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语学问世前完善科学语言的种种尝试

摘 要:文章对术语学问世前完善科学语言的多次尝试进行梳理,并将它们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对完善科学语言的哲学思考;对学科用语的规范和统一;国际辅助语和语际语言学研究。得出结论,术语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经历了一个酝酿与准备的过程。从上述尝试到术语学的产生,反映了人类认识不断前进和发展的过程。

关键词:科学语言,术语学,统一

中图分类号:N04;H0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0)05-0007-06

Scientific Language Improvement before the Advent of Terminology

YE Qisong ZHENG Shupu

Abstract: Terminology is a discipline appealing for the improvement of scientific language. We took a survey on attempts at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language before the advent of terminology, and classified them as three aspects: philosophy thinking, unification and norm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auxiliary languages and interlinguistics. We think that the emergence of terminology as a science is not accidental. The advent of terminology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 brewing and preparation, which reflects the constant advancement and improvement of human recognition.

Keywords: scientific language, terminology, unification

任何一门科学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产生的,它总有一个酝酿与准备的过程。如果术语学的问世被确定在20世纪30年代,那么在此之前,有过哪些与术语有关的思想火花闪现呢?讨论这个问题显然有助于加深对术语学性质的理解,还能帮助我们认识研究这门学问的必要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术语学是致力于完善科学语言的学科。既然如此,科学史上与完善科学语言有关的思想与活动都可能与术语学有关。如果将人类科学的发展源头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那么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科学语言的统一问题并未凸显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希腊语、拉丁语长期担当着国际科学语言的角色。文艺复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欧洲各民族语言的兴起和发展,原有的科学语言归为一统的版图被打乱了,拉丁语的国际科学语言地位受到意大利语、法语、英语、德语等民族语言的挑战,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后,拉丁语几乎从科学领域完全退出。正如塞西尔•丹皮尔(W.W.Dampier)所说:“17与18世纪,取代了教会大一统思想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明朗化。不但科学,就是一般的思想,也都具有了极显著的民族色彩。各国的学术活动分道扬镳,欧洲各国的国语也代替了拉丁语,成为科学写作的工具。”[1]

民族语言的崛起给科学的统一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科学界不情愿面对的“语言障碍”或称之为“语言壁垒”“语言隔阂”便随之出现。这种障碍既存在于不同专业之间,也存在于不同国家之间。古代的“弥漫性”科学,先是分化成精密科学与人文科学,继而又更进一步细密分工,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语言隔阂也随之加深,直接妨碍了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于是,完善科学语言的思想与活动伴随着近代科学的产生和民族语言的兴起而同时产生了。

一 对完善科学语言的哲学思考

在人类发展史上,哲学家往往担当新思想倡导者的角色。这在科学语言完善过程中也有所体现。

哲学家对建立统一科学语言的思考几乎与哲学发展的认识论阶段同时起步,而且,认识论哲学两个对立流派——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尽管在很多哲学问题上的观点完全相左,但在这一问题上却有很多共同之处。

经验主义的创始人、英国哲学家培根(F.Bacon,1561—1626)首先对自然语言的缺陷提出批评。他在《新工具》一书中提出:在人的头脑中存在着四种假相,妨碍人们认识事物的真相。“市场假相”是其中最麻烦的一种。“人们相信自己的理性管制着文字,但同样真实的是文字亦起反作用于理解力……而每当一种具有较大敏锐性或观察较为认真的理解力要来改动那些界线以合于自然的真正区划时,文字就拦在路中来抗拒这种改变。因此,我们常见学者们的崇高而正式的讨论往往以争辩文字和名称而告结束;按照数学家的习惯和智慧,从这些东西来开始讨论本是更为慎重的,所以就要用定义的办法把它们纳入秩序。可是在处理自然的和物质的事物时,即便有定义也医治不了这个巨病;因为定义本身也是文字所组成,而那些文字又生出别的文字。”[2]可见,导致“市场假相”出现的原因就在于语义或概念的含混不清给人的认识造成的误导。

