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思考等
时间：2021-02-10 08:00:4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于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思考
瞿林东
21世纪的中国史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开放形式，为了使更多的外国同行、外国公众全面地认识中国历史、中国史学，促进中外史学交流，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中国史学应当确立其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意识和要求。为此，中国史学应把不断提高自身的品格作为进一步走向世界的前提，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向，学习老一辈史学家的睿智和理论勇气，结合当今的历史认识和研究对象，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提出新的见解和结论，这是提高当今中国史学品格的关键；对中国古代史学遗产研究、总结、继承，不仅可以充实当今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从不同方面更多地反映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认真对待和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成果。
中国史学还应明确进一步走向世界的目标和路径，推进中外史学家的对话，译介外国同行的著作，实事求是地向外国同行阐说中国史学的面貌和特点；加强中国史学的比较研究，从中揭示中外史学各自的特点和优点，把中外史学家的“对话”推向更高的境界，从理论上、方法上促进中外史学的发展；促进优秀的史学成果“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这方面，青年史学工作者肩负着光荣的历史使命。(郑珺摘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原文题为《前提和路径——关于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思考》，全文约21000字)
学术史视角下的当代中国史研究
耿化敏
当代中国史是隶属于历史学一级学科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它以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是中国通史的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包括台港澳地区史)部分，现已成为一门日益引起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广泛关注的显学。
20世纪80年代的当代中国史研究，在史料的初步发掘、学科意识的凝聚、研究领域的开拓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90年代中期以前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多为通史性论著；90年代中期后，当代中国史研究实现了从通史研究向专题史研究的嬗变，显示出学界研究旨趣从宏大叙事走向实证分析。
当代中国史研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是：第一，如何认识当代中国史的学科特性。从研究课题来看，历史现场感和政治敏感性强；从研究主体来看，存在资料开放不足、难以摆脱来自个人偏好和集体偏见的限制。第二，如何开辟新的史源。应开掘包括档案文献、报刊资料、私人记录、口述史料、民间素材、习俗、礼仪、民歌民谣、实物在内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史料，尤其重视一些双边或多边档案文献的比较互证和“边缘”材料的利用。第三，如何构建新的史观与研究方法。新史观的构建，不仅有赖于理论的输入与借鉴，更有待于研究的积淀和自我反思。第四，如何打破“碎片化”的研究状态。只有在多学科介入的“协作式”整体研究中，当代中国史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提升研究水平，深化对整体史的研究和对系统理论的探讨。第五，如何认识“官方一民间”、“主流一边缘”的二元研究格局。建议在国家和民间以高校为依托，通过创设制度化的交流平台，实现“官方一学院一民间”三方在研究实践中的互动，在对话中形成新的研究格局。(郑珺摘自《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7期，全文约12000字)
邓小平侨务思想述评
任贵祥
在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和丰富起来的邓小平侨务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求实的时代精神和创新的实践价值。邓小平侨务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为遭到“文化大革命”严重歪曲的“海外关系”正名；华侨华人能够为祖国的发展创造独特机遇；利用海外华商资本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华裔专家”是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宝贝”；海外侨胞是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的重要力量；侨务工作要着眼于外交工作的大局、华侨的国籍问题等。
邓小平侨务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是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进而是邓小平全部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侨务思想的灵魂；立足于经济建设和对外开发是邓小平侨务思想的核心；把侨务工作提升到对外开放和统一祖国的战略高度是邓小平侨务思想的重点。他关于“一国两制”的独创构想和华侨华人是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力量的正确观点，已经被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所印证，从而获得了国家政治实践的最成功检验。邓小平侨务思想与毛泽东、周恩来侨务思想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以发展为主。邓小平关于华侨华人是中国统一的重要推动力量以及双重国籍等主张，基本上是对毛泽东、周恩来侨务思想的继承；华侨华人能够为祖国发展创造独特机遇、利用侨资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华裔专家是活的宝贝”等观点可以说是对毛泽东、周恩来侨务思想的创新和发展。(郑珺摘自《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5期，原文题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先声——邓小平侨务思想述评》，全文约11000字)
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是中共八大的鲜明特色
王庭科
中国八大的召开和会议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1956年9月26日，八大闭幕的前一天，毛泽东说：“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对中共八大的一个总评价。他突出了“人民的希望”，突出了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中共八大最主要的历史成就，就是敏锐而准确地把握了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从本质上反映了“人民的希望”。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我们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建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这表明人民的福利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或落脚点。陈云在八大的发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修正和完善，试图找到一条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新路，因而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中共八大不仅在社会经济的层面，而且在政治的层面也坚持了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理念。不论是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的政治报告，还是邓小平修改党章的报告都集中批评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思想作风。邓小平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精辟地阐明了党同人民的关系，指出党是人民的工具，人民是使用工具的主人。与此同时，他尖锐地批评党内有一种人“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这是一种很恶劣的反人民的作风。”
反映人民的希望、关注人民的福利、尊重人民的权力是中共八大的鲜明特色、八大的一系列报告、决议、发言和谈话都凸显了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观和执政观。(郑珺摘自《高校理论战线》2006年第9期，全文约7000字)
台湾产业结构演进及对两岸经济关系的影响
朱 磊
经济发展在量的方面表现为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在质的方面表现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演进的决定因素主要有技术、供给、需求和外部因素四个方面。对台湾产业结构演进而言，外部因素(主要是对外贸易与外来投资及对外投资)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目前台湾产业结构正在进入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产业的阶段，未来还将强化这一趋势。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产业结构大约每10年左右出现一次较明显调整，每个阶段的主导产业依次更迭，大体经历了农业(以种植、养殖为主)、轻工业(以食品、纺织为主)、重化工业(以石化、金属为主)、现代服务业(以金融、保险为主)和科技产业(以电脑、半导体为主)等阶段。
台湾产业结构的演进与两岸经贸往来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台湾产业结构演进促进了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在台湾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边际产业外移造成大量台商投资大陆，进而带动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出口，将两岸经贸水平不断推向新高。同时，两岸经济合作推动了台湾产业结构转型，两岸经贸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又为台商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促进了台湾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而传统产业转移大陆也为岛内新兴产业的发展留出各种资源空间。台湾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需要加强两岸经济合作。(郑珺摘自《台湾研究》2006年第4期，全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