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前驱
时间：2021-01-21 07:55:3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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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在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对于党的外交理念更新和外交政策转型，进行了勇敢的尝试和实践，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身是国际化的产物。以列宁为领袖的共产国际直接支持、推动和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很快成为共产国际属下的支部，很长时期听命于共产国际的领导，留下了诸多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新形势和新特点，中国共产党从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转向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除继续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外，开始与美、英等国广泛接触。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中国共产党加速了走向世界的新历程。董必武便是这一事业的开创者和先驱。
推动中共中央实现外交战略
大转变
中国共产党将其政治目光和战略需求投向整个世界，全方位地开展对于包括美、英等西方国家在内的外交活动，实现外交战略的重大转变，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首先，中共党内的“国际派”逐渐失势，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已不再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外交上日趋成熟。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尤其是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后，更使中共中央具备了独立自主实施外交政策的条件。董必武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边，坚定执行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路线，为中国共产党外交理念和外交方针的重大转变做出重要贡献。
其次，中共领导人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策动的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已经注意到在制约国民党当局进行反共活动的各种国际力量中，美国的政治影响力大于苏联。苏联在推行其国际战略中的民族利已主义做法，逐渐引起中共的不满，抗战开始后，苏联差不多将全部对华援助都给了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共的支持非常有限。皖南事变后，苏联采取息事宁人态度，而美国出于动员中国全部力量抗日的战略考虑，却对国民党当局施加了比苏联更为有效而有力的压力，这使中共领导人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西方国家对国民党政府的影响力，来解决国内的问题，从而开辟了中共外交战略和政策的新思路和新方向。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对美、英等西方国家做了新的分析和判断。欧战后，中共中央曾经将这场战争判断为帝国主义重新划分世界的战争，认为无论是德日意，还是美英法，都是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随着日本南进意图日益明显，美英援华制日政策逐渐明确，中共中央逐渐意识到美英不是中国所应反对的对象，而是中国抗战应该借助的力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明确提出与美、英等国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并在党内指示中指出：“英美及太平洋各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英美对日的胜利就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中共中央领导人取消了关于帝国主义阵营中存在着两大集团的认识标准，这对于他们改变外交政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战争后期，美国出于尽快结束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考虑，强化了直接介入国共内争的政策，这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带来了机会。中国共产党不仅可以利用国际力量预防和制止国共之间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而且有可能推动美国以某种形式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反法西斯战争的积极参加者，与美国订立协议，使中共领导的军队得到一定比例的美国援华物资，从而为战后中共与美国建立和发展关系奠定基础。
董必武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书记、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推动中共中央实现上述外交战略的大转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协助周恩来开创了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工作历程，而当周恩来返回延安或滞留延安工作期间，则由他在第一线主持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辉煌的记录。
促成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和
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考察
抗日战争期间，董必武作为中共的七个国民参政员之一，常驻重庆，是国民参政会的驻会委员，参与领导了整个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中共对于美、英的外交争取工作始于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当国民党部署重兵、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董必武同志独力承担起领导南方局全面工作的重任，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的应对方针，进行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独裁统治、制止内战的坚决斗争。董必武同志在积极开展对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工作的同时，向各国驻重庆记者和使馆官员说明真相，宣传制止内战，共同抗日，取得良好的效果。各国记者和官员在明了真相后，纷纷质问国民党政府，警告中国政府不要重开内战，否则各国将终止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史迪威甚至明确表示：如果中国内战，他必将飞机带走。从而形成了反对国民党法西斯化、制止内战的强大声势，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共计划，使第三次反共高潮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毛泽东高度赞扬董必武在重庆的工作“很得力”。
董必武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杰作之一，是促成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抗日战争后期，董必武等加强了同英、美等国记者的接触，主动向他们宣传、介绍敌后根据地军民抗击日伪军的情况，向他们提供1943年的作战记录、边区民主建设的成就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景况，邀请他们前往中共所在区域进行考察，致使1944年2月16日驻华外国记者联名致函蒋介石，要求访问陕北和延安，为蒋所批准。董必武同志闻讯，立即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建议为迎接外国记者团做好准备工作。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迅速拟订了详细的接待计划，毛泽东亲自电告董必武，请他转告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经过月余的参观、访问，外国记者根据各自的经历撰写了大量有关根据地的报道和著作，如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等，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打破了国民党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封锁。访问者“一致承认我党组织力量强，与人民连成一片，军事不可侮，生产成绩好，文化方面好”，“国共决不能打，只能政治解决”等。
