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修宪：终结“凯末尔时代”？
时间：2021-01-20 07:59:4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土耳其的修宪公投最终通过了，虽然只是以非常微弱的优势。
站在土耳其历史进程的角度看，最近一两年的土耳其明显正经历着一次转向，至于转向何方，也许只有总统埃尔多安知道。成功的修宪公投加上2016年未遂的军事政变，大胆地说，埃尔多安正以“反政变”的方式达到政变才能有的结果。
在公投举行之前，议会制已在土耳其实行了几十年，可以想见，成功修宪后，未来的埃尔多安必将是一个实权派人物。自2003年担任总理以来，埃尔多安已是土耳其政坛的“不倒翁”，除了“国父”凯末尔之外，他很可能是第二个试图“定义”土耳其的人。如不出意外，埃尔多安估计会成为自奥斯曼帝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
埃尔多安的土耳其
公投结果引起了不少争议，尤其使欧洲国家对这个邻居感到恐惧。一是修宪这种关系到政体选择的大事，居然以公投的方式进行决定，公投的选票只提供两种选择：同意或者不同意。说白了，其实就是要不要支持埃尔多安。二是公投结果显示两派的意见不相伯仲，没有出现悬殊，只有51.4%的人表示支持，而剩下的几乎就是反对的。在意见如此高度撕裂的情况下，另一半人就这样“被代表”了，他们的意愿难以在宪法或政治制度上得到任何体现，在公投中的失败让他们成为了沉默的“少数”，而少数与多数之间的差别可能就是拨动千斤的四两。
自建国以来，土耳其虽然经常发生军事政变，但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改动政体。从议会制到总统制，本质上就是一场关于制度的革命，权力必然重新洗牌。为什么要劳师动众地修宪？答案是：埃尔多安的政治意志和手腕使然。修宪后，埃尔多安的政治生涯至少可以延长10年，按照2019年开始实行的新宪法，总统每届五年，可以连任一次。“运气”好的话，埃尔多安将执掌国柄到2029年。由此，从2003年做总理算起，其在位时间长达26年，且执政期间将跨越土耳其建国百年的2023年。埃尔多安也许认为，再给他几年时间，他就可以使土耳其重振雄风，还原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强大。
从历史的时间节点上看，埃尔多安对土耳其的影响不下于凯末尔。只不过，凯末尔是一个军事家、政治家，他通过激烈的革命带领民众创建了土耳其共和国，而埃尔多安则是一个扳道工，要扭转土耳其的发展方向。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埃尔多安需要自己的“主义”，而不是在“凯末尔主义”的道路上“亦步亦趋”，他至少要造出一个“埃尔多安版本”的“凯末尔主义”。一直以来，埃尔多安的政治理想就与凯末尔不同，他渴望土耳其回归传统，也许奥斯曼帝国第十位、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苏丹——苏莱曼大帝才是他最理想的政治坐标。翻开土耳其16到17世纪的历史，尤其是苏莱曼大帝在位的46年间（1520～1566年），奥斯曼帝国南征北讨，国力达到空前鼎盛，苏丹自视为“天下之主”。埃尔多安当总理时，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可以说就是这样的“奥斯曼主义”，尤其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土耳其对欧盟已兴味索然，反而对昔日奥斯曼帝国的“帝国疆域”非常感兴趣。
为什么埃尔多安可以通过公投实现这种历史性转折呢？从根本来说，当下的土耳其内部可以划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一个是“埃尔多安主义”的土耳其。修宪公投所折射出来的竞争，不仅是这两个政治人物之间的竞争，更是土耳其内部两种不同世界观之间的撕扯，这种断裂和撕扯根植于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基因中。
现代土耳其以革命建国，凯末尔被尊称为“国父”，他不仅在关键时刻捍卫了土耳其的主权和领土，也废除了奥斯曼帝国数百年来的政治体制，革新了法律体系，把土耳其打造成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从那时开始，土耳其就成了中东地区的“另类”，它信奉伊斯兰教，但它的穆斯林却是世俗穆斯林。“在哲学层面上，凯末尔革命是一场启蒙运动，是一项文化和知识变革的教育事业，旨在将国家从中世纪带入新时代。”可见，凯末尔的革命让土耳其脱胎换骨，因此，它必然伴有断裂与撕扯。
