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关于“人”的思考探讨
时间：2021-01-19 07:54:2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李泽厚的哲学著作张扬人性，剖析人性，崇尚人性，在中国美学界反响很大，他在著作中阐释了自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事件、文化运动和文化人物独特的看法。本文着重探讨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对于“人”的思考，分析他对个体主义在文化运动中缺失根由的看法，缘何提倡在文艺创作中保持人的独立性，以及新时期他倡导人这个本体如何对传统的历史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
关键词：李泽厚个体主义独立性
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经历“文革”的洗礼，思想界处于大解放的时候，年轻一代亟须打开新的视野接受新的思想。经历了被压抑的岁月，思想界引起一系列反响，这时李泽厚以他的哲学著作张扬人性，剖析人性，崇尚人性，为中国美学思想翻开新章节，注入新活力。在著作中他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浪潮中，用冷静的态度去反思评价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建立后直至“文革”结束后的大约七十年里的中国，论述中国政治与文化学术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人”如何回应80年代重提的人道主义，反思马克思主义等问题。笔者想谈的是关于李泽厚在改革的年代里，透过对一些文化事件、思想和人物的评价，去表达他对于“人”的问题看法，笔者认为李泽厚不仅在讲人道主义、谈人性，他更多的是联系当时实际，从历史维度去评价、剖析、发掘人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特点。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出版背景有一定的特殊意义，该书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是在80年代中国文化热浪潮、中西文化比较的浪潮以及“文革”结束以后文化领域的反思和重提人道主义口号的背景下出版的，并在这个大环境下阐发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有三点对于“人”的认识特别深刻独到，并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为主要参考和引用文献。
一、探寻淹没个体主义根由，正视悠久复杂历史渊源
1.缺失个人民主启蒙思想，文化与政治话语权力失衡
李泽厚认识到人在文化运动中个人主义被淹没的根由，个人提出的民主独立思想往往成为文化运动的牺牲品，文化问题容易演变为政治问题，个人提出的文化思想被扭曲成了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与政治之间没有了独立存在的话语权，文化思想陷入政治领域。在《启蒙与救亡》的篇章里面有相当出色的论证：
问题的复杂性却在，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
李泽厚承认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的民主与科学意识是“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政治运动使个体主义思想失去了文化独立权与个人话语权，“自我”一词带有强烈的对启蒙运动性质的思想判定，认为个体文化思想不该带上政治色彩。文化思想有一种被政治牵着鼻子走的感觉，文化与政治不是一种相互对话关系，而是被制衡与制衡关系，用他的话说就是“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中”，这种自我意识彻底地因政治而消亡，后来的“文革”也遵循着这样一个模式。
2.国民性格传统的固有延续，民族文化心理的特殊构建
掩埋个体主义思想的渊源还与千年以来中国士大夫等知识分子个体自身特点有重要关联，即固有的民族性格传统因素。历来文人内心的民族气概善于把个体文化思想与国家民族的政治建设、国家繁荣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启蒙与救亡》篇章还提到：
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扔弃传统(以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旧道德)、打碎偶像(孔子)、全盘西化、民主启蒙，都仍然是为了使中国富强起来，使中国社会进步起来，使中国不再受欺侮受压迫，使广大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所有这些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权利”——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
民主、自由、独立平等仅仅是建立在国家利益之上，在文人看来不赋予任何个体意义，这与古代的政治环境和国民性格传统休戚相关，中国士大夫那种先天忧而忧的民族危机感在古代相当强烈，文人之士更愿意抛开自身而心系国家繁荣昌盛，这种情绪往往在国难当前显得更神圣和优先，救亡比一切都急切，往往却用错地方，文化被用来救国救民没有错，但它首先应该被用作启迪国民愚昧落后心智，而不是政治手段，这样启蒙运动的性质就被彻底改头换面了，失去了启蒙的纯粹性，特别是失去了以个体为代表的民主启蒙性。
李泽厚还看到了这一点，就是传统实用理性思想对个人成长的主导倾向，这章提到：
此外，这批旧学深厚、饱读诗书的知识者之所以能如此彻底否定传统，接受西方文化，又仍然与自己文化中缺少宗教因素，不受盲目信仰束缚，积极追求改善自己（“自强”“日新”）、一切以理性的考虑作标准和依归有关。