无独有偶,理性主义的发起者法国哲学家笛卡儿(R.Descartes, 1596—1650)也开始考虑建立一门人工语言。他对该语言的大体轮廓描绘如下:“这语言只有一种(名词、形容词)变格,一种(动词)变位和一种拼写。它绝对没有种种由于我们的歪曲习惯而产生的不完全或不规则的形式。它的动词变化和单词构造是用附加在词根前后的词缀组成的。这些词缀都能在普通词典里找到。借助这词典,头脑简单的人,在六个月之内也能自如地掌握这语言。”[3]

17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洛克(J.Locke,1632—1704)在其著作《人类理解论》中对语言本身的缺陷和人们对它们的滥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若干改正的方法。同一时期,另一位理性主义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W.von Leibniz,1646—1716)在《人类理智新论》一书中对洛克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批判,但在语言有关的问题上,却基本赞同洛克的观点。此外,莱布尼茨还是创建人工语言的积极实践者,他也曾设计了一种形式化的数理语言。

到了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贝克莱(G.Berkeley,1685—1753)、大卫•休谟(D.Hume,1711—1776)和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家康德(I.Kant, 1724—1804)等从逻辑的角度对语言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为语言哲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数理研究的迅速发展极大影响了新时期的哲学走向。20世纪初在哲学中发生了“语言的转向”,哲学也从认识论阶段进入语言哲学阶段。

语言哲学前期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进行逻辑分析,因此又被称为分析哲学。这在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德国哲学家弗雷格(G.Frege,1848—1925)那里已有非常明确的体现。他致力于使哲学发展成类似数学那样可以进行推算的精密学科,但日常语言显然难以达到这种要求。“在科学的较抽象部分,人们一再感到缺少一种可以避免别人的曲解又可以避免自己思想中错误的工具。这两个问题的原因都在于语言的不完善性。”“在涉及保证思维不犯错位的地方,语言是有缺陷的。”[4]为此,他设计了一套名为“概念文字”的科学语言。

语言哲学早期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罗素(B.A.W.Russell,1872—1970)同样认为普通词的意义是模糊、不明确和不稳定的,他将之形象地比喻成“在刮风的夜晚一盏忽明忽暗的街灯投下的阴影”。罗素提倡用一种数学语言替代自然语言。

维特根斯坦(L.J.J.Wittgenstein,1889—1951)早期的思想与其他语言哲学家略有不同。他虽然承认日常语言的缺陷,但他认为这并不是语言本身的错误,也不主张用另外的语言来替代它。“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我们的日常语言。我们不需要发明一种新的语言,或者构建一种新的记号系统,我们的日常语言已经是这种语言了,假如我们使它摆脱那种藏匿于其中的含糊性的话。”[5]

维也纳学派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一个语言哲学流派,卡尔纳普(R.Carnap,1891—1970)是该流派的重要成员,他在制定人工语言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卡尔纳普试图综合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方法,把感官经验作为出发点,以数理逻辑作为理性的整合手段,构造出人类的知识体系。在他看来,“科学是统一的,即是说,一切经验陈述都能够用一种单一的语言来表达,一切事态都是同一类的,并且都是用同一种方法认识的。”[2]卡尔纳普论证了物理语言适用于各门科学。他主张把物理学看做是普遍的科学,主张物理学的语言是普遍的、统一的语言,一切经验科学的陈述都可以翻译成物理学的陈述。卡尔纳普的这种观点被称为物理主义。

可见,对于建立什么样的统一科学语言,不同哲学家的想法并不相同,但他们心中理想的科学语言都具有以下共同特点:高度形式化,精确得可以像数学公式一样进行演算,便于掌握和传播,等等。他们的努力虽然没有最终获得成功,但却为后来的国际辅助语运动和术语标准化等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 对学科用语的规范和统一

英国科学家赫舍尔(J.F.W.Herschell,1792—1871)曾说过:“任何研究对象命名,不管那是物质客体、自然现象,还是可供从某个角度观察的一组事实或制约关系,在这个对象的历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这不仅能使我们在口头谈话或在书面中提到这个客体时,不必再去费神寻求别的说法,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使这个客体在我们的头脑中,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占据了一个可被感知的位置,被纳入了研究对象的名单,获得了一个名分,并在这个名分之下,可以集结各种不同信息,使之成为联结所有相关对象的一环。”[6]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命名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的确,人脑中的思想只有借助相应的名称确定下来,才能便于理解、掌握和传播。在这方面,瑞典生物学家林奈(C.von Linné,1707—1778)和法国化学家拉瓦锡(A.L.Lavoisier,1743—1794)的贡献是比较突出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为各自学科建立了相应的名称体系。

