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已有近四十年没有集中讨论了。近年来，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已不仅仅局限于史学领域，而以更宽泛的形式在文学、影视中表现出来，乃至屡屡发生人难以容忍的胡乱评价历史人物的现象。为此，我们在争鸣栏目中，陆续推出相关的文章。本期刊登的第一、第二篇文章观点相去甚远，孰是孰非，尽可争鸣。我们期待着，广大作者和读者积极参与讨论。——编者

一

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一直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历史上若干重要人物，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以及作用，历史工作者对他们作出了比较实事求是和客观公允的评价。其中有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曾经有过起落和反复，但很少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然而，近年影视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却大起大落，例如《走向共和》中的慈禧、李鸿章等，《乾隆王朝》中的和等。

５９集历史巨片《走向共和》在宣传广告中说：“一部历史题材的宏篇巨著，一段刻骨铭心的近代悲剧，一群个性鲜明的风云人物，一幕慷慨激昂的民族史诗”。笔者观看该剧后，却未免失望，尤其是该剧对所谓“风云人物”慈禧、李鸿章等形象的塑造有违背史实、标奇立异、矫枉过正之嫌。

该剧是以“严肃的历史正剧”出现在观众面前的，因此，播出以后在青年学生的思想中引起混乱。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人和事与书本上学的不一样，特别是电视剧着力渲染的“风云人物”，他们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观众看到电视剧中的李鸿章并不是什么“卖国贼”，而是“忍辱负重”的“爱国者”；相反，曾经积极支持变法维新的两朝帝师翁同却是“清流误国”的小人。剧中的慈禧忧国忧民，特别是她主张利用“义和团”，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话，悍然宣布对英德美等１１国同时开战，很有一些“爱国主义”的味道；而光绪却缩头缩脑、毫无主见。

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高健民先生说：“《走向共和》以‘不以道德论英雄，以推动时代进步论英雄’的全新视角，把剧中人物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中重新审视，通过对人物内心的细致刻画，还历史人物本来面目，突破了人们对他们概念化的评判。”高健民先生认为，对慈禧、李鸿章等历史人物的刻画是“还历史人物本来面目”，突破了历史工作者长期以来“对他们概念化的评判”。

慈禧、李鸿章等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果然如《走向共和》所刻画的那样吗？

在学术研究领域，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曾经长期流于脸谱化。“好人”绝对好，好到头顶佛光；“坏人”绝对坏，坏到脚底生疮。改革开放以后，这种风气被打破，学术界对慈禧、李鸿章等历史人物重新审视，作了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评价。当然，评价有高有低，却几乎没有人称慈禧、李鸿章等是“出色的政治家”和“忍辱负重”的“爱国者”。

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常常难以简单地以“好人”还是“坏人”来评判。但有的历史人物例如慈禧，就可以以“好人”还是“坏人”这个最原始也是最大众的标准来评判。在中国历史上，慈禧如果不是坏人，那么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是没有坏人了。

《走向共和》中的慈禧、李鸿章等虽然没有脸谱化，但对他们实在有美化之嫌。鸦片战争以降至新中国的历史１１０年，时间不长，留下的档案资料可谓汗牛充栋。如李鸿章所言，期间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充足的历史资料和复杂的历史背景*9熏使我们对这一段历史人物的评判颇费斟酌。《走向共和》却没有根据这些档案，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慈禧和李鸿章。

二

慈禧一生穷奢极欲。据总管太监小德张回忆，慈禧每天花费４万两纹银，她两个月不到的花销即可购买一艘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可是她为庆祝自己６０寿辰竟要动用海军经费修造颐和园。前后动用经费一说两三千万两，一说一千多万两。由于经费缺乏，海军无力购置航速较快的新军舰。慈禧骄奢淫逸、误国误民，却被解释为是“为朝廷争面子”，也就是为国家争面子。“一个老百姓是这样，一个国家更是如此，慈禧认为如果她，一个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生日办寒碜了，怎么能体现大清国的国泰民安？那样洋人就会瞧不起，老百姓也会不服你。洋人瞧不起，他就会欺负你，老百姓不服，你就会出事，江山社稷就会毁于一旦。所以慈禧办生日就大办特办，她是在为朝廷争面子。”真是奇谈怪论，办生日竟是为朝廷、为国家争面子！慈禧办了体面的生日，为朝廷、为国家争了体面的面子，洋人就瞧得起了？就不会欺负中国人了？我们看到洋人不是照样欺负中国人吗。慈禧办生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痛心地看到颐和园的石舫造成了，北洋水师的军舰却沉没了。

