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船斋杂记》考辨

摘要：人们对《景船斋杂记》及其作者章有谟的认识存有欠缺之处。它是一部清初文言笔记小说集，是反映明末清初松江一带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经考证，作者身世也比较清楚，他是抗清的明臣之后，曾从学王夫之，终生布衣，而后代则是清臣了。蒲松龄没看过《景船斋杂记》，所以，将其中的内容作为《聊斋志异》的本事是有欠妥当的。

关键词：景船斋杂记；章有谟；文言小说；聊斋志异；蒲松龄

中图分类号：1207．41　文献标识码：A

《景船斋杂记》是一册很不起眼的小书。宁稼雨先生《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只是在附录一《剔除书目》中著录该书，曰：“清章有谟撰。《八千卷楼书目》小说家类著录，一卷，今有《申报馆丛书》本。其书杂记典章制度及地方风俗等，非小说之制。章有谟事迹未详。”^[1](P454)而侯健先生主编的《中国小说大辞典》，将《景船斋杂记》列为“清代文言笔记小说集”，介绍稍详，说“此书以记明隆庆以后朝野轶事为主，对于其家乡松江掌故记载尤详”^[2](P638)。二者看法大相径庭，都言之甚简，故笔者以为，对《景船斋杂记》一书的性质、价值及作者章有谟有作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由于种种原因，人们难以划清小说与非小说的界限；对于笔记、杂记一类文言著述是否为小说之屑，更是众说纷纭。然刘知几《史通·杂述》分史氏流别为十，其八曰“杂记”，并列举祖台之《志怪》、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列传》等，这些“求其怪物，有广异闻”的作品，都被后世视为小说；还有以“杂记”名书的，如张华《杂记》、刘欹《西京杂记》，也都被视为小说。鲁迅将小说分为志怪、志人两类，还有杂俎一类，研究者一般也归于小说。根据古今结合的原则，从杂记的特点出发，将具备一定情节和艺术趣味的创作性叙事故事视为小说，是符合实际的。

章有谟从孙章德启在序中说章有谟“裒辑平日见闻，笔为杂记”，成《景船斋杂记》二卷，同上举历代作品一样，亦以短小的篇幅记叙故事，其中大多是作者乡里人物的琐言轶闻，具有很强的小说特征。书中固然也有宁稼雨先生所举“杂记典章制度及地方风俗等”非小说成分，但在全书所占比重不足十分之一。笔者认为《中国小说大辞典》的说法是允当的。

除了从《景船斋杂记》本身所载内容判断其为文言笔记小说集外，还有一些旁证。朱一玄先生《<聊斋志异>资料汇编，本事编》。它将宋洪迈《夷坚志乙志》卷八《长人国》、宋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前录》卷十九、《景船斋杂记》卷上六，作为《聊斋志异》卷六《大人》的本事；将唐戴孚《安南猎者》、唐牛肃《淮南猎者》、《景船斋杂记》卷上六作为《聊斋志异》卷八《象》的本事；还将《景船斋杂记》卷上三九作为《聊斋志异》卷十《布商》的本事。这就为判断《景船斋杂记》的性质，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系，具体内容请见该著。此三个故事都是志怪题材的，不论在取材上、结构上、语言上，相互间都有一定的继承性。其它各篇向被视为志怪小说，《聊斋志异》更公认为小说杰作，《景船斋杂记》的几篇，自然也应是小说。

尽管《中国小说大辞典》认为《景船斋杂记》是小说，但对它的评介则有失公允：“书中记因果报应之事甚多，甚至把清兵南侵、江南人民抗清和清兵屠城诸事一概说成是‘果报’，未免为清统治者开脱罪行。”^[2](P638)

我们先考查一下作者的身世和成书情况。章有谟(1648-1735或1736)，字载谋，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章旷次子。章旷为明万历十四年(1586)丙戌科进士章宪文孙，万历辛亥年(1611)生，字于野，号峨山，明崇祯丁丑(1637)进士。南明福王时为长沙监军，唐王擢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永历元年，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右侍郎，督恢复诸军，有智略，行军不避锋镝。在永州见诸大将拥兵，闻警辄走，知事不可为，慷慨悲愤不粒食死，时为清顺治丁亥年(1647)冬，谥文毅。著有《楚事纪略》、《章文毅诗集》^①。