林奈命名体系是建立在生物系统分类基础上的。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已尝试用此法给动物分类,如陆上动物和水居动物、有翅动物和无翅动物等。他还意识到采用这种分类法需要尽可能多的区分性特性,为此他制成了一个分类表。16世纪的意大利植物学家舍萨平尼(A.Cesalpino,1519—1603)把这一分类法用于植物分类之中,后被林奈继承并加以系统化。1735年,林奈在《自然系统》中阐述了植物分类体系,他依据雄蕊和雌蕊的类型、大小、数量及相互排列等特征,将植物分为24纲、116目、1000多个属和10 000多个种。林奈在1738年的《植物的纲》和1751年的《植物学哲学》中,对这一分类体系加以完善。

在此基础上,林奈发明了双名命名法。其实,这一方法并不是他的首创,之前的生物学家博欣(J.Bauhin,1541—1613)、里维努斯(A.Q.Rivinus,1652—1723)都用过这种方法,但林奈第一个将之系统化并与植物系统分类方法结合起来,克服了之前植物命名中的同物异名、异物同名等诸多弊端。在这种命名法中,每种植物的常用名由“属名+种名”两部分组成,前者用名词,后者用形容词。比如, 银杏学名是Ginkgo Biloba L.,其中Ginkgo是属名,Biloba是种名,L.是定名人林奈的缩写。林奈提出的双名命名法得到了植物学界的认可,1906年的《国际植物命名规则》中指出:“适合于一切具有锥管束植物类群的植物命名法始于林奈《植物的种》一书的出版(1753年)。人们现在赞同把这部著作中出现其名称的那些属同《植物的属》(第5版,1754)中对它们的描述联系起来。”[7]

化学名称的系统性是得到公认的。恩格斯就曾指出:“在有机化学中,某一物质的意义,甚至其名称更取决于它在所属系列中的位置,并不简单取决于其组成。”[8]但在拉瓦锡之前,情况远非如此。一方面,化学尚未摆脱古希腊思辨观念的控制,即认为世界是由几种基本要素构成的。当时比较流行的是“四要素”说或“三要素”说,前者认为一切物质都是由土、水、空气和火四种基本元素组成的,后者则把硫、汞和盐看成构成一切事物的三位一体的要素。另一方面,尽管波义耳(R.Boyle,1627—1691)提出了元素的概念,并试图用实验方法解释燃烧问题,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德国学者斯塔尔(G.E.Stahl,1659—1734)提出的燃素说。按照这种学说,一切可燃物质中都包含着燃素,后者是解释燃烧、呼吸等现象的真正原因。尽管普利斯特列(J.Priestley,1733—1804)、舍勒(C.W.Scheele,1742—1786)等人已经在试验中发现空气是一种混合气体,其中含有某种可助燃烧的成分,但迫于燃素说的压力,他们分别将这种成分命名为“脱燃素空气” “火空气”。其实,拉瓦锡在最初发现中,也用过“空气的最纯部分”“生命空气”等类似的术语,后来才称之为“氧”。随着氧、氢、氮等元素的确定,燃素说逐步走向衰落。

在确定上述元素的同时,拉瓦锡等开始考虑化学元素的命名问题。1787年,拉瓦锡与居东•德•莫尔沃(Guyton de Morveau,1737—1816)、贝尔托莱(C.L.Berthollet,1748—1822)和富尔克罗(A.F.Fourcroy,1755—1809)在巴黎联名发表了《化学命名方法》,对原有的化学名称命名体系进行了改造。“必须看到,如果我们或多或少地违反既成的惯例,如果不采取一些乍一听来刺耳而又不合规范的名称,那么,我们本来就不可能对这些各不相同的问题一直研究到现在;但是,我们已经说过,耳朵容易惯于新的语词,当语词汇总成一个总括的合理体系时,尤为如此。至少那些常用名称,例如氯化氧锑、白降汞、崩蚀水、盐基性硫酸汞、铁丹和好些其他名称,都相对不调和,无疑也相当怪异;为了记住这些术语所指称的物质,尤其是不忘掉它们所属的化合物种类,必须进行不断地实验和具备良好的记忆力。钟形酒石油、矾油、锑脂、砷脂、锌花等等术语现在显得更其荒谬可笑,因为它们导致虚妄的观念;更确切地说,因为在矿物界尤其金属矿物界,根本不存在脂、油或花;最后,还因为这些错误名称表达的物质大都是剧毒的。”[7]

