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记及其现实功用
时间：2021-02-06 08:02:1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牌记，是我国古籍收藏、整理中必不可少的古籍组成要素之一，对于古籍的版本、刊刻者和校勘者的研究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文章从牌记的概况和作用两个角度出发，试图对相当于今天之版权页的牌记做一个较为系统的整理，力求呈现其全貌，并简要归纳其现实功用。
关键词：牌记;版权;广告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7-0087-02
“牌记”，在我国古代书籍发展史上有很多名字：木记、木牌、碑牌、牌子、书牌、书牌子、墨围、条记。横向而言，它类似于古代欧洲图书中标志印刷者姓名、印刷地点、图案设计者等内容的被西方人称之为“书末题署”的东西;纵向而言，它类似于现代书籍中标志书名、作者、出版者、发行者、印刷者、印刷地点、出版年月、版次、印次、统一书号、定价等内容的“版权页”。牌记作为我国古代书籍中特有的一种出版者用来专门说明书籍版本情况的标记，时至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一、牌记概况
（一）历史
清末民初著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叶德辉指出“宋人刻书，于书之首尾或序后、目录后，往往刻一墨图记及牌记。其牌记亦谓之墨围，以其外墨阑环之也，又谓之碑牌，以其形式如碑也。元明以后，书坊刻书多效之。”[1]当代古籍文献学者曹之在其所著《中国古籍版本学》中也说，“牌记……最早出现于宋代，在宋代以后的历代版本中也都屡见不鲜。”[2]散见于其他文献资料者，也多有牌记始于宋代之说，这一说法虽代表了部分学者对牌记历史的认识，但确有失实之处。明确地显示今所谓“牌记”内容的文字，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至唐五代时，更是屡见不鲜。在出土的汉简中，我们可以见到在竹简末记录抄者、校者姓名的文字[3];在唐代敦煌文献写本变文中，也不乏在文末交代抄写时间、地点、抄写者姓名的文字。这一形式发展到雕版印刷术发明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将抄写者情况演变成刻书者在刊刻书籍中刻上自己的姓名、堂号或铺号，自然而然地慢慢发展为牌记。当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当属唐代刻印的《金刚经》，其卷末，即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为二亲敬造普施”字样。新中国成立前，成都某唐墓内出土刻本《陀罗尼经咒》，亦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字样;敦煌出土文献中，还有两个刻印本日历的残片，其中一个题有“剑南西川成府樊赏家历”字样。这已经是形式完备的牌记了。所以说，带有传统意义上牌记的书籍起源于唐、五代时期，两宋时期版刻业迅速发展，到明清为鼎盛时期，牌记也就作为书籍必备要素随之推行、流传了。
（二）样式
1.形式
牌记产生之初，刊刻者们并不注重它的外在形式，多为随行书写所要注明内容的题识而已，这是所说的“无墨围”样式;至多加上长方形边框，这是牌记又被称为“条记”的原因，而且也是所说的“墨围”样式之一。随着后期政府及坊间各种刻本的增多与刊刻者版权意识、商品意识、审美意识的增强，牌记的外在形式逐渐丰富起来，由最初常见的单行、双行、三行、四行、长篇、长条、方框等形式，进一步发展出瓦当形、椭圆形、钟形、鼎形、香炉形、爵形、碑形、如意形、琴瑟形、莲龛形、祥云形、印章形、葫芦形、幡幢形等各式图样，甚至还有绘制精美的人物图。仅就这些图形样式而言，也远远超出其刻本牌记功用，堪称精美的艺术品了。比如：蒙古定宗四年（1249年）平阳张存惠晖明轩刊本《重修整合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三十卷》，有牌记三处，其一，以碑形为框内刻大量文字和碑顶二龙飞舞、碑底■负载的图案相合为牌记，其二，设琴形内置文字“平阳府张宅印”为牌记，其三，设钟形内刻“晦明轩记”四字为牌记;民国刊本《精校左传杜林合注》，将“锦章图书局藏版”环列为瓦当图案以为牌记;日本正保三年（我国清顺治三年）翻刻我国明万历刊本《书言故事大全》，即采我国传统的“独占鳌头”“魁星点斗”为主要图案，辅以四周吉祥物、彩云明月纹饰，连同明月上“赞曰：北极之像，太阴之精，钟英毓秀，翼我文明”、两侧对联“头角峥嵘神化升腾鳌龙上，笔花绚彩光芒直射斗牛间”和顶端扁框中“买者请认鳌龙为记”三处文字共同组成牌记，不可谓不复杂、不精致。
2.文字
牌记中所使用的文字在字体的选择上极度不统一，堪称楷书、行书、草书、篆书、隶书诸体齐备。比如：清光绪七年刊本《注陆宣公奏议》，有“光绪辛巳秋九月归安姚氏咫进斋刊”行书三行牌记;清光绪九年刊本《历代史论》，有“光绪癸未夏都城苍松山房刊”隶书双行牌记;清光绪二十年刊本《出使奏疏》，有“光绪甲午孟冬开雕”楷书双行牌记;清光绪二十二年刊本《说教》，有“光绪二十二年十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据阿美利加刊行本同文馆重印本校勘缮写进呈琉璃厂文光斋开雕”篆书多行牌记;清光绪二十八年刊本《皇朝通典》，有“光绪二十八年仲春上海鸿宝书局石印”楷书双行牌记;清光绪二十九年刊本《谕折汇存》，有“光绪癸卯仲夏上海慎记书庄石印”楷书双行牌记;民国十五年刊本《陆象山先生全集》，有“民国十五年印”楷书单行及“中原书局”篆书瓦当形牌记，等等。