淹没个体主义的不仅仅是政治问题、国家形式，还是影响中国千年的实用理性思想。国人的遵循现实规律、尊重实际，一切以服务生活、服从生存为原则的实用思想特殊思维模式，构建了排挤个体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启蒙观念。实用理性思想又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生存法则联系起来，实用至上，生活为本，个体超前的思想存在就显得与之格格不入。李泽厚发现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也塑造了独特的国民心理，“具有长久传统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某些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不但挤走了原有那一点可怜的民主启蒙观念”，李泽厚还善于从个体的心理，从传统国民经济特点，从民族性格的深层基因探讨，指出小生产者的某些心理特征也是成为妨碍个体主义存在和发展的一个特殊因素。
二、崇尚五四时期思想独立姿态，提倡个体从桎梏中求得自由
1.推崇文人的与时俱进
李泽厚看到个人在文化学术领域中思想独立性的可贵，这与当时80年代文化热潮的历史背景有关系，文化界刚刚经历一次浩劫，人的思想、心灵世界亟须开放，亟须从过去那种被剥夺思想文化自由的空间中逃离。在《胡适 陈独秀 鲁迅》篇章看到三位大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学术、革命和文学中赫然的地位，认为像五四时代那些先辈们那种思想独立的姿态在当代很需要，对个体的艺术创作是提倡的。他评价胡适：“所以，胡适是开风气者。开风气者经常自己并不成功，肤浅浮泛，却具有思想史上的意义。”对胡适的高度评价也蕴含了他对于那种开风气者的先贤们内里包含的一种怜悯，“自己不成功”当然有客观与主观因素，客观上受当时革命的危急形势影响，动摇自身的信念，主观上如李泽厚所说，“他企图在哲学上介绍和提倡一种认为能普遍适用的方法论，这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总的来说，在李泽厚看来这个学术思想是难能可贵的，看到了个体独立思想开风气的重要性。
2.感慨独立姿态的缺失
白话文运动对推动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着重要作用，但独立性缺失，使得原本一场浩荡的文学革命演变成政治运动，这章里他也曾这样评价白话文运动：
白话文运动带来的确乎远不只是文学形式甚至也不只是文学新精神的问题，它反映和标志着中国现代的民族觉醒；没有五四学生运动，白话文不会如此迅速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没有白话文运动，五四也不会有那样的规模、声势和影响;它们相辅相成地造成了现代史的新序幕。但是，在这个以喜剧形式出现的戏剧中，实际却蕴藏着无可逃脱的深刻悲剧：形式没有取得应有的现代独立性。
像白话文这样的文学运动缺的就是现代独立性，当代文学运动发展应该获得相应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归根到底要从人开始，往往在前辈那里独立性被埋没，后人更应去争取去维护。对于陈独秀，李泽厚则欣赏他既有政治激情的革命斗士精神，又有人格独立和理性光芒的人生观，陈独秀的人生观传播影响了新文化运动。李泽厚曾评价陈独秀利用西方搬来的“人权”“进化”和“社会主义”作为反传统的武器，号召建立起新时代的人生观，认为这种人生观是“何等理性、乐观、平易、清晰”。说到理性思维，李泽厚虽然对中国儒家传统的实用理性还抱有保留的态度，但是对于文化领域保持人的理性火花还是必须的，特别是对于80年代刚经历过失去理性而重新获得新生的年代特别需要理性的呼唤。
3.鼓励文学领域思想独立和本体情感创作
而对于鲁迅，李泽厚在《胡适 陈独秀 鲁迅》里对他的评价远远超过了对胡适和陈独秀的评价，既是启蒙，又超越了启蒙：
本文觉得重要的是，这种孤独悲凉感由于与他对整个人生荒谬的形上感受中的孤独、悲凉纠缠融合在一起，才更使它具有了那强有力的深刻度和生命力。鲁迅也因此而成为中国近现代真正最先获有现代意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把他的情感化为本体，放在他的创作中，留给了人间。
李泽厚不像以往评价鲁迅的文章那样把他和政治与国家民族牵扯进来，他强调就是文学作品很平凡的一个东西，就是需要人情味，当代的艺术作品就应该推崇五四时期那种人本体情感，这也是鲁迅作品独立性的存在，鲁迅个人所散发的人格独立魅力的存在。总结三位大家的评价，既中肯又不失作者自己的独立思考，都发自人内心最本真的东西，也是人性真实存在。倡导不能再被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颠倒文化艺术的本质性特质，艺术有其自身的独立性，而人这个主体在与政治文化发生模糊关系的时候要清醒，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在当代展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创作所蕴含的独立性，人格独立和创作独立，只有个体在文化领域实现真正的思想独立才有利于整个民族个体多样性的发展，文化领域才不会被一元化。
三、弘扬正面个体主义，呼唤历史传统文化转型
1.辩证看待人道主义，反对抹杀个体独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慢说“西体中用”》两个篇章中都很强调人本体，李泽厚辩证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一直提倡的人道主义出现的诟病，把人道主义与人本体的关系进行辩证分析。他的《历史本体论》就指出所谓两个本体，不管从人类或个人，都以人与内外自然的关系而展开，而最终归结为历史。他有意把人这个本体归结到历史当中，把握历史与人的基本问题。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于“文革”的灾难反省渗入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追问，到底当代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适应，归根到底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没有来得及透彻的理解，甚至把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上倡导的人道主义混为一谈，把西方宣扬的个人的人道主义误用到中国实际的集体人道主义当中，把西方的人道主义解决个体的解放运用到中国实际的集体解放当中。所以，对于这些误解，李泽厚作了精辟回应：