对于维新新政，慈禧起初应允，后又翻悔，杀害了戊戌六君子，幽闭了光绪皇帝。参与维新新政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海外，受到外国列强庇护，慈禧由是对列强强烈不满。面对八国联军的入侵，慈禧曾经４次召开御前会议。真正促使慈禧下决心对外宣战的原因，绝不是慈禧的爱国之心和民族正义感，而是由于慈禧接获谎报，称列强将出面阻止废立之举，并称照会“勒令皇太后归政”。慈禧闻讯暴跳如雷，在殿上歇斯底里地大喊：“洋人焉敢干预我的大权！”不顾光绪等反对，悍然决定宣战，全然不顾后果。她利用义和团，不过是发泄其对洋人的不满罢了。慈禧流亡后，为了重掌大权，宣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不过这句话，电视剧中的慈禧羞羞答答，只说了前半句。

对于清政府的“新政”与“预备立宪”，这是当时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慈禧而言，是不得已而为之。《走向共和》对这一段历史和慈禧言行亦有拔高之嫌。

慈禧１７岁入宫，就是这样一个粗通文墨、不学无术而私欲极强的女人统治中国竟达４７年之久。慈禧三次发动政变，三次垂帘听政，然而，她精于权术而昧于世界，精于私欲而昧于政事。可以说，慈禧统治的半个世纪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屈辱的年代。爬梳历史档案，实在看不出慈禧对“时代进步”有过什么“推动”。如果说有什么的话，那么，用汉人、废八股、推“新政”、建学堂可以算是慈禧的“丰功伟绩”了。清王朝的灭亡，实际上灭亡在慈禧的手中。就是这样一个女人，竟被定位于“清末出色的女政治家”！

三

在清一代官员中，李鸿章是具有世界意识的官员。李鸿章以入幕曾国藩、创办淮军而闻名于朝廷。李鸿章的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争中壮大，而他也以数十万“叛逆者”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花翎，由江苏巡抚升任湖广总督，奉旨加太子太保衔、升授协办大学士。

中日甲午之役，是李鸿章一生重要的转折点，也是近代中国重要的转折点。李鸿章始误于朝鲜外交，至朝鲜内乱，授人口实；及日本调兵遣将，李鸿章不作战争准备，依赖他国调停；战事初起，淮军军纪涣散，平壤一役，竟军无统帅；黄海一战，指挥失当，此后避战不出，坐以待毙。洋务运动３０年，结局竟然如此，是什么原因呢？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致力于陆海军，中国陆军拥有绿营６０万、八旗２０万，计８０万，相当于当时欧洲陆军的总和，军队人数居世界第一位。北洋舰队成军，总吨位４５０００吨，战舰２５艘。中国海军实力据当年《世界军事年鉴》统计，排名于世界海军第６至８位，约位居英、美、俄、德、法、西、意之后。李鸿章经营海军，军费不足是事实。海军军费不足，源于朝廷腐败。为恭祝慈禧万寿，清廷每年挪用海军军费３０万两以上。掌握财政大权的翁同当时为解决黄河决口急需的资金，曾经奏请朝廷停购海军船械两年，“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尽管如此，甲午战争前和甲午战争期间，为了支持北洋舰队订购快船，翁同代表户部一次拨银２００万两，又代海军衙门垫支２００万两，这是史有记载的。甲午前夕，英国生产时速为２３海里的４０００吨巡洋舰，李鸿章因军费“拮据”未能购买，后为日本所购，即为“吉野”号。正是该舰，在黄海一战中横冲直撞，乱我阵脚。

与中国军队比较，日本新建陆军仅１０万人。日本海军当时位居世界第１１至１６位之间，其吨位、炮位均在中国之后。但是日本后来居上，在甲午前夕拥有战舰２１艘，其中９艘为１８８９年下水，包括“吉野”号。日本海军装备款式新、速度快。至中日甲午战争前，原来比日本先进的中国海军在速度和火力方面已经落后于日本。但是，如将中日陆海军实力作总体比较，日本并不能望我之项背。然而，中日战事一开，淮军练勇屡战屡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致力经营的陆海军难道都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吗？朝廷倚为“长城”的李鸿章应当负什么责任呢？

诚然，李鸿章也有说不出的“苦”。海军之败，有舰船陈旧和炮弹缺乏等原因，资料记载说定远巨炮仅存炮弹１枚，镇远巨炮仅存炮弹２枚。但是，中国海军经费果真“拮据”到如此程度吗？不是。据史料记载，李鸿章赴日议和前夕，署理直隶总督王文韶“列册交代，有淮军银钱所存银八百余万两”。退一步说，即使海军经费“拮据”，北洋不能战，号称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淮军如何丢盔弃甲、一败再败呢？为李鸿章作传、处处为李鸿章辩解的梁启超也不能不发问李鸿章：“身任北洋，整军经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战？”

