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前的东西方管理思想述评
时间：2021-02-08 08:02:0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工业革命前东西方社会孕育出了“法治”与“人治”两大宏观管理理论并传承至今。基于“法治”与“人治”都离不开人的因素，“法治”与“人治”不是天然对立的两种管理模式，他们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既要健全法律法规等各种制度，更要提高管理者依法管理的水平，把“法”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密切结合，不断提高组织管理的法制化与科学化水平。
关键词：工业革命;人治;法治;管理思想;社会价值
管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社会活动，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从人类产生到工业革命前这一段时期，人们不断进行管理实践，探求管理规律，初步形成了较为科学的管理理论与管理思想，对新形势下促进经济发展、构建清明政治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实现“中国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分析工业革命前东西方管理思想产生的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梳理了工业革命前东西方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并对相关管理思想进行了简单述评，继而阐述了工业革命前东西方管理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工业革命前东西方管理思想产生的时代特征
在人类社会早期，物质资源稀少，生产力极不发达。人们为了求生存，靠单个人的力量去面对险峻的大自然，几乎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由此产生人类组织，诸如家庭、教会、军队乃至国家。虽然人类初期的经济活动规模较少，但在指挥军事战役，处理家庭事务，治理国家和教育活动中，仍有必要进行管理活动。正是在这些组织中产生了早期的管理思想。
（一）工业革命前东西方管理思想产生的经济特征
早期的经济以农业、手工业为主，在绝大多数国家中农业生产主要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规模很小;社会合作仅限于家庭成员之间;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中世纪后，手工业逐渐有所发展，而且主要集中到城镇，但仍以个人、家庭、小型的作坊为主，规模依旧很小，产品交换亦微不足道。因而在如此情况下，管理相对较为简单，研究管理的情况也不多见，而且早期管理思想很少涉及到经济方面。
（二）工业革命前东西方管理思想产生的政治特征
政治是各社会集团，各个人为争取权力和权威来进行社会管理的一种活动，是统治者对社会进行的宏观管理。工业革命前的政治情势，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专制独裁统治盛行。在西方，虽有古希腊古罗马的所谓民主政治，但占主导地位的依旧是独裁统治，尤其是黑暗的中世纪，神权高于主权，人们的思想遭到禁锢，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因此中世纪在管理思想史的长河中，没有多少书面材料可以借鉴。在东方，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思想延续了二千多年，各个朝代，各个领域的管理手段几乎如出一辙，即采取集权的专制的模式，对国家、社会进行无情的管理。
二、工业革命前东西方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工业革命前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帝国管理、军队管理、农庄管理、教会管理与封建组织管理等一系列国家治理、军队建设、经济发展活动中。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比较著名的管理精英，如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亚里斯多德、马基雅维利、亚当·斯密等，东方则有诸子百家，如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农家、名家、兵家、纵横家及阴阳家等。主要包含人治理论和法治理论两种。
（一）人治理论
1、东方的治理论主要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
东方文化的核心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线，以道家思想和佛教为副线的发展历程。儒家学说用一种以规则和说理的方式传播，道家以一种辩证的思维使人信服，而佛教以一种哲学的方式进入人们的信仰世界。可以说儒学治皮肤之疾，道学治血脉之疾，佛学治骨髓之疾。
（1）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治人”。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可以说对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天地之性人为贵”，贵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根本观念。
（2）儒家的“为政以德”和“仁政思想”。“仁”即“仁者爱人”，要求管理者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要有一种爱心。“德”“即为政以德”，要求管理者要讲道德，并以其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礼”即“齐之以礼”，“礼”来源于天，见效于地，贡献于鬼神;“礼”实际上是社会各种活动的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这样才有益于统治者的统治。
