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到重庆迁徙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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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7年底，虽然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已正式宣布移驻重庆并开始在重庆办公，但此时迁到重庆的只是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中的一小部分。而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的重要职能部门如军政、外交、经济、财政、交通部等，因为与战争密切相关，都暂时迁到湖北武汉或湖南长沙。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何应钦、张群、白崇禧、徐永昌、陈诚等，也齐集武汉。这时的武汉，实际上成了中国抗战的指挥中枢和领导中心。
武汉的战时使命
1937年11月中旬，国民党中央作出迁都重庆的决策后，国民党党政军各中央机关，即积极组织所属机构、人员、物资及卷宗西迁，各国驻南京的使领馆和侨民，也开始做撤离南京的各种准备。
然而，由于南京距重庆路途遥远，交通困难，运输工具有限，再加上时局紧张，所以一般的机关和人员，根本不可能一下子撤到重庆。而那些有权有势的重要机构和重要人员，又因与前方战事有着紧密关系，必须随国民政府军事大本营行动，为战争服务，又不允许一下子撤到重庆。由此一来，作为华中重镇的武汉，既成了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在南京沦陷后组织军力、抵抗日军西进的重要堡垒，也成了抗战时期从南京以及沿海其他各地内迁重庆的绝大部分机构、人员、物资的必经之地。
一时间，武汉机关林立，政要云集，名流荟萃。国民党方面的重要人物如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孔祥熙、张群、于右任、何应钦、陈诚、李宗仁、白崇禧、徐永昌、王世杰、王宠惠、陈立夫、朱家骅、邵力子、何键、熊式辉等；共产党方面的重要人物如周恩来、秦邦宪、王明、项英、董必武、吴玉章、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如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黄炎培、左舜生、张申府等，均留在武汉或来往于武汉与其他各地，从事着对日抗战的各种工作。这段经历，开创了中国对日抗战史上最为辉煌、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关系最为融洽、中华民族对日抗战场面最为红火的时期——武汉抗战时期。
到了1938年夏，局势急转，武汉同样岌岌可危。加之日机空袭频仍，为策安全计，先前聚集在武汉的国民党党政军各中央机关的迁移疏散，也被再次提到议事日程。
7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紧急命令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驻武汉各机关，限5日内全部移驻重庆。奉此命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7月成立“中央党政机关迁运办事处”，并制定《中央党政机关迁运办法》12条，秘密印发各机关遵行。同时各党政机关按照所登记在武汉的员工人数，分配舱位，指定轮船及开行日期，并陆续离开武汉，向长江上游的宜昌、重庆迁移。
1938年7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部分职员相继抵渝，并择定九道门兴华小学楼下为办公地址。18日，该部开始正式在重庆办公。
7月2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常务次长曾容甫等抵达重庆。
7月29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等抵达重庆。
7月31日，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偕该部常务次长秦汾等抵渝。8月2日，内政部部长何键、财政部次长徐堪及中国青年党主席曾琦等抵渝。
8月3日，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中央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副委员长屈映光以及张道藩、寿景伟、杭立武、许行成等由汉口飞抵重庆。
8月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乘机由汉口抵达重庆。
8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乘“永绥”军舰抵达重庆。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以及邵力子、王世杰、彭学沛等由汉口飞抵重庆。
……
“军委会”移驻重庆
到1938年8月上旬，经近一个月的紧急运输，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所属驻武汉各中央党政机关，已全部迁到重庆。部分政府首脑、要员，以及外国驻华大使等，也相继抵达重庆。至此，重庆在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一年之后，成了真正的中国战时首都，开始在中国对日抗战史上发挥神经中枢与指挥中心的作用。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会”，最早成立于1925年7月3日，系国民党、国民政府最高军事指挥机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北伐目的已达、全国统一基本实现为由，于1928年11月下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另设参谋本部、军政部、海军部、训练总监部以及军事参议院，分别掌理各相关业务。