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与民主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合作的历史演进过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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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战时准民意代议机构。抗战时期，中共与民主党派围绕抗战和民主两大主题，以国民参政会为平台，团结合作，同国民党顽固派、投降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抗战和民主进程，深刻地改变了战后中国的政局，决定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中共与民主党派这段合作历史是一个从对立、斗争和怀疑，一步步走向团结、合作和信任的循序渐进的自然历史过程。研究这段合作史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共与民主党派 国民参政会 合作 探析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11-0194-02
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基于民族矛盾之尖锐而携手合作的结果，是国内各阶级阶层反映自己要求与呼声的一个战时准民意代议机构。抗战时期，围绕抗战和民主两大主题，各派政治力量以国民参政会为平台，既合作又斗争，不断分化组合，最终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其中，各中间党派及其代表的进步力量日益紧密地团结在中共周围，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抗战和民主进程，深刻地改变了战后中国的政局，决定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一、共谋抗战大政方针而走向合作
首先，在如何认识抗日战争的性质上，二者有基本共识。中共与民主党派均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大规模的旷日持久的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战争一开始，中共就明确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是一场长期的战争”。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专门著书《论持久战》，系统论证了抗日战争的性质及其战略策略。救国会也认为：敌人对中国的侵略，决不是少数人的盲动和野心，而是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日人大陆政策的主要作用在灭亡中国。”并明确提出：“不抗战，就只有灭亡；不投降，就只有战争”。
其次，在建立什么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二者观点基本倾同。1937年9月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但国民党当局并未履行诺言，仍顽固地不公开承认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平等地位，坚持一党专政，实行不发动群众参加的片面抗战路线。对此，共产党号召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明确指出，“兵民乃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如果“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那么，抗日战争是不可能胜利的”。救国会也呼吁：“一心一德地拿铁和血和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脱离了民众，单是政府，抗日必然失败。抗日救国的大事业决不是任何党派任何方面单独所能完成的，必须实现各党各派各方面彻底合作的基本条件”。
再次，关于多党派合作问题，二者有高度共识。中共早在《八一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多党合作的思想，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何政见和利害之不同，都应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号召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形式和军事形式。与此同时，各中间党派也纷纷提出了大致相同的主张，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彭泽民于1937年6月15日发出《致全国各界领袖书》，提出“各政党必须平等合作共赴国难”。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多次呼吁“一切革命的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应该放弃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中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呼吁“各党派、各民众团体共同建立抗日的‘联合战线’”；全国各界救国会明确地提出：“除了汉奸以外，我们在横的方面，坚决的主张各党派的合作，在纵的方面，诚意要求社会各阶层分子的合作，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
正是基于对抗战大政方针系列问题的基本相同或一致的认识，决定了中间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合作有了大体一致的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二者走向合作的前提条件。
二、共同争取党派合法地位而患难与共
抗战全面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已初步形成，但执政的国民党始终不承认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十分脆弱。面对抗战日趋严峻的形势和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中共与中间党派逐步形成了共识，要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结束党治，确保抗日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为此，中国共产党和中间党派患难与共，并肩战斗，以国民参政会为平台，围绕抗日各党派合法地位同国民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夕，中共参政员在《我们对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中就明确地把“如何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之自由及保证各抗战党派之合法权利”作为“最紧急而有待于迅速提出方案以求解决”的问题提了出来。在一届二次会议上，邹韬奋提出了新闻出版自由案；1939年2月，在一届三次会议上，董必武提出“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扬民气以利抗战案”，要求“通令全国各机关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给各党派以法律上之保障”。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强行删去了原提案中关于党派合法地位的要求，通过了有利于国民党独裁的决议。董必武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两次退席以示抗议。1939年9月9日，即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召开当天，毛泽东等七名中共参政员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明确时局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强各抗战党派之精诚团结，尤其是国共两党之友爱合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权利”， “严令禁止对共产党及其他抗战党派之歧视压迫行为”。会议期间，中共参政员陈绍禹、董必武等联合其他党派和无党派参政员共26人提出了《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重申了共产党的团结抗日政治方针，提出了“由国民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权利”等三项具体要求，进一步维护了各抗日党派的团结合作。