何以不能一战？真是发人深省。

李鸿章倾生平之精力，专注洋务。３０年洋务，中国综合实力有没有得到提高？事实说明，没有。我们注重形式，更注重效果。中国综合国力如果得到提高，何有甲午之辱、马关之耻、辛丑之费？综合实力没有得到提高，何以能战？

纵观李鸿章的一贯宗旨，他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所谓“和戎”者，即对外国列强“以羁縻为上”。李鸿章参与了晚清的许多重大外事活动：１８７４年琉球事件、１８８５年中法战争、１８９４年中日战争、１８９５年《马关条约》、１８９６年《中俄密约》、１９０１年《辛丑条约》等。在主办这些外交事宜时，李鸿章均主张“羁縻”。李鸿章“羁縻”了一生，“羁縻”统帅下的军队和战舰，何以能战？

当然，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多多，不能归罪于李鸿章一个人。姜鸣在其所著《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分析说，甲午海战失败，由于清政府海权观念薄弱而造成，这是根本原因之所在。中国以农立国，长期推行本农末商政策，清政府组建北洋水师不过是出于对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一种本能防御罢了。也就是说，搭个花架子，使外人不致轻我。真正说到战，那是不堪一击的。例如，清兵在炮筒上晒裤子，被西方人传为笑谈，其实，区区一件小事却反映了北洋水师的实质。

《南京条约》之签订，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然而，对中国伤害至深至烈的是《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马关条约》赔款２３０００万两，《辛丑条约》赔款９８０００万两，合计１２１０００万两，赔款数竟达中国财政收入的十数倍，中国焉能不穷，焉能不弱？《马关条约》规定割让台湾，造成领土残缺、祖国人民骨肉分离。作为两款条约的签订者，李鸿章要负什么责任？诚然，我们可以说，没有李鸿章，也会出现张鸿章、王鸿章，因为李鸿章执行的是朝廷行为，因为弱国无外交。

纵观世界其它国家以洋务走向富强，走向近代化，不胜枚举；中国却以洋务走向贫困，走向殖民化。责任固不在李鸿章一身，作为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却不能辞其咎。甲午战败后，李鸿章成为朝廷和民众的众矢之的，原因盖出于此。

以李鸿章为主导的洋务运动开一代风气之先，为促进中国走向近代化作了一定的努力。但是，对李鸿章的评价不能过高。因为中国近代化不能说始自洋务运动和李鸿章。中国洋务从理论上说，魏源最早提出“师夷之长技以治夷”，可以说是“夷务”或“洋务”的开始，其后则有洪仁的《资政新篇》。中国洋务从实践上说，也并非始于１８６１年的安庆内军械所。李秀成军中当时就设立“洋炮馆”和“洋炮官”，负责修理洋枪洋炮、制造子弹炮弹、仿造西式炮架等。李秀成还积极购买洋枪洋炮并聘请外国教练训练了一支“洋枪队”。如果说早期的“洋务”主要内容是购买洋枪洋炮、按西式方法训练军队以及创办军火工业，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农民阶级涉及的“洋务”和对近代化的探索视而不见。

作为封疆大吏的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利用职权中饱私囊，是他一生中抹不掉的污点。李鸿章对财富的贪婪和追求，不亚于大贪官和。他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接受了俄国３００万卢布的贿赂。他主持北洋海军期间，公开卖官，得金数以十万计。洋务运动中兴建的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通商银行等等，几乎皆有李鸿章股份。如轮船招商局，李鸿章破坏税律，利用招商局的船只免税运载他自己的私货，包括鸦片以及芜湖大米，至于免费运送淮军和军火则更是家常便饭。据苏联齐赫文斯基所著的《中国近代史》披露，与李鸿章同时代的一个外国人评价李鸿章说：“他是世界上最富的人，他的大量财富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就奠定了。……从那时起，他在帝国内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影响，加强了自己的势力，利用官方职权把自己的财富扩充到那样大的规模，正如当年中国俗话所说：‘李家的看门狗都很肥。’他一家在全帝国拥有几十万亩土地、大量的丝绸商店和当铺。”李鸿章死后，留给子孙的家产约合４０００万两白银，富可敌国。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可谓毁者毁，誉者誉，或毁誉参半。民众视李鸿章为“民族败类”，朝廷倚李鸿章为“国家栋梁”，士绅大夫则有毁有誉。大约《马关条约》签订以来，李鸿章的名字就与“卖国贼”的帽子紧紧扣在一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对李鸿章作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一般认为，对李鸿章前期誉多于毁，对李鸿章后期毁多于誉。

