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历史潮流者昌 逆历史潮流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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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27年至1949年国民党的历史，实质上是蒋介石谋求政权，确立个人独裁的历史。文章从蒋介石投靠孙中山，取得孙中山的信任与提拔，为日后在国民党掌握大权奠定基础；抓住每个晋升机会，在国民党内迅速崛起；将蒋记三民主义注入国民党的思想精髓，把国民党改造为蒋记国民党三个方面，论述蒋介石与20世纪初期至1949年国民党的关系，并进行评价。
[关键词]国民党 蒋介石 三民主义
1927年至1949年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大陆统治时期，这一时期，蒋介石的思想左右着国民党历史发展进程，国民党的历史已经深深地打上了蒋介石思想的烙印，也可以说此时期国民党的历史是蒋介石谋求政权，确立个人独裁的历史。但从蒋介石个人权力发展演变看，早在南京政权建立前，蒋已经开始了个人权势的积聚和培植，为自己日后的集权奠定了基础。笔者尝试从蒋介石进入国民党领导集团，挤身国民党中央，成为国民党党、政、军的领导人等方面，论述蒋介石与20世纪初期至1949年国民党的关系。
一、投靠孙中山，取得孙中山的信任与提拔，为日后在国民党掌握大权奠定基础
1911至1922年，蒋介石投身辛亥革命，参加反袁斗争，帮助孙中山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赢得孙中山的信任并得到提拔重用。其中两件事成为蒋介石进入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前提和关键，一件事是1918年3月和7月蒋介石向孙中山分别呈上《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使孙中山在军事上对蒋介石的信任超过朱执信（孙中山视为左膀右臂），在朱执信不幸遇难后，1920年10月29日孙中山给蒋介石去过一封信，说：“与执信比，而知兵尤过之。”朱执信是孙中山最为信任的人，如果蒋介石在军事上超过朱执信，至少孙中山已经视蒋为军事上的知己，孙中山在西征前催蒋介石去粤的电报不下十五次，足以说明了这一点。另一件事是孙中山广州蒙难，蒋介石能毅然决然地南下广州潜入永丰舰，全权指挥作战，帮助孙中山渡过难关，这在孙中山为《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写的序中表达的很清楚，孙中山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集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生死。” 无论从军事才能还是从个人感情上讲，孙中山对蒋的信任都因此发生了质的飞跃。孙中山已有将重任托付于蒋的决定。
之后，孙中山开始重用蒋介石，1923年2月孙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1923年8月孙派蒋赴苏联考察，1924年5月孙特任命蒋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即黄埔军校校长，1924年10月蒋又兼任第一次东征的指挥之一讨伐陈炯明。由于孙中山的重用，蒋介石发迹很快，不但为其日后在军事上掌握大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蒋日后谋求党务、政治大权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二、抓住每个晋升机会，在国民党内迅速崛起
蒋介石不满足军事上已经获得的权力，开始伸手向国民党要党权和政权了，为此，他抓住每一个晋升机会，纵横捭阖，最终进入国民党中央。孙中山逝世后，形成了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组成的集体领导格局。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引起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蒋介石被命令调查处理此事，他抓住“廖案”，并将它视为自己跃入国民党领导层的良机，在政治上，与汪精卫联手，排挤了胡汉民，使国民党中的元老难以在广州立足，为其夺取国民党领袖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军事上，倒许成功，瓦解了以徐崇智为首的地方实力派粤军集团，扩充了自己的军事实力。这样以来，集体领导格局解体，全部权力集中到汪精卫、蒋介石手中，蒋介石进入了国民党的权力中枢。
两次东征，尤其是第二次东征的胜利，蒋介石“声望陡增”，1926年1月，他以“东征英雄”的姿态，步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跻身国民党中央。在此次大会上，蒋介石以“两面派”的面目出现，一方面以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以孙中山的当然继承人，以国民党内的军事当权者与功臣自居，赢得左派的信任和拥护；另一方面策划代表抵制大会对西山会议派的严肃处理，使西山会议派问题遇到了来自蒋介石的阻力，又由于中共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主要领导人的让步使得右派在二大上占了绝对优势，如此以来，蒋介石既获得左派的拥护又获得右派的支持，二大后，蒋介石当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挤身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的大门，而且“以左派的资格一变而为新右派的领袖。”为其独裁道路打下了基础。
三、蒋介石将蒋记三民主义注入国民党的思想精髓，把国民党改造为蒋记国民党
蒋记三民主义指蒋介石企图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国民党治理国家的政治理论，但慑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不能明目张胆地继续鼓吹法西斯主义，就来一个招牌换记，抛弃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摘取三民主义的某些词句，膨胀三民主义中某些落后的东西而形成的理论形态，其实质是中国的封建法西斯主义，他披着三民主义的外衣，里面是法西斯主义的货色。以蒋记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国民党即蒋记国民党。
