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敏感研究回顾

[摘要] 跨文化研究始于二战后的美国,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 文章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跨文化敏感的研究现状,全面回顾了近年来对跨文化敏感从各个不同角度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敏感

跨文化研究始于二战后的美国,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当今世界越来越普遍的跨文化交往的现实,促成了“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的提出。概括地说,跨文化交际能力指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所需要的能力和素质。而近年来,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方面——跨文化敏感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学者所关注的热点。跨文化敏感(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情感层面,是理解和接受文化差异的积极动机。

本文在阅读了国内外大量相关文献和对交际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简要综述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近年来的跨文化敏感研究成果,希望能为进一步对跨文化敏感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一、交际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出和发展

1.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学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1957年,著名语言学家莱多R. Lado发表了《跨文化语言学》,成为首位提出跨文化交际的学者。而“跨文化交际”这一术语是由美国人类学家霍尔在其1959年出版的经典著作《无声的语言》中首先提出的,学术界普遍将这部著作视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之作。

“交际能力”这一术语是英国语言学家Hymes于1967年在其文“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中首次提出来的。他是针对Chomsky对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与语言运用(linguistic performance)的区分而提出交际能力这一概念的。他认为,语言使用者的能力实际上要比Chomsky划定的范畴大得多,要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对谁说什么”。即语言的运用要适合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

自交际能力理论问世以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知识和能力的关系,交际能力的内涵等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其中较著名的是在1980年,Canale提出的交际能力理论的构建模式。该模式认为交际能力含有四个子能力: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策略能力与话语能力。Canale模式对于后来的语言研究和外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Canale模式之后,对交际能力研究最有影响的是Bachman模式。Bachman把交际能力改称为语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认为语言能力应由两大子能力组成:(1)语言的组织能力,包括语法能力和语篇能力;(2)语用能力,包括言外行为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与Canale模式相比,该模式突出了语用能力和语言的功能,突出了理解话语的交际意图。

在国内,自从Hymes提出交际能力观以来,国内学者(林大津,1996;贾玉新,1997;胡文仲、高一虹,1997;许力生,2000;高永晨,2005)对交际能力,尤其是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系列数据库中,以“交际能力”为题名,检索从1994到2008年间的文章就有2268篇,由此可见国内对交际能力的关注。

跨文化交际与普通交际的差别就在于一个“跨”字,即交际双方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交际双方文化背景不同,就容易造成交际障碍,因而,为了消除不该有的误解,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增强显得尤为突出。

2.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出和发展

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是以Hymes的交际能力理论为基础,并借鉴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社会心理学和交际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发展而成的一个综合理论体系。

然而,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及构成要素说法不一。在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组成部分做理论划分时,多位学者采用了三分模式(如Paige, 1986;Martin, 1987)。根据心理学理论,他们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认知、情感、行为三个层面。认知层面包括目的文化知识,以及对自身价值观念的意识,它要求交际者具备能够理解并破译不同言语和非言语编码的能力;情感层面包括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灵活性、共情能力、悬置判断的能力,它要求交际者具有跨文化交际意识,尊重其他文化的态度、克服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等交际障碍的能力;行为层面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建立关系的能力、在跨文化情景中完成任务的能力。Kim等著名学者认为,具备了这三方面能力的交际者,就能够在跨文化交际中根据实际情况临时搁置(suspend)或修改(modify)自己原有的文化习惯,去学习和顺应与之不同的文化习惯,并能创造性地处理交际双方之间的文化差异。

而怎样应对跨文化敏感挑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情感层面)是学习者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必经阶段。下面就国内外跨文化敏感的研究做详细的评述。