一个道德沦丧而对时代进步起过推动作用的人也可以称为“英雄”吗？何况，慈禧、李鸿章等是否对“时代进步”起了“推动”作用，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

四

《走向共和》对其余人物如袁世凯、孙中山等也多有违背史实之处。历史上的袁世凯被称之为“窃国大盗”，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唐德刚评价袁世凯是“治世能臣，乱世奸雄”。《走向共和》却着重表现了袁世凯“治世能臣”的一面，淡化了“乱世奸雄”的一面。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袁世凯思想开明、老谋深算、干练果断，与性格鲁莽、行为夸张、处世冒失的孙中山恰形成明显对比，难怪有观众在观看了电视剧后认为，辛亥革命的果实应当属于袁世凯。

引起观众注意和议论的还有电视剧《乾隆王朝》中和的形象。和是历史上著名的贪官，他深得乾隆赏识，弄权２０余年，积聚不义之财４万万两之多，相当于当时清政府８年财政收入的总和。长期以来，和被定位于中国历史上的贪官污吏，并且是领军人物，而在《乾隆王朝》中，和竟成为精明干练的政治家，他打击贪污、不询私情，精打细算、克己奉公，似乎成了清官。

说来说去，《走向共和》也好，《乾隆王朝》也好，其实，它们只是戏说的电视剧，是戏就当不得真。有观众评价说：“电视剧本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研究历史的地方，过于拔高电视剧的历史意义说不定会陷自己于尴尬之中。过去，央视隆重推出的《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等以历史为题材的电视剧，明明‘戏说’的成分不少，真实的历史多处被不严肃地遮蔽甚或篡改，但由于打着‘正剧’的招牌，精雕细刻，巧于包装，以致使得一些国人产生了时空倒错之感。”希望文艺工作者不要动不动就将某电视剧奉为“历史严肃的正剧”，以致混淆历史、误导一代学子。

同样一个历史人物，有人认为罪魁祸首，有人却认为是“女政治家”；有人认为是“卖国贼”，有人却认为是“爱国者”；有人认为是“窃国大盗”，有人却认为是“治世能臣”；有人认为是人皆可杀的贪官，有人却认为是“朝廷栋梁”。历史果真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

电视剧是大众的艺术，是形象的教材，其影响之大，要远远超过历史学家在学术殿堂里辛辛苦苦撰写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历史工作者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文艺工作者还是历史工作者，他们都担负着宣传人民、教育人民的任务。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应当以普及知识、寓教于乐为己任，优秀的历史工作者也应当尽可能使历史从历史学家的殿堂里走向大众化和通俗化。

当前学术界和文艺界都存在着一股浮躁之风。你撰文说慈禧是野心家，李鸿章是卖国贼，袁世凯是窃国大盗，这样的文章，导演不愿导，编辑不愿发，读者不愿看；但是，你撰文说慈禧是“女政治家”，李鸿章是“爱国者”，袁世凯是“治世能臣”，具有石破天惊之语，导演愿导，编辑愿发，读者爱看，只是罪过了历史事实，误导了一代学子。市场经济可以以历史事实作为交易吗？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创新吗？

无论是文艺工作者还是历史工作者，对于历史人物的塑造和评价应当遵循一个共同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人的一面旗帜，马克思的学说并没有过时。我们虽然曾经走过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阶级斗争一度搞过了头，以致于今天一提起阶级斗争就引起人们的反感。然而，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研究历史不能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可以以“全新视角”审视历史，研究历史，却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既然“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么，“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所有在阶级社会中生活的人都是有着自己的立场的，代表着某个阶级的利益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离开阶级分析。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慈禧是一代“女政治家”，李鸿章是“中兴名臣”；而洪秀全则是“邪教教主”，孙中山是“朝廷叛逆”。如果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就不一样了。

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中，人的思想、行为、活动也是异常复杂的。在一些人的眼中，历史之所以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是因为他们抛弃了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和基本方法。把人打扮成神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同样，把鬼装扮成人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英雄人物对历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奸雄人物则对历史的发展起了阻滞作用。无论是“英雄”还是“奸雄”，世界上没有绝对好的“英雄”，也没有绝对坏的“奸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通过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历史辩证法的眼光，透过复杂的历史现象，考察历史人物一生的主流，以及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即其所作所为是束缚了生产力还是解放了生产力，是推动了社会发展还是阻滞了社会发展，从而揭示历史人物的本质，真正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编辑秦维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