只是相当长时间以来，“凯末尔主义”成为了土耳其政治理念的正统，尤其是在土耳其的一些大城市，“凯末尔主义”深入人心，而世俗主义则是“凯末尔主义”的支柱。现代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以及教育的普及，必然带来思想观念的转变。当然，也应该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土耳其人都走在现代化、世俗化的道路上，例如，安纳托利亚内陆的人与伊斯坦布尔的人就仿如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可以说，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一直存在一种张力，彼此拉锯、制衡。伊斯兰主义思潮和世俗主义思潮几乎同时产生，它们在奥斯曼帝国应对内外危机的过程中总是被视为救亡良药。“伊斯兰主义可以被界定为针对西方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反向思潮，以及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国家殖民化的反应。这也是从伊斯兰教寻求解决世界状况的方式。”
伊斯兰教是土耳其人的信仰，也必然会在政治上有所体现。上世纪70年代末，政治伊斯兰主义日益兴盛，大大改变了中东的政治色彩。对土耳其來说，选民的数量优势也在销蚀“凯末尔主义”，大众主权就意味着数量有时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次的公投就是明证，大城市的人对修宪还是抱持怀疑态度，但偏偏被以微弱优势扭转乾坤。
不得不承认，埃尔多安修宪公投的胜利来自半数民意的支持。2016年土耳其军方发动政变后，并未能如以往的政变一样顺利接管政府，政变士兵反而要面对汹涌而来的民意，尤其是传统主义者的抵制。拜社交媒体所赐，埃尔多安在网络上及时发出信息，第一时间把握话语权。一直以来，土耳其军队都是“凯末尔主义”的大本营，代表着世俗化的方向。冷战结束后，土耳其的政治迈向多元主义，“凯末尔主义”不再是唯一的“政治正确”，尤其是在小亚细亚地区，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在政治上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埃尔多安的正发党非常重视对基层的动员，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以及伊兹密尔等大城市之外的地区，遍布“埃尔多安主义”的支持者。政变其实就是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一次博弈，政变失败意味着土耳其的政治发展方向不可避免地被改变了。
此外，埃尔多安的筹码还在于他当政期间，土耳其经济保持了较高速的增长，在中东地区整体处于震荡的背景下，土耳其的独特性由此凸显；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来看，其作为中东地区大国的地位得以确认。
土耳其的政治多元主义以及社会多样化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版图，让本来的政治结构和理念出现了很大的不适应性。“凯末尔主义”走的是精英主义路线，但越来越有政治影响力的伊斯兰主义思潮却在社会中涌动。在这个过程中，选举政治也是一种动员机制，正发党本身就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它借助“民主”的发展带来伊斯兰主义的回潮，而非世俗主义的高歌猛进，这不能不说是非常吊诡的。2017年初，土耳其政府废除禁令，正式允许女士兵佩戴头巾，有外媒评论，这一举措意味着埃尔多安领导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取得了彻底胜利，这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他在政治上不断“进取”的动力。
世界历史的“复兴”？
从时间维度看，土耳其共和国是20世纪前期中东地区创建的比较“古老”的共和国，而土耳其共和国身后则是奥斯曼帝国长达500年的历史。曾经的奥斯曼帝国跨越欧、亚、非三大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帝国”，一度将触角伸到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兵临维也纳城下。从空间维度看，土耳其虽然没有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幅员，但仍是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它牢牢控制的黑海海峡乃是欧洲与中东之间的桥梁和缓冲，其地缘价值自不待言。这样一个国家，它的任何重大发展和转向都将给世界带来历史性的影响。
