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消亡”理论的时代教材
时间：2021-02-13 07:56:3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教学中，“共产主义”一章原本最难理解是“国家消亡”理论。但近些年来，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结合当下全球化发展的现状，尤其是几次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如尚未平息的全球金融危机，引起世界关注的“欧债危机”，濒临崩溃的生态与资源现状……都成为了这一难题的绝佳教材。本文主要通过对当今世界全球化大潮下的政治经济现状、主权国家面临的挑战、精英作用的变化、学术上的关注等方面，来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理论，试图在今天的社会发展状况和趋势中找到民族国家政治功能消亡的萌芽，用事实佐证科学理论。
关键词：全球化；国家消亡；唯物史观；时代教材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3）23-0089-03
所谓“国家消亡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经典概念。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国家起源、本质和作用的考察，并结合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实际斗争经验，提出了国家消亡学说。这一理论中的“国家消亡”主要是指政治国家的消亡。“……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1]言外之意是说：“在国家消亡后，公共权力的政治性日渐消失而其社会性日益凸显，自由人的联合体将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公共管理也将由国家为主体转变为公民和公民自组织为主体。”[2]另外，“国家消亡”也是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力回避详细地描述共产主义结构。关于未来结构的某些特点的说明，分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同著作中。如果把它们搜集在一起，我们对未来的结构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特点：消灭私有制，商品货币关系消灭，国家消亡……城乡差别消灭。”[3]当然这些特征是相辅相成的，一切都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人们的普遍交往为前提，“国家消亡”当然更不能忽视这个前提。
所谓“国家主权”，又称主权，指的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处理自己内外事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主权是国家区别于其它社会集团的特殊属性，是国家的固有权利。其对内最高权是国家对它领土内的一切人（享有外交豁免权的人除外）和事物、以及领土外的本国人实行管辖的权力，有权按照自己的情况确定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其对外独立权是国家完全自主地行使权力，排除任何外来干涉。
一、理论依据
1.唯物史观
用唯物主义哲学看待人类历史，认为推动历史的力量是客观规律，而非主观意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的社会组织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其制度形态和思想意识都受其经济形态的决定和制约，任何拥有非凡能力和强大权力的个人或群体，都无法决定未来社会的走向，除非这个人或这个集团的决策顺应了历史前进的客观规律。
2.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即已经社会化的、由劳动者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本应该由劳动者公共所有；已经在社会范围内实行严密分工、协作而社会化了的生产过程，本应由社会按照社会需要进行管理、调节和控制，却分别由少数资本家按照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愿望进行管理；共同劳动生产的社会化产品，本应由劳动者共同占有，用于满足社会需要，却被少数资本家占有、私人支配，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基本矛盾将使资本主义无法摆脱“噩梦”般的经济危机，这将使得掌握经济、政治主动权的资本家集团必须思考和采取措施来应对危机，这个应对的过程自然是向客观规律低头的过程。曾几何时，人们看着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解体与巨变”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断言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最可取的社会制度，折磨它的经济危机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然而，今天看来，它不但没有走远，而且在社会化程度发展到全球化的时代后，它来得更加隐蔽和猛烈，更加难以预测和控制，影响也更加深远。无论它拥有什么样的新名词，新模样，它最终都是私有制带来的社会资源配置障碍或失效，由此产生了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尖锐对立。
要想解决危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打破私人占有，打破垄断，打破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壁垒是必然之选。从大尺度上讲，民族国家对于所属资源的占有自然也是“私有”，主权国家的政权操控者是一小部分利益集团，不可能成为宏观的针对全球资源共享的公共组织。
二、事实依据
1.世界经济技术现状
对于民族国家消亡理论，目前最有现实说服力的是2012年初倍受关注的“欧债危机”，虽然现在这一事件已不再是新闻焦点，但笔者调查发现，其严重性远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有效缓解，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更糟了——然而，立足整个人类社会或全球发展来看，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笔者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为：这一危机是欧洲通向更完善社会制度的必要过程，是黎明来临前的黑暗，是新生命诞生前的“阵痛”。而这所谓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正是无限趋近于“国家消亡”的人类社会形态。
