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步，为了全国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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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29日下午，离愁的气息笼罩在大鹏湾沙鱼涌的海滩上，东江纵队的将士们即将踏上北撤征程，紧握的长满老茧的手，亲密战友的拥抱，亲人不舍的叮咛，以及偶尔响起的啜泣声，让久经沙场的战士们心情异常沉重。远处三艘美国登陆舰缓缓驶近了，人群渐渐有了骚动，个别小鬼兵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然而，为了即将到来的胜利，战士们毅然走向了舰艇。30日拂晓，在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分，美军登陆舰起航驶向了大海，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东江纵队的北撤是中国共产党为避免内战、为维护中华民族大局所做出的重大决定。

国民党军围剿人民军队，中国面临内战危险

国民党反动派对广东共产党的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一直采取敌视的态度。日本投降后，重庆国民政府派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任华南战区受降主官、广州行营主任，罗卓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在广东恢复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挑起全面内战，进而将广东变成其后方基地，对人民抗日武装采取了“势在必打，志在消灭”的方针。早在抗战胜利前夕，龟缩在江西南部的国民党军第一八七师和第一六O师，即向粤北抗日军民进逼，于8月11日纠集地方反动武装近万人，分六路包围始兴县八约根据地。风度大队被迫自卫反击，激战数日，坚守炮楼的120多位指战员和群众全部被国民党军的炮火焚毙。抗日战争刚胜利，国民党当局即矢口否认广东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存在，以“剿匪”为名，公开向人民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8月17日，国民党军第一八六师袭击驻潮安的韩江纵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兼政委周礼平等10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国民党军残忍地割下受害者的头颅，高悬示众。9月初，第一六O师又对始兴地区的老黄店、宝峰一带反复扫荡和搜捕，枪杀共产党员和伤病员。9月12－18日，东纵挺进粤北部队在始兴奇心洞又遭第一六O师疯狂进攻，纵队干部学校学员30多人，在此养伤的伤病员20多人，被捕后遭枪杀。同月，国民党琼崖当局调集军队数百人，勾结日军向进驻海南感恩县城，准备接收日军武器的琼崖独立纵队第二支队第八中队发动进攻，杀害第八中队指战员和地方干部80多人。

1945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谈判，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中共代表同意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等八个解放区，并将以上地区的部队撤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地区。为此，东江纵队等广东人民武装决定北撤。中共中央顾全大局做出让步，国民党军队却没有停止对人民武装力量的围剿和屠杀。

国民党军队从各地开进广东，抢先占据战略要地。之后，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为执行蒋介石进剿中共武装的密令，在广州召开“粤桂两省绥靖会议”，要在两个月内肃清“奸匪”。12月15日，广州行营又把广东、广西划分为七个绥靖区，并发布第一号命令，称“本行营以迅速肃清辖境内奸匪之目的，主对广东方面之股匪，同时分区进剿，务求于短期内各个击破之”。“肃清”的期限，至1946年1月底为止。在此期间，国民党广东当局调集新一军的第三十师、第三十八师、第五十师，第五十四军的第三十六师，第六十三军的第一五三师、第一五四师，第六十五军的第一八六师，并纠合地方团队、伪军，总共7万余人，在飞机的配合下，向东江解放区大规模进攻。

国民党军队采取“网形合围”、“填空格”的战术，对解放区进行分进合击和反复“扫荡”。同时，在各地大力恢复“保甲制度”，扶植区乡反动政权，实行强迫“自新”运动，制造白色恐怖。国民党军队在“剿匪”、“清乡”的名义下，到处烧杀抢掠，杀害革命战士和无辜群众。据当时报纸刊载：国民党“大军所到之处，墟场化为平地，良田变成废土，抗日有功的乡村公正士绅、知识分子及积极农民，被杀的杀，逃的逃……全家被杀的也不在少数”，其烧杀抢掠的景象，令人怵目惊心。有的民主人士到东江实地考察，连称目不忍睹，其中邓文钊先生还因气愤过度而病倒。他们愤而揭露国民党军队的暴行，指出：东江纵队“现在受新一军压迫很厉害，新界广九路两旁受害最严重，新一军把有子弟参加游击队的每一家人的房子都烧毁，并进行掠夺”；并称新一军比日本鬼子更坏，新一军是“新日军”。