（3）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的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以强化对人的内外控制，教之以德，使之转化成为诚服的臣民为主要管理手段的权具东方特色的管理思想，对封建统治者的统治确实提供了有利的管理思想武器，但作为一个国家的主导文化理论，确实也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性后果，比如说“官本位”思想成为了中国特有的国民性。另外，儒家学说，很少提到效率和发展生产，给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2、西方的人治理论
西方的人治理论的代表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其内容主要反映在他的著作《理想国》中。他推崇贤人政治，靠圣明的君主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并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把人分为三等：第一等：金子般的人或治国贤哲，即管理国家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是由天生有统治才能的人组成的阶层，是专门统治人的;第二等：银子一般的人或卫国武士。他们的职能是以其勇敢来帮助统治者施行暴力，以保障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的生活需要。这些武士由天生有军事才能的人组成，做辅助统治者的工作;第三等人，具有铜铁气质的人或民间艺工，由手工业者、农民、商人等组成。
纵观柏拉图的人治思想，兼具理想主义色彩和强烈的阶级属性。从理想主义方面看，他幻想产生圣明的君主并由其来治理社会，关键是圣明的君主如何产生，是从天而降还是从社会上众多人士中去推荐，他并没有交代清楚，如果希望从天而降，这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是从社会中去筛选，但当时社会环境并不存在此条件。从阶级属性来看，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等级的，并把人分为三个等级，从这一点上来讲其人治理论无不体现了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二）法治理论
1、东方的法治理论：代表人物为韩非子、商鞅、吴起等。他们主张法治是基于“人性恶”，认为人性是自私的，好利的，因而社会的管理不能过分依赖人，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君主利益至上，民众必须无条件服从君主的统治。君主要治理好国家，须依靠法、势、术。法即王法，帝王、君主之法，内容与刑法相联，目的在于约束臣民的行为，维护和巩固君主的利益;势，即权势、权威，主要是为了控制其臣民，以利于君主和帝王的统治;术，即如何运用权势以及权威的手段来统治民众。
法家的管理思想在短期内能取得较好的管理效果，但是如果长期实行，或实行得不彻底的话，反面的效果则会暴露出来，而且是破坏性的。如短命的秦朝，夭折的商鞅变法等等。
2、西方的法治理论
西方的法治理论的产生基于两个基础：一是天赋人权说，人生而平等，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有权治理国家。任何人无权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统治;二是“人性恶”，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具有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因而选举出的代表不能完全信任，会做出违背人民意志的事，须制订法律来约束他们，依法管理;同时法律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而非个人智慧。
西方法治理论主要以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亚里士多德的“法”来自民众，体现民众的意志，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法治”即为公众的利益，而非为君主的利益实施的管理;二是“法治”是守法的统治，社会的管理是依据法规而不是依据人来进行的;三是“法治”是对自愿的民众的管理与统治。
“法治”思想是我们依靠规章制度来管理组织的理论依据，是当今各类组织采取集体管理的思想渊源。依法管理可以减少乃至杜绝我们在工作因感情和欲望的冲动所造成的损失，相比“人治”而言，“法治”化管理应是管理者在进行组织管理中的最优选择，但并非唯一的管理手段。
（三）管理制度方面
工业革命前，在管理制度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采取分级（层）管理的手段;二是古代中国实行文官考试，按才能进行选拔，提升官员，任人唯贤，在当时选才方面无疑是最好的制度;三是推行行政监督和权力制衡制度。
三、正确认识人治与法治在组织管理中的社会价值
工业革命前东西方社会孕育出的人治和法治两种组织管理理论，不仅是当时组织管理的主要理论依据和两种组织管理模式，而且传承到今天成为当下人们进行组织管理的主要选择，具有不可忽略的社会价值。
基于法治的客观真理性与人治的主观随意性，人们在进行组织管理中往往对法治推崇备至，经常是“法”不离口，“法”不离文，如依法治国、依法治企以及依法行政等等;相反对人治则是大加挞伐，全盘否定，避之不及，不遗余力地历数“人治”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等罪状。人们往往把法治与人治看成是两个天然对立的东西，具有不可调和性。
事实上法治与人治是分不开的，不管是法治还是人治都离不开人的因素。从法律法规以及各种规章制度的来源来看其并非天然存在，他们的制订与出台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不断博弈与妥协的结果;法律的实施（法治）的主体是人，法治水平的高低离不开实施者的素质。从这个角度看，把法治和与人治人为割裂甚至对立是及其不科学的。
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既要健全法律法规等各种制度，更要提高管理者依法管理的水平，把“法”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密切结合，不断提高组织管理的法制化与科学化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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