董必武的另一杰作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争取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考察。1943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要求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进行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为此，董必武同志加强了同英、美使馆和美军代表团的接触与联系，不仅向他们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牵制日军的人数和抗击日伪的战绩，而且将国共两党关系、中共对国共谈判的原则立场、国民党增兵包围边区等情况介绍给英美驻华使节、知名人士和盟军司令蒙巴顿、史迪威，便于他们了解情况。1944年3月，当董必武获悉美国罗斯福总统数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的消息后，立即报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为此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明确表示欢迎。董必武进一步了解了美军观察组的人员组成、赴延安的日期及真实目的，及时报告延安，使中共中央在接待时处于主动地位。当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时，《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董必武则不断将在重庆了解的美英最新动态及时报告中共中央，董必武对于时局的正确分析和清醒认识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同时，董必武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放手与美军合作，同时向美方提出援助要求”的指示，先后向史迪威、纳尔逊提出美国应当给予真正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军火援助，美国援华军火至少应当做到“国共平分”等一系列要求，并代表中共中央欢迎赫尔利访问延安，与其进行了一系列交涉活动。在董必武等人的努力下，中共相关人员与美军军方曾达成 “连云港计划”（空投援助中共山东部队）、“伯尔德计划”（装备和训练2.5万名中共游击队）、“麦克卢尔计划”（在中共山东部队支持下建立美军登陆场）等。由于美国政府很快确定“扶蒋反共”政策，这些计划没能成为现实。
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世界政治
大舞台上首次亮相
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一次重要展示是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联合国大会。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创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参加，要与民主党派联合提出要求。周恩来致函赫尔利提出，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应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三方组成，各占三分之一。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人参加。后在美国罗斯福总统干预之下，蒋介石同意接纳中共派一名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
中国外交界的元老顾维钧推荐董必武出任代表。他事后回忆说：“我也和董先生交谈过，觉得他与众人也没有多大不同，他年事稍长，且通晓国际事务，使我颇感惊异，例如，我们谈到过中国的对外关系，甚至还谈过俄国人的问题，而我们彼此的观点却是距离不大的”。 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派遣董必武率随员章汉夫、陈家康赴美参会。董必武在重庆各界举行的欢迎会上表示：中共中央派本人出席旧金山会议，是“代表解放区一万万同胞，向国际表示我们的意见。”
5月1日，中国代表团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到会记者600余人，最引人注目是中共代表董必武。他不卑不亢、笑容可掬，一派政治家又似学者的风度，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不少人都通过董必武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董必武参加了旧金山会议第三委员会的工作，与他国代表经过数百小时的仔细推敲，为完成《联合国宪章》这一历史性的文件做出了贡献。
6月26日，董必武出席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的《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董必武与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一起，被安排最早在该宪章上签字。签字仪式历时八个小时，随后，又参加在旧金山歌剧院举行的闭幕式，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政治大舞台上的首次亮相。
联合国创立会议结束后，董必武来到纽约，在美国继续停留四个多月，开辟了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又一个重要战场。他广泛接触各方友好人士和海外侨胞，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主张，对于推动美国人民、海外侨胞和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解放区，起了重要的作用。
董必武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在美国筹划出版发行了用英文印刷的《中国解放区实录》5000册，第一次向出席联合国会议的各国代表、各国人民以及海外侨胞真实、系统、全面地介绍中国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击日本侵略者取得的光辉战绩和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董必武在导言中指出，“中国现在正在和其他同盟国进行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执行的政策和措施，曾为一些人所歪曲和许多人误会。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帮助同盟国的朋友们明白这些事实”。该实录的出版发行，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美籍华人邝治中在《纽约唐人街》谈到这种影响时指出：“后来在考虑中国在战后世界中的前途时，华人中间几乎没有人认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继续下去会有什么好处。”
同时，董必武还在旅美华侨组织的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在华美协进会组织的学术建国讨论会上演讲了《中国问题的关键》等，以大量翔实的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奉行的基本政策，既严正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国民党的独裁及没有政治民主，又热情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的建国主张，充分展示了一位身经百战、机智勇敢、沉着老练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机智与伟大。这些报告与演讲，由《华侨日报》刊载后，在国际社会广为流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声望。
董必武在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对于党的外交理念更新和外交政策转型，进行了勇敢的尝试和实践，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建国后，董必武主要从事国家法制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较少涉足外事。但在“文革”的特殊境况下，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许多中央领导人被靠边站，董必武又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不顾80多岁的高龄和体弱多病，毅然走上外交第一线，以国家副主席身份，陪同毛主席会见重要外宾，接受各国新任大使递呈国书，协助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国友人等，为中国在世界上广交朋友和70代初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再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