由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对蒋介石的拉拢、扶持；由于蒋在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培植了一大批自己的军事力量；由于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主要领导人，在政治、军事和党务上对蒋介石作了三次大让步，蒋介石的独裁野心大大膨胀起来。北伐过程中，军事独裁已经很厉害，1927年1月发生了迁都之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蒋介石竭力主张迁都南昌），实际上蒋介石企图把党政军权控制一手，其独裁野心进一步由军事领域延伸到党务和政权领域，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标志着蒋介石走上了独裁道路。为了确立其独裁统治，蒋介石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为其独裁统治寻找合理的理论支持和法律支持。从理论上看，1931年5月5日国民会议正式在南京开张，蒋介石在大会上大谈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提出：“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实施，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这里“效能的统治权”指法西斯主义，蒋介石实质是主张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国民党治理国家的政治理论。之后，蒋一方面通过理论界进行阐释，另一方面亲自在黄埔训练、庐山训练、峨嵋训练和南京训练等训练中反复宣传解释以及在一系列的会议和文件如1939年3月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等对此理论不厌其烦的加以强调。到抗日战争期间，法西斯主义理论更趋丰富完善并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此理论体系就是结合国际环境及中国国情加以改造后形成的蒋记三民主义，其核心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而且，通过上述各种途径的教育和宣传，蒋介石达到了将法西斯主义注入军队和人民思想意识当中，使人民从精神上进而从行动上服从蒋的独裁统治的目的。
从法律上看，早在大革命时期，1926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整理党务案》，出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垄断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在蒋记三民主义的宣传教育中，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步骤，使其独裁统治合法化。1928年2月，蒋复出后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窃取了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职务，再次独揽国民党的军政大权。1931年5月5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行使之”，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利用国家大法的形式明文规定下来了；1932年3月1日至3月6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为委员长，这样蒋由“蒋主席”变成了权势更大的“蒋委员长”；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决定修改《中国国民党党章》的总章部分，增加“总裁”一章，规定“本党设总裁一人”，总裁“代行”总理之职权，并确定蒋介石为国民党的总裁，是“合法领袖”。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案》，确定蒋介石“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秩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集党政军党权于一身，担任委员长，至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但取得法律的认可，而且得到正式确立。
二是为推进独裁统治扫除阻碍和阻力。蒋介石在行动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主要包括：（1）领导两次北伐，促使东北易帜；（2）针对新军阀，以进攻和分化收买的两手攻势瓦解了桂系军阀；以化零为整的形式瓦解了冯玉祥的西北军；以利诱等方式收编了阎锡山的晋军；（3）在党内斗争中，采取以退为进的方式，搞垮胡汉民、汪精卫、孙科。这三项工作的完成，使全国政权达到了形式上的统一，为蒋的独裁统治提供前提和保障。（4）铲除地方实力派及异己势力。以镇压和收编的方式解决了十九路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广东陈济棠的粤军；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对付刘湘的川军，因未得逞，又以抗日为借口，调出川军，掌握了四川政权；采用调出、派进和解决的三步法，吃掉了云南地盘。这一项任务的完成，促成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独裁统治的确立。（5）反共。这是蒋介石独裁道路上的中心任务，而且是以一贯之的。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动对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五次“围剿”；抗日战争时期，制造了三起反共高潮；解放战争时期将打内战作为既定方针。尽管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同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合作，这只是无奈之举，而且蒋对共产党的仇恨远远超过新旧军阀、地方实力派甚至是汪伪政权。蒋介石曾说：“军事如常，无变化，惟共产党作祟为可恨耳。”为此，蒋介石几乎倾其全部精力甚至不惜拼出老本来对付共产党，以此来巩固和维护其独裁统治。
蒋介石独裁统治最终以失败宣告结束，但同时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有义务对此时期蒋介石与国民党的关系作一评价。
1.国民党为蒋介石成就大业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但绝不是蒋介石个人意志的产物