旷死数月后，顺治戊子年(1648)，其妻吴氏生有谟。顺治戊戌年(1658)，年仅十一岁的有谟随家人扶父柩回到家乡。顺治戊申年(1668)，有谟到湖南衡阳，拜于王夫之门下。顺治乙卯年(1675)，欲取道粤西回华亭，道阻不得归，复与唐端笏同游于王夫之门下，王夫之送给他自注的《礼记》。有谟在湖南期间，还到过常德父亲屯兵处，设位以祭，及从征将士，披发大恸，行路感泣，人以谢翱、郑思肖相比。顺治已未年(1679)，有谟和王夫之避兵衡阳栌林山中。同年，回到家乡华亭。

章有谟“笃志好学，博通经史，与兄有功并以诗文鸣”。生平力学探古，不应有司应，隐居佘山，布衣不仕。因慕王夫之为人，故号其斋曰“景船”，著《礼记说约》三十卷(一说十卷)，今佚，《景船斋杂记》二卷，今存。二书约成于康熙中期以后^②。

据光绪《青浦县志》卷十八《人物》二，章有谟子继绪，康熙丁酉年(1717)举人，雍正丁未年(1727)进士，曾任山东章邱、栖霞、利津知县。注重教育，官利津时，建义学七处，并仿松江府教授陆在新法，设引年会，凡诸生年六十以上者给银六两，七十倍之，八十又倍之。著有《绍庭诗钞》。又据光绪《青浦县志》卷十六《选举》载：“章有谟，子继绪仕，封利津知县。”章德启在《景船斋杂记》序中说：“公(注：指章有谟)于乾隆丙辰(1736)赠利津县令。”二说小异，但于作者卒年考有重大意义。据《辞源》“封赠”条：“封建王朝推恩大官重臣，把官爵授给本人父母，父母存者称封，已死者称赠。往往以子孙的官位为赠。”据乾隆《利津县续志》卷五《知县》载，继绪雍正十三年(1735)至乾隆二年(1737)任。光绪《青浦县志)说有谟生前接受朝廷诰敕，与自说“布衣不仕”相矛盾，但可推知有谟卒于雍正乙卯年(1735)或乾隆丙辰年(1736)。因为继绪任利津知县之前还任过章邱、栖霞知县，而史籍中还未发现有有谟受这两个官爵封赠的记载。

《景船斋杂记》由章有谟子继绪授从孙德启，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刊刻。常见本有《申报馆丛书》续集本、申报馆仿聚珍板印本、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本，其中申本有序^③。章德启在序中说：“启老矣，属门下土陆明睿为之校定。”故题“华亭章有谟载谋著，同里后学陆明睿校”。今所见《景船斋杂记》，当非作者写定后之原文，至少经过了陆明睿的校定。证据是卷上十七：“崇祯十三年，松江东门外天雨针，但无针眼，细如绣针。人家釜底都画龙花草，或写一‘佛’字。陆明睿曰：‘明杨肃、章闇，皆有雨针诗。”’陆明睿此注，显然是刊刻时所增补。《景船斋杂记》是在成书后约五六十年后付梓的，其间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清朝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对文化的专制也进一步加强。章有谟是明朝抗清命官的后代，不与清廷合作的隐者，《景船斋杂记》有些内容是极其敏感

的，故公开出版之前，可能经过了技术处理，但由于未见作者手稿，也未见初刊本，不能肯定。目前所见版本都至少因避讳而改动，是可以肯定的。

在这样的家世和身世背景下，很难相信作者有“为清统治者开脱罪行”的主观意图，相反地，我们更相信其反清的立场。事实上，《景船斋杂记》还是较曲折地反映了江南人民的抗清思想的。如卷下四六，记载“卧子先生被拘后，投茅竹港死，大吏命以头颅入狱”之事。卧子先生指陈子龙，曾受鲁王职衔，结太湖兵举事抗清，事露被擒，投水死。《景船斋杂记》不仅记述此事，还引华令陈鉴祭陈卧子(子龙)文，赞美他是“汉之北海，宋之文山”式的“忠义”之士，说是“若祭关公，当祭卧龙”。并称：“拘公者，么么虫虫；侣公者，暧暧朦朦；拜公者，斐斐浓浓；报公者，丰丰隆隆”。此外，如作者伯父节敏公、父文毅公等人抵抗殉难，都反映了清兵的残暴和人民的抗清斗争。又如卷下一五九：

妇人伪为男子，人知有木兰与黄崇嘏耳。近上海浦东有吕某者，自国变时，其妻被掳，吕已鳏居久矣。后十五年，见一雄健丈夫，腰弓扣马，至其家索酒食，问云：“汝何姓?室谁氏?外父何名?”吕一一告知，其人即抱头而哭，曰：“我即尔室也。关山辽隔，靡日不思。近来奉旨寻夫，是以得归。”随解腰头白镪，约五百金，付吕作生计。顺治己女年事。