人道主义强调“人”，主要是个体、个人；因此，一方面应该反对在“革命的”“集体的”旗号下种种抹杀、轻视个体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另方面也要看到“大我”（人类总体)与“小我”(个体)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极为复杂的具体的历史行程。
这点上，他很清晰地理清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道出人道主义存在的一些诟病，80年代提倡的人道主义不应该是盲目的宣传，而要弄懂人道主义的本质。他看到个体存在对于时代的价值，提倡认清个体与集体的正确关系，认为个体有一种独立性和无可重复性，主张不能再用一些集体的革命的口号去附加到人道主义身上，个人的人格、个性、权利和欲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往往忽视了这种尊重个体权利欲望的渴求，缺乏包容的心态，以自我自居，这种情况在新时期中国的发展只会成为阻碍因素。
2. 摒弃惯于同化的趋向，鼓励转换式传承文化
上文提及过“实用理性”与国民文化心理构建息息相关，李泽厚在《历史本体论》中也表述了实用理性的内涵，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还使得他们善于去同化外来文化，“中体西用”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同化过程中，我们却失去了自身有价值的独创性，也把外来文化的精髓部分误解了。我们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西体中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下提出来：
这个“中用”既包括“西体”运用于中国，又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学”应作为实现“西体”(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在这个“用”中，原来的“中学”就被更新了，改换了，变化了。在这种“用”中，“西体”才真正正确地“中国化”了，而不再是在“中国化”的旗帜下变成了“中体西用”。
李泽厚在这里是主张人性不能再这样的被动，在“西体中用”过程中，仍然可以发挥中国传统实用理性中理智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特别是要防犯西学被“中体”和“学”俘虏、改造和同化，自我意识和本体意识应该更好地维系推动社会存在这个“体”，鼓励个体多样性存在，并创造性转换本民族的优良传统：
改变、转换既不是全盘继承传统，也不是全盘扔弃。而是在新的社会存在的本体基础上，用新的本体意识来对传统积淀或文化心理结构进行渗透，从而造成遗传基因的改换。这种改换又并不是消灭其生命或种族，而只是改变其习性、功能和状貌。
李泽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解中阐释上升到人生境界和心理本体的高度。看到了个体发展的新路子，即文化创造性转型需要改变的核心部分，绝不全盘吸收和全盘继承，重新构建当代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引导个体主义多元化发展。
李泽厚在著作中对于“人”的问题看法，就是对独特个性、人格魅力和思想观念的重视，无论哪个时代，都不应该被体制或政治等意识形态等所淹没；在艺术创作中，不应该丢掉个人的独立思想，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文化学术等思想领域都需要这种文化独立的精神存在；新时期中国应该重新提出正面的个体主义，用好实用理性思想好的一面，并且运用到传统文化转型过程中去。■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2]李泽厚.■史本体论[M].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02.
[3]邓野.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J]. 历史研究，1989（01）.
[4]李遥.历史的代价.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读后[J]. 读书，1988（01）.
[5]梁文道.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http://book.ifeng.com/psl/kjbfz/200905/0520_3554_1166911.shtml，参见:凤凰网读书,2009-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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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陈婕，暨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艺学。
编 辑：康慧Email：kanghuixx@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