在新的命名体系中,全部物质被分成元素和化合物两类,拉瓦锡等力求使每一种物质名称都表达其化学本性。元素的命名可以从产生该元素的实验操作中找到依据,比如 “oxygen”(氧)来自希腊语的ξ(oxys,酸)和γεν(genēs,生成),它是构成酸性所必不可少的一种元素。化合物都是根据其组成要素来命名的,比如“Sulphuric acid”(硫酸)。

应该指出的是,林奈和拉瓦锡等在命名过程中,并没能将专门名称和术语严格区分。这一问题倒是引起了英国科学史家惠威尔(W.Whewell,1794—1866)和逻辑学家穆勒(J.St.Mill,1806—1873)的注意。惠威尔是对名称和术语进行严格区分的第一人。穆勒曾指出:“哲学语言的第三个条件是,要使每个自然类别具有自己的名称,换句话说,不仅要有术语,还要有名称。”[9]林奈和拉瓦锡等人的贡献在于引入新的名称,而不是新术语。名称和术语的区分得到了俄罗斯术语学派的特别关注,并成为该学派的研究特色和亮点之一。

三 国际辅助语与语际语言学研究

国际辅助语指人工创造的、用作国际辅助交流工具的语言。它们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国际性。国际辅助语从来不是哪一个民族、国家使用的语言,它们和在一定时期内起着国际语言作用的希腊语、拉丁语、法语、英语不同。二是人工性。它们是人工语言(artificial language)的一种,是为满足人们书面和口头交流的需要而设计的,这与为特定目的发明的计算机语言、逻辑语言不同。三是辅助性。它们从未被任何官方组织正式认定为国际交流的工具,所以往往只起着辅助的作用。因此,现代术语学的创始人维斯特(E.Wüster)将国际辅助语称之为计划语言。

国际辅助语是从17世纪初开始发展起来的,最初的尝试往往并不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只设计语言的语法和规则,而没有具体词汇,并且这些所谓的“语言”也没有被用于实际交流之中。从17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的300多年间,学者们设计的各种国际辅助语方案多达几百个,但产生过较大影响,且有一定拥护者和使用者的是以下三个方案:一是德国天主教主教施莱耶(J.M.Schleyer,1831—1912)1878年创造的沃拉匹克语(Volapük);二是波兰柴门霍夫(L.L.Zavenhof,1859—1917)博士1887年创造的世界语(Esperanto);三是国际辅助语选定委员会1907年推荐的伊斗语(Ido)。还有一些国际辅助语方案,比如世界语研究院1893年推荐的中立语(Idiom Neutral)、皮亚诺(G.Peano,1858—1932)教授1903年创造的无变化拉丁语(Latino sine flexione)等。它们虽然也有一定影响,但基本上都是对以上三个方案的改进或结合。在所有的国际辅助语方案中,影响最大的、流传最广的当数世界语。根据有关学者的数据,1887—1928年间,全世界登记的世界语者超过了12万人,世界语出版物达到3825种,学习和宣称世界语的著述达1568种。但即便如此,与一般的民族语言相比,世界语的使用者数量还是相当有限的。

受国际辅助语运动的启发,一些学者还提出了其他方案。比如使用简化的民族语作为国际交流的工具,奥格登(C.Ogden)曾提议用简化过的基础英语(Basic English)。还有部分学者转而寻求某一学科领域专业语言的统一,使得次语言(sublanguage)和特殊用途语言(Language for Special Purpose,简称LSP)等概念开始出现。直到今天,在有些西方国家,术语研究仍被视为这个研究方向下辖的一个研究领域。