顺治己亥为顺治十六年(1659)，倒数十五年，为顺治元年(1644)，吕某妻正是在“国变”时被清兵掳去的，吕某鳏居十五年后，虽然见到了靡日不思的妻子，且得五百金作生计，但并未能破镜重圆，作者的倾向性是很清楚的。

再来看有关屠城记载：

明季甲中秋，松郡满城夜闻犬吠地中，狺狺达旦，明年遂有屠城之惨。与宋靖康时事同。是时守城者总督沈公犹龙、中书李公待问及先伯节敏公也。节敏，隆武赐谥。(卷上四十)人们将一些无法解释的事件视为“果报”，是可以谅解的，从作者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看，说他“为清统治者开脱罪行”，未免过于武断。还有，书中记因果报应之事并非“甚多”，从篇数上看占不到三十分之一，有些记事甚详，结构完整，情节生动，文笔流畅，惩恶劝善之心灼然可见，是比较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试举一例：

万历壬午秋，七宝里有一妇，奉主母命，持礼植访亲故家。时会酷暑，于途中四顾无行者，遂解衣河畔，投水而浴。猝遇恶少年，攘其衣与礼植而去，妇畔号水中，徨遽欲死。幸田父闻之，往视，曰：“尔无恸，吾令老媪借尔衣。”媪即以衣来，拉其妇归舍。田父问状，知少年为某也。即往其家，数之罪，为少年所殴，几毙，妪奔救之。其妇大恚，曰：“奈何以吾故而害及老人耶?”即自缢。媪归，而其妇已绝矣。媪骇且愤，亦复自经。田父则仰天哀恸，曰：“吾何以生为?”邻右方慰解间，忽风雷大作，恶少年立击毙，而妇及妪已霍然起矣。噫，孰谓天道梦梦哉。(卷下一二六)

遭雷击死，本是一种偶然的自然现象，但在古人看来，却是一种恶报。《景船斋杂记》有些篇目带有神异传奇色彩，如上文所举卷上三九记一商人施金修整庙宇，寺僧起歹意，后来庙里大士现身救度商人；卷上三五记朱佑明之父贪财害寺僧，后某令发朱佑明私撰明史之事，而某令之面目与寺僧无异。尽管三篇有果报观，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故事。

笔者认为，很多现在认为是“小说”的著作，在作者看来不是小说，而是记言记事。如宁稼雨先生《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著录汪道鼎所著的《坐花志果》为“清代杂俎小说”，且云“未见”^[1](P398)。福建省图书馆藏有此书，现在断定它是一部专记因果报应的短篇小说集是无可置疑的。一些篇目在情节设置、果报应验方式，甚至语言文字方面，与《景船斋杂记》的同类故事很为相似，只是篇幅稍长。从作者的意图来考查，他们并非创作“小说”。随着时代久远，人们视它们为“小说”也是未尝不可的。这又可作《景船斋杂记》为小说集的旁证。

《景船斋杂记》就其描述对象的广泛性而言，可以说是一面反映明清之际松江一带社会生活的镜子，真实生动再现了当时的历史面貌。卷下八一、八二，反映科举考试评卷、录取主观任意性，富有趣味：杨有为九南弱冠人场，场题《文武之政》一节中，讲人存，兼君臣，而九南只言君，盖忘集注而然。主考批云：“场中并说君臣，此独言君，得尊君体。”因中式。(卷下八一)

龚封塘，名辄，秋试三场，俱患疟。勉力完卷，而文甚简，苦题号房云：“三战连三疟，天公竞若何。欲将除大任，故尔折磨多。”及房师阅卷时，邻房适至，一云是老年举子，一云是功力未到者，争辨不已，因云：且中选观之。及揭晓后，谒本房，则少年也。问之，以疟对。主司叹，以为天命云。(卷下八二)

反映不自由的婚姻不幸和妇女地位低下的，也很形象生动。卷下六九体现了封建婚姻制给妇女带来的巨大痛苦：

松俗好结远姻，非贪利趋势，则以门第相匹。南宗伯朱旅溪梦得二鹿，为子娶平湖陆光禄之女，为女嫁吴门陆宰之子，以应二鹿之梦。后来子豪侠外游，不入房室，陆女遂得颠病，女适陆而夫妇不谐。此一证也。尝记铅山费公女，明慧能文，嫁宜兴吴尚书予。年少多外好，疏于伉俪，女郁郁成疾。临亡，作书数百言，末缀诗云：“啮指题诗寄老亲，洞房辜负十年春。西江岂必无门第，错认荆溪薄幸人。”公见之，号恸几绝。二事可为远姻趋势者戒。