面对国民党企图挑起内战的危险，中共中央积极努力。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达成停止军事冲突协议，双方同时颁布于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为监督停战协定的贯彻执行，由重庆军事三人会议派出代表，在北平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调处随时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中共代表为叶剑英。为了制止广东的内战，履行广东人民武装北撤的诺言，中共中央于1946年初，任命原拟回南方负责党的工作的方方，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中共首席代表，到广州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

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据理力争合法地位

国民党当局无视广东人民武装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屡次否定人民武装力量的存在。为了争取人民武装的合法地位，粉碎国民党政府企图消灭人民武装的阴谋，中共与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艰难的谈判，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其客观存在的事实。

1946年1月25日，军调部第八小组中共代表方方少将、美方代表米勒上校、国民党代表黄维勤少校等抵达广州，执行调处和谈判任务。国民党广东当局对第八小组的到来，采取不合作和阻挠的态度。1月26日，广州行营发言人发表谈话，称“粤桂两省一区，除发现零星土匪散兵抢劫外，从未发现中共部队”，表示对第八小组的到来“甚感惊诧”。2月5日，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举行记者招待会，说什么“从未奉到辖区有中共部队番号、驻地及驻军数目之通知，各方亦无此种情报”；在广东只有“专事扰乱治安者，仅属地方零星土匪”，“不能承认其为军队”，“故本人无法应中共代表之要求，妄行承认此种败类为中共部队”。并说：广东只有“剿匪”，不存在执行停战令问题。国民党东江当局还密电其部属，谓“查委座停战命令其执行范围，仅限于长江以北之地区，本辖区为维持地方治安清剿土匪，仍应继续加紧实施，依限肃清为要”。 国民党军队企图迅速占领该区，消灭中共武装，以证实他们所宣扬的“东江无中共军队”的谎言。他们一面拒绝调处，一面加紧调集大批部队，猛烈进攻中共领导的武装。仅进攻惠东宝解放区的军队就达7个师之众，其中包括全部美械装备的新一军。

为挫败国民党当局的阴谋，方方在第八小组到达广州后举行的第一次预备会议上，严正驳斥国民党否认广东中共部队的谎言，并立即致电北平军调部，请制止国民党军队对中共部队的军事进攻，同时向国民党广东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方方还建议第八执行小组到东江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广州行营开始是多方阻拦，在阻拦不住时，又急忙作出布置，使执行小组到达东江地区后，仍无法与东江纵队直接接触，并布置一些假证人来出面作证。国民党的宣传机构也发表消息，说第八执行小组到现场视察后确认广东无中共军队，从舆论上支持张发奎的谬论。方方等还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阻挠，与中共广东区党委取得联系。广东区党委坚决贯彻“双十协定”的精神，一面组织部队做好北撤的各项准备工作；另一面组织和指挥部队坚持自卫斗争，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中共党组织还运用社会舆论，对广东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2月13日和15日，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先后发表《华南抗日游击队的功绩》一文，以大量的事实，驳斥国民党所谓广东没有中共部队，只有“土匪”的言论。2月16日，中共中央发言人通过新华社发表评论，强烈谴责国民党广东当局的内战罪行，要求重庆军事三人会议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迅速采取措施，使停战令在广东迅速实现，以保障国内和平。19日，区党委发言人在《华商报》发表重要谈话，详列东江纵队的抗日战绩，吁请社会各界速组考察团，实地调查，督促广东当局立即停止进攻解放区，实现全面和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也为此发表声明。3月9日，为打破谈判僵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区委书记、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飞抵重庆，于3月11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会上他详细介绍华南游击队八年抗战的功绩，批驳了国民党对华南人民武装力量的不实说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华南抗日游击队的阴谋。3月18日，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又在重庆再次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首先让尹林平发言，揭露国民党在广东挑起内战的阴谋。并向到会的中外记者散发了在抗日战争中被东江纵队营救过的外国友人的感谢信。周恩来还代表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盟邦朋友、各党派朋友一道维护并监督“双十协定”和政协协议的全部实现。