随着日本侵华策略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顽固地坚持“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一党专制立场，拒绝承认中共以及抗日各党派的合法地位。1939年10月至“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顽固派先后掀起了两次反共高潮，同时排斥和打击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在尖锐复杂的斗争实践中，中共与中间党派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切实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对敌。鉴此，中共十分重视中间党派和中间力量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把他们看作是中共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一支重要同盟军，是必须团结、争取的抗日民主力量，提出了“团结起来，以对付国民党日益加强的压力，保持民主党派的存在”的方针。从1940年至1941年毛泽东多次讲话强调共产党善于团结和争取中间党派和中间力量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在中共的支持、帮助和指导下，各民主党派加快了组织联合的步伐。1939年11月23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章伯钧、沈钧儒、黄炎培等和民主人士张澜等人，在重庆联合组织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经过第一次宪政运动的洗礼，1941年3月19日，黄炎培、张澜、章伯钧、梁漱溟等13人秘密召开会议，组织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将三党三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一步联合起来。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成为了社会基础十分广泛的有党派与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政治联盟，民主党派自身的力量大大增强。中共与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把争取自身合法地位的斗争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即推动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民主宪政运动，寻求最终建立联合政府。在这一历程的演进及转变过程中，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日益紧密，形成了患难与共的友党。
三、共同维系统一抗战局面而密切合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其首要任务是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统一抗战局面。因而，中共与中间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合作的重要使命和根本动力就是共同维系全民族统一抗战局面，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为此，二者在国民参政会中展开了密切合作。
在抗战初期，中共与中间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的积极合作，有力地推进了抗战进程，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7月，在第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中共参政员陈绍禹领衔提出了《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该提案充分表示了中共加强国共团结，合作抗日的诚意，反映了绝大多数参政员的心声，立即获得了67名各党派领袖和无党派知名人士联署，成为这次会议中联署人数最多，代表性最广的提案。有力地回击了日寇汉奸的挑拨与破坏，坚定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和信心。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汪精卫在重庆大放“和平”烟幕，制造投降舆论，危害抗日统一战线。10月28日，中共参政员陈绍禹等六人在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率先提出了《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该提案得到了包括中间党派在内的广大参政员的积极支持，获得73人联署，创国民参政会提案联署之最。华侨参政员陈嘉庚从新加坡发来“电报提案”，即“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公务员言和以汉奸论案”，被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该案立即得到中共和一些真正参政员的拥护和支持，在国民参政会中获得高票通过，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内部反动势力的分裂、倒退和投降活动。在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密切合作下，一届三、四、五次会议分别通过了《拥护政府抗战国策决议案》、《声讨汪逆兆铭电》、《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电》，表示了参政会“一致斥伐，以昭大义”的严正立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发动反共高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此，中共与中间党派在国民参政会内外密切配合，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一系列坚决的斗争，维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纷纷谴责国民党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揭露事实真相。彭泽民、宋庆龄等联名通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斥责国民党反动事变，严正要求蒋介石国民党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实行民主诺言。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在香港发表宣言，对共产党表示同情，指责国民党当局违背民主诺言坚持搞一党专政，反对投降反对分裂，要求民主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的政治主张。救国会也坚定地站在中共一边，痛斥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同室操戈的罪恶行径。救国会参政员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史良等人，与中共采取协调一致的共同立场，支持中共的正义行动，拒绝出席参政会，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表示坚决抗议。中共与民主党派强劲的政治攻势迫使国民党蒋介石不敢轻言破裂，重新回到国共合作的轨道上来。蒋介石在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被迫承认国共分裂是不允许的，并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各民主党派与中共联合行动，二届一次参政会围绕共产党参政员是否出席会议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成为民主党派与中共团结合作共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典型范例。
四、共同争取民主政治而形成政治盟友
实现民主政治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心环节。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更加反共反人民，变本加厉地实行独裁统治。中共与民主党派进一步形成了共识：必须在中国实行最广泛的民主政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抗战才有前途，中国才有希望。于是，中共与民主党派以国民参政会为平台，协调一致，密切合作，共同为争取民主政治同呼吸共命运，逐步成为最真诚的相互信赖的政治盟友。
中共与民主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合作的历程充分演绎了“顺民者昌，逆民者忘”的历史规律，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系列规律性认识：民主政治是方向；统一战线是法宝；多党合作是根本；党的领导是核心；政策策略是灵魂；人民群众是动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们一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方向，高扬爱国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执笔人：罗天 付秀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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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罗天，哲学学士，长寿区社会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党建理论、民主政治；付秀明：法学硕士，长寿区委社会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法学、党建理论、民主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