二、国内外跨文化敏感研究述评

1.国外跨文化敏感研究述评

跨文化敏感研究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迄今为止,国际主流跨文化交际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敏感测试工具开发研究的很多,如1986年,Bennet用认知心理学和建构主义的概念来解释人们对文化差异的反应,从而创建了跨文化敏感发展模型(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DMIS) ;在此模型基础上,为了辨别调查对象对文化差异的态度在从“否认”到“融合”的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具体阶段,Hammer& Bennett提出了跨文化敏感测试量表(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ventory)。但是Sparrow认为,在定义跨文化学习成功与否时,这个量表还应包括社会和情感的因素,不应仅仅包括认知能力;Bhawuk和Brislin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角度来解释跨文化敏感,1992年提出了跨文化敏感测试量表(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ventory—ICSI)。而Kapoor和 Comadena认为,这个工具缺乏一定的信度,因为其所含条款用语和要求模糊;为了测量人们对不同文化的敏感,1997年K. Cushner创建了跨文化交际敏感目录表(Inventory of Cross-Cultural Sensitivity--ICCS)。然而,1999年Loo所做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个工具有很低的内部效度;Chen和Starosta认为跨文化敏感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情感层面,是理解和接受文化差异的积极动机。2000年,他们开发了跨文化敏感测试量表(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Scale)。MoUenberg和Chen用德国学生进行测试,证实了这个工具具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

国外有关探索某些因素和跨文化敏感关系的实证研究有:Christa 和Kent (2001)采用Bennett设计的跨文化敏感模型,证实外语水平和海外经历能提高跨文化敏感水平;2003年,Lisa, A.等采用Hammer设计的跨文化敏感量表,评估了儿科实习医生跨文化敏感的变化;同样用此量表,David, A. S.测定了国际学校学生的跨文化敏感,2004年Jan调查了服务性学习对在香港的国际学生的跨文化敏感水平的影响,发现跨文化敏感测试分数和很多变量相关;2006年,Philip.等学者测量了国外学习对跨文化敏感的影响。

2.国内跨文化敏感研究述评

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历史较短,但成果颇丰,跨文化交际学理论研究内容十分广博,现已初步形成了一套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体系,如王振亚(1991),高一虹(2000)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理论探讨等。但是,但总体来说,我们对影响跨文化交际行为的各种因素进行的实证研究并不多。采用科学研究方法,对跨文化敏感进行的实证研究就更少了,目前能检索到的有关跨文化敏感的实证文章,只有彭世勇的三篇和周杏英的两篇。

(1)2006年,彭世勇对中国和泰国的833位英语专业大学生、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和跨国公司员工跨文化敏感进行了比较,发现了中国人和泰国人跨文化敏感的差异。研究结果对我们进一步研究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空间。但研究的局限是没有将英语能力作为变量在样本成员中进行对比,没有考虑对跨文化经验和外语水平这两个变量进行测定和比较,因此无法得出具有结论性的推论。

(2)2007年,彭世勇通过对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共400名本科生的抽样结果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了英语水平对跨文化敏感度内部各层面的影响以及其影响的强弱。回归结果表明的两类别本科生的异同为我们改进或制订更加符合学生实际情况的教学大纲,尤其是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学大纲,提供了参照系数。对以后研究人员开展跨文化敏感实证研究时,要综合考虑影响跨文化敏感的各方面因素提出了要求。

(3)2007年,周杏英对91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学生进行了跨文化敏感水平的测评,对学生跨文化敏感水平的各个层面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但与彭世勇2006年做的研究一样,周杏英没有研究学生跨文化敏感水平与其英语学习成绩的相关性。

(4)2007年,周杏英和彭学敏采用了陈国明和Starosta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研究文化学习对跨文化敏感水平是否有显著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文化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跨文化敏感水平。该研究结果有助于对影响学生跨文化敏感高低的因素做进一步的研究。

(5)2007年,彭世勇通过对173名大学英语专业本科生的调查,在跨文化敏感所包含的五个层面之间找到了较强的相关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研究对象在跨文化敏感深层结构上可能存在的差异。但研究没有对人际关系和交际目的这两个变量进行研究,也没有直接对样本的英语水平进行测试。

三、结语

总之,相对来说,国内外对跨文化敏感的实证研究不足;实证研究多集中调查跨文化敏感的现状,跨文化敏感五个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跨文化敏感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系,或者是探索特定变量对跨文化敏感水平的影响。很少有采取科学方法,从宏观上探索影响被试跨文化敏感水平的因素。而只有探究了影响跨文化敏感高低的因素,才能更好的采取科学方法去提高其跨文化敏感水平。希望有更多的此方面的实证研究,以充实对跨文化敏感的探究。

参考文献:

[1]高一虹.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社,2000.