中共中央的努力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3月22日，中国民主同盟港九支部在香港召开成立大会，并通电全国，呼吁制止内战，要求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对东江解放区的进攻。在香港的何香凝、蔡廷锴、李章达等先后发表声明，呼吁和平，要求张发奎“立即停止进攻东江爱国的中共军队”。被东江纵队营救过的英美人士，也发表公开谈话，称赞东江纵队是一支英雄的部队，表示坚决给予支持。

在国内外强大舆论压力下，特别是在国民党的军事进攻遭到失败的形势下，国民党广东当局终于承认广东有中共武装的存在，并在重庆签订了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3月底，重庆军事三人会议派出三人小组（中共代表为廖承志），到广州会同第八小组解决中共武装北撤问题。此时，张发奎又故伎重施，企图否认在重庆达成的协议，声称不知广东哪里有中共部队。廖承志质问他：“你老是口口声声说广东无中共武装，那你们过去发了那么多限共、溶共、反共的密令又是针对谁的呢？目前你们又制定了绥靖密令，又是针对谁的呢？难道不是针对中共武装的吗？”张发奎被问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他知道中共缴获了这些文件，不敢狡辩，终于于4月2日签订了关于东纵北撤问题联合会议决议。主要内容有：一、承认华南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二、北撤2400人，从调查之日起至登船之日止，以一个月为限；三、从大鹏湾登船，撤退到陇海路以北，撤退船只由美国负责。

第八小组终于完成东纵北撤的谈判任务，它是第一个同时也是唯一一个谈判有成果的小组，受到叶剑英的高度重视和表扬。

北撤部队向大鹏岛集中，国民党军进行阻挠围捕

当时，广东境内的人民武装约有1万多人（琼崖未计），而北撤人数仅限2400人，大部分人复员。人民武装遍布全省数十县，方圆达1000多平方公里，而交通和通讯设备落后，要求在一个月内集中北撤，困难很多。虽然有这些不利的因素，但共产党人从和平的大局出发，忠实履行协议，以最大的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其中，粤中党组织领导的地下航线“前进渡”船，想方设法完成运送粤中部队负责人的任务，使他们能够如期集中，参加北撤。然而斗争仍在继续。北撤协议签订之后，国民党广东当局对中共部队集中的安全问题不作具体保证，又不下停战令，企图拖延时间，以消灭中共部队。当时，北撤部队从江南、江北和粤北分三路向集结地点大鹏半岛集中。国民党广东当局在沿途调集重兵，挑起事端，伺机发动进攻。为防止发生第二次“皖南事变”，应付国民党随时发动的进攻，集结部队处处小心谨慎，集结行军可谓异常艰难。

5月底，国民党军队袭击东纵驻增江河畔沙塘墟的部队，打死东纵战士8名，捕去7名，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在惠阳东部地区，东纵东进指挥部率领的部队集中到多祝西南牛皮嶂下的园潭时，国民党军保安第七团出动了两个营的兵力向东纵发动进攻。国民党军一个营首先进攻，东进指挥部被迫起而反击，以独立营为主作好了伏击敌人的部署，待敌进入伏击圈后断其退路，全歼敌军。国民党军另外一个营在开进途中，见势不妙，调头逃走。这次战斗是东纵自抗日战争以来在反顽作战中第一次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营，大振我们的军威，严重挫败了国民党企图消灭人民武装于集结途中的阴谋。

集结北撤最困难的是粤北部队，这些队伍十分分散，北到湘南和赣南，南到从化，西到曲江、英德，东到和平、连平的九连山一带，要立即集中起来很不容易。粤北队伍克复了重重困难，终于把队伍集中到英德龙口。在此处，国民党特务制造了刺杀东纵领导人的“龙口事件”。

一天清晨，部队即将出发前，林边小坡上有两个便衣特务冲进驻地，被指挥部警卫队伍发现，立即将其抓捕，搜出他们身上的枪和国民党军布质胸章。部队指挥部对特务审讯后即押送粤北支组，并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要追查责任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国民党代表黎国熹却让宪兵将便衣特务和物证“扣”起来，狡辩说是土匪冒充国军。中共方面押解人犯的战士曾福当场进行反驳，黎国熹恼羞成怒，用手杖将曾福的头打破，并说其制造是非。中共官兵没有上国民党挑衅的当，杨康华起草抗议国民党行凶的文件，要国民党、美国代表签名，发电报告第八小组。国民党和美国方面拒绝签字。中共部队将士很是愤怒，严正声明如不承认错误，不接受抗议要求，部队就不继续行军，电报改由指挥部电台发给方方。但是为顾全大局，粤北各部队还是继续行军。到达龙门县永汉墟后，黎国熹被迫口头表示道歉。部队抵达沙鱼涌后，方方狠狠批评了国民党方面制造事端，破坏协议的无耻行径。广东解放后，黎国熹供认了当时便衣特务企图刺杀部队负责人的事实。