国民党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这就决定了国民党产生后的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宣言》中对三民主义进行了重新解释，比如，“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其在实业界，苟无民族主义，则列强之经济的压迫，致中国生产永无发展之可能。其在劳动界，苟无民族主义，则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之资本家，足以蚀其生命而有余”；“国民党之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免诸权也……若国民党之民权，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孝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主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简言之，政纲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内容；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为两大原则，则是这一任务的集中体现。在那个时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又谈何容易，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用武力完成，采取了联合甲派军阀打倒乙派军阀的军事策略，但在实践中不断遭受失败，革命关键时刻，自己最倚重的军事将领朱执信不幸遇难。有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的将领的出现成为革命的头等大事，而蒋介石就是一位在军事才能上胜过朱执信的优秀将领，因此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和提拔，由此看来是国民党选择了蒋介石。这是历史的偶然，但又是必然，当时的中国确实需要蒋介石这样一个人，如果没有蒋介石就必然会有一个类似蒋介石的人物登上中国国民党历史舞台。蒋介石在国民党这块广阔天地得到了锻炼、提高，成就了他一生的辉煌，当然也曾给国民党历史写下浓墨重彩的辉煌之笔。
2.国民党需要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蒋记三民主义只会窒息国民党的生命力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离开理论指导的行动，则是盲目蛮干。一个政党同样必须有理论作指导，否则会走向歧途。国民党的领袖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蒋介石都非常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国民党成立时，孙中山就明确宣布国民党的指导思想是三民主义，它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要求，也反映了广大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民生富裕的愿望，但也有缺点，民族主义的的基本内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主张民族独立，但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口号，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缺乏认识；民权主义主要是“建立民国”，偏重于政治体制上的考虑，忽视了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民生主义主要是“平均地权”，提出土地国有的主张，不符合中国国情。随着时代的发展，三民主义的局限性更为明显，孙中山积极迎合时代的要求，促进国共合作，对三民主义进行新的解释，即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基本一致。可见，新三民主义上承旧三民主义，下接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与时俱进的政治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前途。如果蒋介石能够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发展三民主义，不敢说三民主义能发展到与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一致，至少是先进的革命的理论，以此三民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国民党肯定是先进的革命政党，这仅是一种设想，当然历史就是历史，是不容许设想的，蒋介石也没有做好这个工作。反而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总理的遗志，不断对三民主义进行丰富、发展和完善，从而形成共产党的科学纲领，正因为有正确的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先进政党。由此得出结论，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当国民党对旧三民主义加以改造并形成适应时代发展特点的新理论，国民党就焕发出勃勃生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赢得人民的支持，领导北伐战争取得辉煌胜利，就是一个例子。可以说，蒋介石执政前的国民党是进步的先进的政党，执政后，他对三民主义再改造，推翻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内容，形成蒋记三民主义。可见，三民主义不但没有与时俱进，反而倒退为封建法西斯主义，这就使国民党由先进的政党倒退为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主义政党，蒋介石也与国民党一样走上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反共反人民的不归之路。“顺历史潮流者昌，逆历史潮流者亡”，蒋记国民党最终逃脱不了历史的制裁。三民主义与蒋记三民主义虽然两字之差，但内涵、作用却截然不同，前者正确，是政党充满活力的政治理论；后者落后，没有存在的土壤和条件，只会窒息国民党的生命力。
总之，政党发展自有它的规律，只可人为的引导其按规律发展，不可人为的强加改变，否则就扼杀了政党的生命力，将政党引向灭亡，尤其是一个执政党更应该注意，这些历史教训对今天共产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也是很好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31．196．196．192．202．418．
［2］茅家琦等．中国国民党史．鹭江出版社，2005．359．291-291．
［3］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205．
（作者单位：陕西延安大学中共党史研究院、政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