随着国际辅助语运动的发展,尤其是世界语的传播,学者们提出了建立通用语学(космоглогттика),即专门研究各种人工语言构造,确定它们的组成部分、形式和相关关系的科学。博杜恩•德•库尔德内(Baudouin de Courtenay ,1845—1929)、叶斯帕森(O.Jespersen,1860—1943)等很多著名的语言学家也纷纷参与进来。1911年,“语际语言学”(interlinguistics)被提出来,但这一术语刚开始并没得到普遍接受,直到1931年,叶斯帕森发表了《语际语言学》一文,该术语才得以立足。叶斯帕森将语际语言学定义为:“语言科学的一个分支,研究所有语言的结构和基本思想,旨在为因操不同母语而不能互相理解的认为创造一种规范的、能说能写的国际语。”[10]

四 术语学的破土而出

“term”“terminology”等词获得现在的“术语”“术语集”等意义都是在18世纪后半期的事。有材料表明,“terminology”是由德国学者舒茨(C.G.Schütz)在1786年第一次使用的,并于19世纪初借入到法语、英语、俄语之中。1837年,英国逻辑学家惠威尔在其著述《归纳科学史》中第一次为“terminology”下了定义。“term”来自希腊语,后经拉丁语转写最先进入古法语之中, 1874年法语词典才第一次收入“terme”一词,而相应的英语词“term”和俄语词“термин”进入词典的时间更晚。

术语学作为学科产生,与国际辅助语运动和术语标准化有直接关系。可以肯定的是,维斯特、俄罗斯学派创始人之一德列津(Э.К.Дрезен)都是国际辅助语运动的热心参与者。维斯特曾于1921年在一个名为《世界语胜利》的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有关“世界语学”(Esperantology)的文章,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该文曾被重印多达147次。德列津的《世界共通语史》更是国际辅助语研究的一部力作,曾被译为多种文字。这部著作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已被我国的一位世界语爱好者徐沫翻译成中文,但一直没有出版,后经陈原先生的提议,直到1999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标准化联合会(ISA)分别在1904年和1926年成立。其中,ISA的工作由于二战被迫终止,其主要工作被战后成立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所替代。维斯特和德列津两人也同时是国际标准化协会(ISA)的创始人。

因此,对于维斯特和德列津来说,术语学并不是完全陌生的新研究领域,更应算是之前工作的延伸和拓展。我们注意到维斯特1931年的那部术语学划时代著作《在工程技术中(特别是在电工学中)的国际语言规范》中 ,术语国际协调和世界语都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而将这部著作最先译成俄语的,也正是德列津。

以上按年代先后顺序,简要梳理了近代科学发展过程中为克服科学语言障碍所做的几次努力。这些努力有的局限在一个学科内,比如生物和化学用语的统一和规范;有的则超出了一个学科的界限,比如国际辅助语;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沉寂,比如语际语言学;有的则朝向独立的学科发展,比如术语学。从1931年维斯特发表第一部著述以后,术语学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迅速发展,到70年代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本文归纳的术语学问世前的几次完善科学语言的努力,也可以看做是“前术语学”时期的术语思想的发展轨迹,是术语学主题乐章之前的前奏曲。没有这个前奏曲,就不会有今天的术语学。

参 考 文 献

[1]丹皮尔. 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M]. 李衍,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89.

[2]徐友渔,周国平,陈嘉映,等. 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24,25,101-102.

[3]德雷仁. 世界共通语史——三个世纪的探索 [M]. 徐沫,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8.

[4]弗雷格. 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C]. 王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9,40.

[5]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M]. 徐为民,译.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3.

[6]Гринев С В.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M]. Москва:Академия, 2008:5.

[7]沃尔夫. 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M]. 周昌忠,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95-496,439-440.

[8]Энгельс Ф. Диалектика природы[M]. Татаринов В.А.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 (т. 2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и методы Очерк и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Книга 1) [С]. Москва:Москвоский лицей, 1995:90.

[9]Милль Дж. Ст. Система логики силлогистической и индуктивной[M]. Татаринов В.А.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 (т. 2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и методы Очерк и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Книга 1) [С]. Москва:Москвоский лицей, 1995:7.

[10]Interlinguistics[J]. Jespersen O. Selected Writings of Otto Jespersen[C].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2: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