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特别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战火再起，国民党中央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难，同时也为蒋介石、汪精卫的分权找到一条合理途径，于1932年1月29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26次临时会议决议设立“军委会”。3月1日至6日，国民党中央在行都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会议讨论通过了《整理军事捍御外侮案》以及《关于军事委员会案》，确定“为捍御外侮，整理军事起见”，恢复设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规定：“军事委员会之设立，其目的在捍御外侮，整理军事，俟抗日军事终了，即撤销之。”
在會议通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中，明文规定：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为全国军事最高机关。”二、该会的主要职责为：“甲、关于国防绥靖之统率事宜；乙、关于军事章制、军事教育方针之最高决定；丙、关于军费支配、军实重要补充之最高审核；丁、关于军事建设、军队编遣之最高决定；戊、中将及独立任务少将以上之任免之审核。”三、该会“设委员长1人，委员7人至9人，由中央政治会议选定，由国民政府特任之”。
3月8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任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至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行恢复成立。
1938年11月，当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各机关遵照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决议，纷纷撤离南京，向重庆、武汉迁移并相继在重庆办公之际，作为战时负有最高军事责任、专门指挥对日作战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则遵照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关于“军事委员会之迁移地点，由委员长酌定”的决定，在蒋介石的率领下，随着战局的不断发展而迁徙。
11月1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密令所属，要求将各部之案卷，限两日内从南京运出，同时每部派干员一人负责押运。
11月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确定了所属各机关的迁移地点，并由委员长蒋介石训令各机关遵行。其中：总办公厅、秘书厅、管理部，迁武昌、衡山；第一部、第三部、第四部、第六部，迁武汉、衡山；宣传部迁汉口、长沙；后方勤务部、卫生勤务部，迁武汉、长沙；军法执行总监部、警卫执行部、军政部，迁衡阳附近；国防最高会议，迁长沙；航空委员会及防空处，迁汉口、衡山；参谋本部及附属机关，迁长沙，但所属城塞组迁武汉；农产及贸易委员会、联合运输处、禁烟总会，迁汉口；资源委员会、工矿委员会、总动员设计委员会，迁衡阳；训练总监部，迁湘潭；军事参议院，迁浏阳。
奉此命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属各院、部、会、署等，纷纷向规定的目的地迁移，并将其新的办公地点相告。
大迁徙尘埃落定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属各院部会署的迁移，主要是南京失守前后的布置，除一部分迁到武汉外，多数迁到了湖南的衡山、衡阳以及长沙等地。由于此次各军事机关迁移的地址离战区尚远，相对而言又比较分散，有利于战事失利时的层层后退，所以，当1938年夏武汉形势危急时，虽然驻武汉的国民党党政机关纷纷向上游的重庆迁移，但军事指挥机关及其负责人却大多向武汉以南的湖南长沙、衡山、衡阳集中。并于同年11月25日至28日在湖南南岳举行军事会议，检讨第一期抗战的得失，部署第二期抗战的方针。
随着战事推进，11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驻南岳、常德等地的军事机关陆续迁往重庆。此时的迁移，主要靠陆路的公路运输，而衡阳经桂林、柳州、贵阳到重庆的距离为1700余公里，常德经沅陵、贵阳到重庆的距离也达1300余公里。不仅路途遥远，路况不佳，而且运输工具缺乏，沿途的治安状况也不是很好。所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于11月14日密电相关各省，对内迁重庆的军事委员会人员、物资的安全以及住宿等事宜，作了详细的安排。相关各省市政府奉令后，也紛纷饬属遵照执行。
到11月底，各军事机关相继迁移完竣并在重庆寻址办公。12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电各方，称“本会现已移渝，于本月一日开始办公”。
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辗转迁移的同时，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则以指挥战事关系，率其侍从室及军事委员会的主要幕僚人员，于前线指挥抗战。后随着战事的发展，经南京——武汉——衡阳——桂林，在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并宣布正式在重庆办公一年之后，才于1938年12月8日上午11点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由桂林飞抵重庆，驻重庆南岸之黄山，官邸则设在市区曾家岩之尧庐。
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大本营迁驻重庆为标志，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规模、也是惟一一次的政府首脑机关与国家都城自东向西的大迁徙，宣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