在龙口南下行军前，国民党对粤北部队干部战士强行注射防疫针，同志们普遍发高烧，手臂肿痛，抬不起来，还要继续长途行军，时刻提防各种不测。在南下途中，国民党指定东纵部队的行军路线，行军路上驻扎国民党军队，还规定每天的宿营地点，宿营时东纵不能有警戒和搜索部队，东纵后面还有国民党的尾随部队。6月的天气正是烈日酷暑，国民党总是设法拖延出发时间，不到烈日当天不起步，让东纵战士在酷热中行军，汗流浃背，苦不堪言，有的战士甚至晕倒。国民党这些伎俩都是企图将东纵部队拖垮累垮，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黑脸精瘦的战士是累不倒拖不垮的钢铁汉。相反他们自己却被拖垮了，对东纵部队虎视眈眈的国民党军纷纷逃走。

当我们的队伍在沙鱼涌集中时，乡亲们看到东纵战士黝黑瘦削的脸庞时，很多人不禁红了眼眶。

在美军登陆舰上，北撤将士继续斗争

因为北撤人员有限，只有2400人，对部队军政人员，除主力指战员外，只能安排排级干部和地方党员暴露面目不能就地坚持工作的区委以上干部，以及需要的随从人员。广东区党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部署东江纵队班长以上干部或老战士北撤，大部分人员复员，一部分调派到广州、香港等城市工作。同时鉴于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发动内战的严重局势，在各地区仍保留了一批武装骨干，隐蔽下来，坚持斗争，以保卫复原人员和群众利益，并作为全面内战爆发后，恢复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在6月29日下午，美军登陆舰到达沙鱼涌海岸后，北撤的2400人按预先编队排队上船。此时一些五大员（炊事员、卫生员、运输员、警卫员、勤务员）一齐涌了上来，也登上舰艇，临时加入北撤队伍。部队指战员对此是默许的态度，第二艘舰艇上的高健同志，在额外人员不能上船时，还故意大发雷霆，把他们硬塞上船。北撤人员到达烟台后统计，由2400人增加到2583人。其中包括珠江纵队89人，韩江纵队47人，南路部队23人，粤中部队105人，桂东南1人。

东纵登船后，美军船长要求，除少数指挥员外，所有枪支武器弹药都要入库、加锁。经斗争，美方船员的枪也入库，钥匙由双方掌管。为防备国民党再生事端，各船都作了应变的准备：第一船挑选了10人暗藏10支短枪，物色若干名当过海员、熟悉航海业务的同志，准备必要时代替美方的大副、轮机人员；第二船挑选了十几名勇士，日夜监视收藏东纵部队枪支的船舱，准备必要时迅速夺回枪支；第三船挑选近20名排级干部，暗藏下驳壳枪，在甲板上活动。各船的负责人，日夜在航海室轮流值班，检查航行路线，以防万一。

东纵乘坐的美军运输登陆艇，有些美军见到北撤部队的一些女同志表现粗野无礼，甚至闯进女浴室和女卧室。部队官兵们提出强烈抗议，说明北撤部队是人民的军队，部队中的女同志是人格高尚的女战士和军人家属，其尊严和自由不得侵犯。美军被拒绝后，就以限制淡水供应来报复，一天只供应淡水两次，同时不给淡水做饭。后来东纵部队派出几个懂英语的同志进行交涉和解释，美军舰艇上没有再发生对女同志不礼貌的事件，双方部队还一起在甲板上开联欢晚会，美军还放映电影给中国将士们看，淡水也开放供应了。