[2]Chen,G. M.,& W. J. Starosta. Found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 Boston: Allyn & Bacon,1998.

[3]张向阳.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20年:回顾与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2):54-56.

[4]Hymes,D.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 In J. Pride & J .Holmes (eds.). Sociolinguistics[C]. Harmondsworth: Penguim,1972.269-293.

[5]Canale,M.&M. Swain. Theoretical Base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J]. Applied Linguistics1,1980.

[6]Bachman,L. F. 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s in Lnguage Test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7]高永晨.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现状调查和对策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1):26-28.55.

[8]Kim,Y. Y.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A Systemstheoretic View[A]. In S. Ting- Toomey & F. Korzenny (eds.).Cross-cultural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C]. Newbury Park : Sage,1991.259-275.

[9]胡超.跨文化交际实用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10]Bennett,M. J. Towards Ethnorelativism: A 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A]. In R. M. Paige (Ed.). Cross-cultural Orientation: New Conceptualizations and Applications [C]. New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6.27-69.

[11]Hammer,M. R., & M. J. Bennett. The 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ventory (IDI) Manual[M]. Portland, 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stitute,1998.

[12]Sparrow,L. M. Beyond Multicultural Man: Complexities of Identit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2,2000. 173-201.

[13]Bhawuk,D. P. S. & R. Brislin.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using the concept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6,1992.413-436.

[14]Kapoor,S. & M. Comadena.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 Individualist Collectivist[J]. World Communication 4,1996.169-176.

[15]Cushner,K. The Inventory of Cross-cultural Sensitivity[M]. School of Education, Kent State University,1986.

[16]Loo,R. A Structural and Cross-cultural Evaluation of the Inventory of Cross-cultural Sensitivity[J]. 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 & Personality 14,1999.267-280.

[17]Chen,G. M.,& W. J. Starosta.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ensitivity Scale[J]. Human Communication3,2000.1-15.

[18] Fritz, W., Mollenbert, A. & Chen, G. M. Measuring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J].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11,2002.165-176.

[19]Christa,L. O., & Kent, R. K. Global Competency and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2001.116-138.

[20]Lisa, A. & N. M. Sussman& Elizabeth Kachur. Assessing Changes in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among Physician Trainees Using the 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vento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7,2003.387-401.

[21]David,A. S. Assessing the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Attending an International Schoo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7,2003.487-501.

[22]Philip, H. A., L. Leigh, J.R., Richard & C.H. Ann. Short-term Study Abroad and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A Pilot Stud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0,2006.457-469.

[23]Jan, W. The Influence of Service-learning on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A Quantitative Study[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3,2004.277-299.

[24]李炯英.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研究20年述评[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6):86-90.

[25]彭世勇.国际跨文化交际主流研究中常用的定量数据分析方法[J].外语教学.2005,(4):23-26.

[26]彭世勇.国籍与职业对跨文化敏感度的影响[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74-79.

[27]彭世勇.跨文化敏感:英语专业与非英语专业学生对比[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71-176.

[28]周杏英.大学生跨文化敏感水平测评[J].山东外语教学,2007,(5):62-66.

[29]周杏英,彭学敏.文化学习对跨文化敏感的影响[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7,(7):88-90.94.

[30]彭世勇.英语本科生跨文化敏感多层面间相关系数对比[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2):82-85.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08105930502M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