的进步思想,并因此而大加赞赏之际,《人民日报》以醒目的社论标题,告诫人们:“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注:参见《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引自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卷》(上),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页。)当蓝翎、李希凡这两个“小人物”在《红楼梦》研究上挑战俞平伯的权威时,冯雪峰主持的《文艺报》全然不当回事,可意想不到的结果是身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亲自干预,为此事给中央政治局和相关成员写信,批评一些执掌文坛大权的“大人物”“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注: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如果说,对很多自由主义作家、批评家在新时代需要补上社会主义理想这一课的话,那些经受历史雨雪风霜考验的左翼战士,在新社会新时代也常常遭遇经验的“中断”。这种在现实面前感到无所适从的茫然感和焦虑心理,在今天常常被一些研究者简单地理解为政治对文艺的过度干预。但这样的解释却让人有不尽然之感。要说政治干预文学的案例,在中国并不始于1949年之后。在1940年代的解放区,也曾有过为《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等作品展开的激烈辩论。但在1949年前的时空环境中,不论是解放区还是国统区,作家和评论家似乎对政治干预文学的举动,都有一种自觉的抗拒力和免疫力,换句话说,政治再怎么强悍,都不能最终动摇作家、批评家对自己写作能力的自信。到了1949年后,情况发生变化,作家、批评家还是原来那批历经磨难的作家、批评家,但他们的文学自信在与新政权交往过程中,大都被政治威权所同化。从郭沫若、茅盾、巴金、沈从文、曹禺等文坛泰斗,到初出茅庐的王蒙、刘绍棠等文学新秀,无一例外,清一色的现实主义风格,循规蹈矩,很难见到轮廓鲜明的作家自我个性的张扬。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时期的作家、批评家在遭遇政治过度干预之后,无法以一种较为正常的文学心态继续自己的创作,反倒要积极追赶政治行进的步伐?
这或许与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动员方式有关。如果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了,而它与传统国家的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不再是像传统农业社会那样以家庭为单位的松散组织形式来建构社会。现代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遭受百年列强欺辱的后发现代国家,它的现代化动员形式之一,不是依靠社会财富自然积累的形式缓慢地进行现代化建设,而是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快速完成资本积累,吸取西方现代国家花费高昂代价经过几个世纪才组织起来的社会管理方式,以对抗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给后发现代国家的压力。这大概就是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刺激-反应”的社会运动模式。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改造的主要目标,是将社会资源集中起来,进行现代化所必需的社会组织动员。军事和政治领域的国家化程度,通过数十年的战争磨合,到新中国成立时已经非常有效。经济上,通过农村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通过城市民族资本的赎买政策,已逐步将经济资源集中到国家手中。相比之下,最容易被人忽视,也最难以集中到国家组织系统之中的,是文化领域的诸多力量,尤其是文学艺术领域的文化人的思想。因为文学、文化工作常常被人习惯理解为是一种自由职业,与国家权力机构之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以1950年代遭受批判的俞平伯为例,从1920年代初登文坛,到1950年代遭遇政治批判,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日据时期,抑或1949年后的新中国初建阶段,俞平伯作为文化人的社会地位一直非常稳固。他远离政治权利,热爱文学艺术,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政治权力数度变更,似乎都无法触动像俞平伯这一类文化人的社会基础与思想意识,当然,更不会在这些文化人思想意识深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化上,像俞平伯这一类人物虽意识到江山变异,吾辈读书人当谨慎从事,但文化上的优越感依然如故。不仅他们自己感到文化上有一种优越感,甚至是新政权内一帮执掌文化大权的人物,如周扬、冯雪峰等人,也认为像俞平伯等社会名流,与他们交往需要谨慎从事,讲究政策,做好统战工作。所以,当蓝翎、李希凡这些“小人物”将言辞激烈、充满火药味的文章,投向《文艺报》时,冯雪峰等当然不予理会。然而,对于一个新政权而言,尤其是当它希望调动社会所有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时,它能够满足于这样一种松散的文化状况吗?政治、经济、军事上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现代国家意志高度集中起来了,可以说内外进展顺利,但文化上,尤其是文学艺术方面却是进展缓慢。这种缓慢不是说建国后文化人反对或者对新政府的政策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而在于文化艺术领域的思想意识的集中程度还不能达到像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那样高度一致。新政权能不能在文化上树立自己的权威,或许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一直牵挂在心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并不是在一般的文学意义上讨论《红楼梦》到底表现了什么的问题,而是从政治敏感的高度指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之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