诗中哀婉地谴责了父母，表达了对自由幸福爱情婚姻生活的向往，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

《景船斋杂记》以记朝野轶事为主，记录了官僚士大夫的琐闻逸事，作者从正统儒家思想出发，赞扬廉介有德政的官员，批评有劣迹的官员，暴露了官场的腐败黑暗。如：

华令叶崇野，江西人。催科甚严，不如数者，庭中立一木，以绳缚两手悬之。乡绅盛淳往谒，问曰：“此何法也?”曰：“吊民伐罪。”盛曰：“非也，此之谓立柱就要。”闻者以为善谑。(卷下九二)

“吊民伐罪”出自《孟子·梁惠王》下：“诛其君而吊其民。”《滕文公》下：“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指为了抚慰受害的老百姓而起兵讨伐有罪的统治者。“吊”，既有哀悼慰问之义，也有悬挂吊取之义。叶崇野用冠冕堂皇之词为自己粗暴的催科行为辩护，盛淳也利用汉字同音同义的特点，讽刺了这个残忍而又要面子的县令。“要”可表示“腰部”之“腰”，也可表示“要求”之的“要”，“立柱就要”意指将人绑在柱子上，逼人拿钱。

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将《景船斋杂记》中的内容作为《聊斋志异》的本事是有欠妥当的。《景船斋杂记》是在作者死后约三十年才与读者见面的。他的儿子章继绪曾任三地县令，不至于没有出版该书的钱，真正的原因极大可能是《景船斋杂记》有反映了江南人民的抗清思想的内容，当时清政府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屡兴文学狱，“汝为我藏之”大概是出于此故。至于在1764年能刊行，原因可能在于：乾隆朝时清政权已完全巩固，为提倡忠君思想，对明之忠诚子民采取怀柔政策，后来追谥陈子龙为忠裕公并

出版他的作品即为一例；此书经过了陆明睿校注，有些词句可能被修改过。可以说，在此之前，外人看过这部作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而蒲松龄，是山东淄川县蒲家庄人，生于1640年4月，卒于1715年1月，虽是章有谟同时代的人，却与章氏远隔千里。蒲氏唯一的一次远游是1670年秋至1671年，应同邑进士、新任宝应知县孙蕙邀请，南下江苏作幕宾。而此时章氏正与王夫之等人隐遁于湖南山林中，直到]679年才回到当时江苏松江府华亭县，后又“隐居佘山，布衣不仕”，所以蒲氏不认识章氏。章氏大约在康熙中期以后完成《景船斋杂记》，死后由儿子章继绪收藏。虽然继绪在山东章邱、栖霞、利津任多年知县，但他是在1727年才中进士，后才人仕，而蒲氏已作古久矣。所以蒲氏私下里不可能读过《景船斋杂记》。

笔者五年前从欧阳健师学古典文献知识时校点此书，并考其作者生平，又从王子宽师学聊斋，今成小文，立此存照。无论是从文学角度，还是从史学角度，章有谟和他的《景船斋杂记》曾经没有什么地位，目前来看，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未来呢?或许有人感兴趣。

参考文献：

[1]宁稼雨冲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M]．济南：齐鲁书社，1996．

[2]侯健冲国小说大辞典[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

[3]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Z]．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注释：

①以上综合(中国人名大辞典)第1020页，《王船山(夫之)年谱学谱》第203页(张西堂编文海出版社)，罗正钧《船山师友记》卷二，《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第418、532、608、623页(张慧剑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②以上综合《王船山(夫之)年谱学谱》第215页，罗正钧(船山师友记)卷十三，《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第628、682、743、791、808页，光绪(青浦县志)卷二十一《人物·隐逸传》。

③申报馆仿聚珍板印本和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本的不同，除了前本有序后本无序外，在排版字体上亦有不同。前本屑活字印刷，半叶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行间无隔线；后本属小楷字体石印，半叶三十二行，行三十六字，行间有隔线，字体丰润秀气，但失误颇多：一是漏字。卷上四九中“故织被褥带折枝团风”，漏“帨其”二字，当作“故织被褥带帨，其折枝团风”。卷上八三末“果然”前漏“拆卷”二字。二是误写。如卷上八九“于九峰书院”，误为“十九峰书院”，卷上一四八末“入紫微”，误为“入紫徽”。三是段落错乱，如卷上二二末“乃息”二字，应移卷上二一末，为“太守陈公亨以兵治之，乱乃息”。卷上一二二、一二三误合为一段，卷下八七、八八误合为一段，卷上一○二、一○误合为一段。此外笔画误、漏也多。

(责任编辑　李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