土耳其的修宪不仅是政治制度的转向，也是埃尔多安本人与土耳其之间的重新“磨合”。毫无疑问，埃尔多安现在不仅处于权力金字塔的最高点，修宪公投还使之可以合理、合法地延长政治生命。至于国内外的质疑——是不是操控了民意，是不是走向个人独裁等，对他来说都已不重要。总之以目前的内外环境看，几乎无人可以阻止埃尔多安改变土耳其的步伐。
其实，早在修宪公投之前，土耳其就已经是埃尔多安的了。无论是做总理还是总统，埃尔多安总是光芒万丈，即便现在的土耳其依然实行议会制，作为总统的埃尔多安是虚位元首，但又有几个人会在乎谁是土耳其的总理呢？更重要的是，作为“凯末尔主义”的忠诚守护者，军方不仅自此失去政治影响力，还遭到了清洗。
短期来看，土耳其正从埃尔多安时代走向“埃尔多安主义”时代，埃尔多安依靠自己的政治谋略和手腕将土耳其更加牢固地控制在手中，政治制度已难以框住他的“雄心壮志”。长期来看，这次修宪是土耳其比较危险的转向，一是土耳其世俗国家的道路正在发生调整，日积月累下去，最终结果可能与建国初衷南辕北辙。二是埃尔多安个人的政治意志最终战胜了政治制度。制度存在的最大意义无外乎将思潮和规则稳定下来，使之不能因人而废立。因为推动修宪，埃尔多安被称为“埃苏丹”，也许他本人对此乐在其中。
毫不夸张地说，土耳其修宪是土耳其走回自身历史的开端，这与“凯末尔主义”的建国、治国道路形成了鲜明对比。遵循“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是不断西向发展的，曾经，土耳其渴望加入欧盟，但如今，作为北约的同盟国，土耳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思想上，都与北约及西方国家渐行渐远，越来越向东转。它的转向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世界渐趋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背后是多元权力中心的形成。正如马克思曾言，近代以来，历史转向世界历史，只不过那时候的世界历史是欧洲创造的世界历史，现在的世界历史要转向真正的世界历史，或说是一种回归，每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传统”都在回归。土耳其想要回到传统的过程，也是在试图创造自己的世界历史的过程。奥斯曼帝国早已不复存在，但是它的历史遗产却随着土耳其实力的增长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而“复兴”。
有土耳其人说，土耳其现在开始有了外交——之前土耳其的外交一直尾随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埃尔多安正在将土耳其推向世界外交的大舞台。在当下土耳其的外交战略中，几乎看不出谁是敌、谁是友，埃尔多安的外交行动难以预期，这可能恰恰是土耳其开始有独立外交的体现。不妨看看，过去两年内，埃尔多安为核心的国家利益展开了诸多变幻莫测的外交活动：借北约的力量击落俄罗斯战机，差点引发俄土争端，但不久后又向俄道歉；不理多方反对，举兵进入叙利亚，遏制库尔德势力的扩展；为通过公投，动员在欧土耳其人投票，為此甚至不惜与德国、荷兰展开骂战……问题在于，土耳其是不是一个不需要朋友的国家呢？土耳其在最近两三百年中从世界历史舞台上退出，直到20世纪初还要依靠欧洲大国的均势格局来维持生存，今天重新回到舞台上，难免会生疏，需要学习和适应。
“埃尔多安主义”刚刚开始，它还没有明晰的内容，土耳其国家的发展方向也还未确定下来。可以看出，在历史的辉煌与现实的彷徨，地缘的枢纽与动乱的缓冲之间，土耳其自身也很迷茫。从土耳其这面透镜中，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一个既有世界的退却乃至消失，看到旧有世界秩序的实力基础已然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多元权力中心时代的世界未必是一个有序的世界，而很可能是一个机会与风险并存的世界。
（作者系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
（本文选自：同舟共进 2017年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