东纵胜利北撤，不可遗忘的功臣

在东纵胜利北撤的过程中，中共地下党员作出了突出贡献。重庆三人小组军事代表团到广州与第八执行小组解决中共武装北撤问题时，国民党实行各种破坏活动，如制造翻车事故、偷窃中共代表密码、破坏电台等，地下党员及时通知中共代表，加强戒备。秘密党组织中共特别支部成员杨应彬当时在张发奎军参谋处作战科分管兵力、驻地等工作，蒋介石关于进攻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的命令和广州行营的具体部署情况能获知不少。有一天，杨应彬听到一个国民党谍报队的参谋说，谍报队的人化装成第八小组驻地的工作人员，监视中共代表方方等人。杨应彬立即通知另一中共地下党员左洪涛，左洪涛便以行营副官处代理处长的身份，以照顾第八小组人员的生活名义和方方见面，在握手时，将写有“服务人员均是特务，提高警惕！”的纸条递给方方，使中共谈判代表加强了戒备。当广东中共武装力量根据北撤协定，在大鹏岛集结准备登船时，国民党当局又酝酿阴谋。美军三艘登陆舰开到外海，却迟迟不来登陆点。这让东纵领导人非常焦心，部队都集中在一处，如果此时国民党再次背信弃义，队伍则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而此时杨应彬看到国民党一个密令，原来蒋介石密令驻扎淡水、龙岗、宝安的军队在王母圩、葵涌一带对北撤队伍采取突然袭击，妄图“聚而歼之、一网打尽”，这是万分紧急的情报，杨应彬迅速通知左洪涛，左立刻找到民主人士萨空了，请他赶赴香港转告尹林平。尹林平马上告知方方、曾生，他们决定：向周恩来、叶剑英报告，向三人小组和军调部揭露国民党的阴谋；由方方向第八执行小组提出抗议，并知会美方代表米勒上校；动员香港进步报刊，揭露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而曾生等做好北撤部队战斗、突围的准备。因为阴谋的败露，东纵部队有了应变准备，大鹏岛又毗邻香港，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均使国民党处于被动地位，不得不放弃了歼灭北撤队伍的阴谋。

在东纵北撤的背后，我们更不能遗忘的是那些没有北撤的同志，比如女炊事员阿娣。阿娣没有爹娘，没有家，小时候就给一家农户当童养媳，受尽苦难。但阿娣勇于向命运抗争，偷偷跑出来参加游击队。她肩挑装着油盐盆碟的担子，跟着部队翻山越岭，为连队烧水煮饭，无论多苦多累也从不抱怨。她没有家，就把连队当作自己的家；她没有亲人，就把战士们当作自己的亲人。然而，现在她要复员了，离开连队，离开自己的家和亲人。阿娣平静地接受组织上的安排，强忍离别的痛苦，为战士做最后的一顿晚饭。战士吃完晚饭后，阿娣如常洗干净锅碗瓢盆，收拾好放置油盐柴米的箩筐，送还了从老乡家借来的水桶、铁锅，擦干净自己脸上的污渍，穿上一身黑布衫，背起一个小包袱，去向连长、指导员、文化教员告别。一声“我走了”便哽咽出来，泪水涟涟地走出连部，走进茫茫的夜幕中。我们无法得知她后来的命运如何，但许多象阿娣这样默默无闻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人却是我们不能遗忘的。

就这样，东纵战士们历经艰难险阻，忍痛挥别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告别养育自己的故土，告别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和老乡，为了中国的和平，完成了北撤的壮举。正如方方给北撤将士的慰问信所说：

你们打了八年日本鬼子，解放了大片国土，挽救了千百万同胞的厄运！然而日本鬼投降了，你们确不能不离开家乡，一想到这里，不禁令我挥泪。

然而，你们为了全省、全国的和平，你们为了坚决执行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训令；你们终于毅然决然冲破一切困难——不怕牺牲，不怕艰苦，义无反顾地英勇的集中北撤，说明你们纪律的严明，训练的有素，怀抱的伟大，不愧是人民的优秀的儿女，不愧是毛泽东的好学生，这是多么地使我感动兴奋呢！

现在，不管世界上的反动分子在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管中国的反动分子在策动内战，然而和平是全世界人民一致的要求，我们能够坚决站在人民一起，和平一定要实现的。

因此，我以悲痛而又兴奋的情绪，欢送同志们北撤，去为和平而努力，去为民主而努力，去为创造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的强盛繁荣统一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