无论人们如何从微观的金融学、经济学还是管理学等视角分析这一危机，都无法回避其深层的制度性原因。正如《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先生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节目中演讲时谈到的“美国各洲债务问题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欧盟各国，但是因为其拥有统一财政部来协调各方才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而最近的一些学术论文也对此有所论述，如“欧元区建立以来固有的制度缺陷和经济结构上的问题使得欧债危机数年来得不到有效解决……一是欧元区不存在统一的财政联盟……”[4]再如“欧元区结构性问题是有统一货币政策，无统一财政政策，缺乏协调机制。”[5]“……欧元区统一货币政策和分立财政政策的‘二元性’是深藏其后的制度性缺陷。”[6]目前，欧盟各国都在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如果欧盟各国在“欧洲的自己，还是自己的欧洲”矛盾中踌躇越久，其危机就越不可控。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定是要做到欧洲的真正统一，各主权国家最终让渡主权，交由公共的管理组织，让“资源共享和制度和谐”给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带来正能量。而目前的状态是，欧洲各主权国家的精英统治者们为了捍卫其既得利益，在客观大趋势下“贼心不死”地相互博弈着……他们博弈的方式和激烈程度将决定民族国家消亡的时间表。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欧洲一个地区的问题，全球化发展的步伐势不可挡，现代社会物质生产资料有限性的突显决定了资源共享的紧迫性，决定了制度壁垒的落后性与反动性——各自为政的国际竞争导致的重复生产、过度消费、盲目无序……带来了巨大浪费和严重污染，影响尚未消除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这一矛盾激化的最好例证。同时，“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刻不容缓已经成为世人的共识，而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主权国家，统治它的精英们就一定会各自抱着既得利益进行残酷的竞争，牺牲“环境和资源”就成为必然。生产的推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最终必然使得世界统一管理中心产生的条件慢慢具备——欧洲的危机状态就是客观条件具备后，主观意志为了利益坚持旧有制度的矛盾所致。
而从人类历史的走向来看，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方面条件的自然将会阶段性具备。一次次的民族整合，“一国国”的对外开放，一处处的经济共同体……直到全球化全面来袭，这每一次的整合都是以民族国家主权的量变式让渡为前提的，没有让渡自然就没有合作与共享。这是历史的大趋势，无论这一过程多么漫长和艰辛。
2.民族国家面临的挑战
目前，民族国家虽然仍是全球政治中的核心角色，但“它们总的来说正愈益受到跨国、亚国（sub-national）和国际这三个层次上种种力量的限制、侵蚀和冲击，甚至从长远来看其有效存在本身都很可能受到这些力量的非常有力的挑战。”[7]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和信息革命的深化，已经使得生产力和技术进步不再成为民族凝聚的因素，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和一体化，民族主义不再是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全球化要求超越种族、族群、民族和国家的差异和界限……民族国家日益感到失去对自己的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一些能力，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不得不顾及到国际法规、协议和外部变量条件，不可能完全独立自主地制定执行许多政策……全球化进程中诞生的诸如世贸组织、欧盟、OECD以及非政府性的国际标准组织等已制定了一系列涉及参与国家的共同规则和标准，使各国的经济活动的民族特征和标记越来越少……。”[8]而且，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在悄然变化着，比如：对民族国家认同感降低、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加剧，移民现象广泛存在……目前，这些趋势在智能“微博”时代明显日益加强，没有减弱、消失的迹象。
3.精英作用的变化
在传统社会里，生产力低下，人的活动范围与操控范围有限，个人的作用相对较大，精英们的影响能力相对突显，于是精英拥有更多的特权和权威；然而，随着生产力与技术的发展，人的活动范围变大，各种联系紧密且频繁互动，人可支配资源范围扩大，但支配能力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中显得微小；同时，个人能力被高端的技术和完善的制度替代、解放出来，精英的作用相对普通化。且在教育的影响下，先进社会中的人们思想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不崇拜精英，不神化精英，做平凡普通的社会一员成为时尚。于是，精英们享受特权的多与少也成为了衡量一个社会先进与落后的标志之一。当主观性较浓的精英统治逐渐让位于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之上的客观的组织与制度统治的时候，也是精英们把持权力的政治国家消亡的时候。
4.学术的关注
在目前的学术领域，专家学者们早就已经跳出民族国家的界限，开始了对世界性政治的思考。笔者且只列举一些著名学者的力作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如弗里兹·沙尔普夫的《跨国政治中的民主》，奥斯卡·拉封丹的《全球化与国际合作》，米夏埃尔·齐恩的《黑、红、绿、棕：对非民族国家化的反应方式》，马丁·耶尼克的《环境政策：全球化的终结还是最终实现全球化》，哈贝马斯的《超越民族国家》……“我们在此只需提一下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即乌尔里希·贝克的说法。贝克引证了奥尔布劳的《告别民族国家》的观点：‘全球时代是一个非现代的时代’，因为‘现代性同民族国家、理性和功能分化密切相关，并且正在走向终结。’”[9]同时，在这一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也诞生了许多新词汇，如最终解决“风险社会”的“世界主义”，再如“全球民主”、“全球公民社会”，等等，让我们中国学者不禁联想起了一个更为熟悉的词汇：“共产主义”。无论学者们所谓的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公民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有着怎样的差异，无论它的实现道路多么漫长和艰辛，目前关于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将被超越或其政治职能消亡的问题已经进入了人类思想领域，它已经具有了昭示“提上日程”的可讨论性。
三、结语
其实，在虚拟的世界里，政治国家界限的模糊早就已经出现了。笔者认为，一个经过人为努力的现象在某个地方出现了，它就一定会在相关条件成熟后于其它地方重复出现。以欧盟为例，它只是一个开始，“欧债危机”也只能算作政治国家消亡前、新型社会组织诞生前的一次阵痛，一个预兆，大革命应该还在后面——我们将无限趋近于大师们用客观规律推演出来的“归宿”。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倪斐.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学说中两大基本命题的逻辑论证——兼对凯尔森观点的批驳[J]社会主义研究，2012，（4）.
[3]（俄）阿努林.后工业化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0，（4）.
[4]李亮.欧债危机的根源、演进和应对[J]武汉金融，2012，（9）.
[5]王静.欧债危机的原因与前景浅析[J]商场现代化，2012，（19）.
[6]徐刚.欧债危机全解读[J]中国投资，2012，（3）.
[7]时殷弘.全球化潮流中的国家[J]战略与管理，2002，（4）.
[8]庞中英.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兼评“民族国家消亡论”和“积极的民族主义论”[J]太平洋学报，1997，（4）.
[9]何光沪.没有机长的国际航班——对‘全球化—区域化’的宗教哲学省思[J]人文杂志，2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