牌记所用文字以阳文居多，阴文牌记则比较少见，但也绝非没有，如：明正德十年，华坚兰雪堂刊本《艺文类聚》就采用了黑底白字的阴文为牌记;上述《重修整合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三十卷》，也在牌记的局部——顶端螭首处出现了阴文篆书“重修本草之记”字样。
（三）在书中的分布
牌记分布的位置，并无一定之规：版心、卷首、卷中、卷末甚至封面，目录前后、序和跋的前后，只要有适合做牌记的空白处，就可以刻印牌记。但一般来说，为了达到引人注意的目的，牌记大都安排在显眼的位置。如上文引例过的清光绪七年刊本《注陆宣公奏议》、清光绪九年刊本《历代史论》、清光绪二十年刊本《出使奏疏》、清光绪二十二年刊本《说教》、清光绪二十八年刊本《皇朝通典》、民国十五年刊本《陆象山先生全集》等，牌记都在内封处。
通常来说，如果仅仅是说明版权问题，记录刊刻的时间、地点以及刊刻人等信息，完全可以用一个牌记来完成。但由于多种原因，有些古籍中的牌记不止一个。如：书商为自己“打广告”，追求广告宣传效果，突出牌记上的自家铺号等信息，便将含有这些信息的牌记分散到整部书中，令人随处可见;翻刻者想要保持所用底本的原貌，有时会将底本的牌记一并翻刻，再加上自己新的牌记，那么一部书就至少有了两个牌记。比如，上文《重修整合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三十卷》可见的牌记就有三处;元代盱郡覆刊刻宋本《论语集解》，共十卷，其中八卷正文没有占满全页，卷末留有空白，就在这些空白处刻以“盱郡重刊廖氏善本”诸字做牌记。
二、牌记的现实功用
（一）牌记在古籍版本鉴定上具有最直接的作用
记录古籍刊刻者、刻印时间、刻印地点、所依版本等信息的牌记，是古籍版本鉴别最直接、较可靠的依据，也是古籍版本鉴别最常使用的方法。
第一，大部分牌记都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古籍刻印的时间、地点及刻印者。如：清光绪本《注陆宣公奏议》，牌记上直接注明“光绪辛巳秋九月归安姚氏咫进斋刊”;清光绪本《历代史论》的牌记上也清楚地写明“光绪癸未夏都城苍松山房刊”字样。这些牌记，一般都可以直接作为古籍定本的依据。但当遇到牌记记录不详的、刊刻售卖者或藏书者挖改牌记作伪的、古籍本身系翻刻的等等一系列情况时，牌记就不适宜作为古籍定版的直接依据了，此时有必要结合古籍的序跋、批校、藏章、版式、字体、纸墨、刻工、避讳等古籍自身特征和其他版本信息来综合考究，进行对比，进而认定版本。
从经验上来说，明清两代的牌记用来做古籍定版的直接依据相对可靠，因明清版本价值远不能与宋元版本价值相比，伪造明清版本，相对来说并无多少“厚利”可图，再者作者时代相去不远，伪造也有一定困难。当然，这说法并不包括时下的“伪造古籍”。
第二，一些牌记上直接写有“重刊”“重刻”等字样，有的则更详细写明了翻刻所依据的底本是什么，这就直接指明了一些古籍版本源流问题。
第三，部分牌记上的文字直接写明了估计的版本类型，是刻本、写本、活字本还是石印本，是活字本的，又是哪种活字，这些也是古籍版本鉴定经常采用的依据。如：明嘉靖本《吴中水利通志》，牌记有“嘉靖甲申锡山安国活字铜板刊行”字样，说明这是铜活字本;清光绪本《皇朝通典》，牌记文字为“光绪二十八年仲春上海鸿宝书局石印”，说明这是石印本;清光绪本《出使奏疏》，牌记文字为“光绪甲午孟冬开雕”，说明这是刻本。
（二）古籍牌记的史料作用。
牌记中的文字，往往能与正史的记载相互印证，甚至可以弥补正史没有记载的部分。
首先，牌记能够提供的史料，以佐证出版印刷史的为多。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临安荣六郎刊本《抱朴子》有牌记文字如下：“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由此可知，北宋时期，荣氏即有刻书坊，宋庭南渡之后，随之南迁临安，并继续从事刻书业。
其次，牌记提供的史料，往往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状况。明弘治十一年（1498）刊本《西厢记》牌记中有当时《西厢记》“家传人诵，作戏搬演”的记载，由此可知《西厢记》一书当时即已有很大的影响以及很普遍的读者群了。上文提到的明代李渔“维权”的牌记中，还有一段“……或照式刊行，或增减一二，或稍变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大海以内，不知凡几。”一方面说明当时盗版侵权现象比较普遍，另一方面当时盗版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
总之，作为古籍重要要素之一的牌记，无论是在刊刻之时还是在当代，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更是广大古籍研究者、收藏者、流通者不可或缺的帮手。
参考文献：
[1]叶德辉.书林清话[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105.
[2]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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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顾惠冬.漫谈古籍牌记[J].图书馆杂志，2002（6）.
[7]门凤超.古籍牌记的特点[J].新世纪图书馆，20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