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家园政治
时间：2021-02-27 08:03:1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学者萝丝玛丽·玛瑞戈莉·乔治（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女士于1996年首次从后殖民批评的角度提出两个命题：1.“所有的小说均指向恋家症”①（All fiction is homesickness），2.“所有的恋家症均指向小说”②（All homesickness is fiction）。即是说，后殖民文学作品中的家园因子与生俱来，不可忽视。她认为，在殖民语境下，“‘家园’、‘家国’概念”已经在殖民者、被殖民者、新近独立的民族及移民用英文撰写的小说中，被重新予以追宗溯源”③ 。而对于到底什么是“家园”，她说，我的“家园”概念旨在颠覆那种充塞着“父权制等级”，“性别化了的自我认同”，“居所意义”，“慰藉意义”，“养育意义”，“保护意义”的私人化领地④。即，家园不是一个被定型的、扎根的、稳固不变的场所，它是一个“选择性包容与排他模式”⑤（a pattern of select inclusions and exclusions）：
诸多包容（inclusions）建立于学习而来（或传授而来）的亲缘关系意识之上，此番亲缘关系意识被扩展至那些被认为拥有共同血液、种族、阶级、性别或宗教的人士身上。成为其中一只之资格由关爱、恐惧、权力、欲望、控制力所构成的粘接链来维系着。群体的家园（homes）呈现于地理的、心理的、物质层面上。它们是那样的一些被置身于家园中的人们和失掉家园的人们所认同的地方；它们是充满暴力和养育意义的地方。这是一个流动之域，它通过多姿多彩的方式展现自身，并且它的每一次“重新发明”（reinvention）似乎均遵循着基本的包容/排他模式。家园是一个可以逃至其中也可以逃离出来的地方，其重要性就在于它并非人人均能平等拥有，是人人为之不懈奋斗并被建构为少数人的专属领地（exclusive domain）的充满欲望之地（the desired place）。家园不是一个中立之所，而是一个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不是“逆向建构物”（counter-constructions），而是家园的唯一延伸物，它们在较大层面上“供应”着同样的慰藉与恐惧。⑥
由以上引文可知，乔治女士眼中，“‘家’的方位不再是与生俱有，而是建构而来，个人必须积极争取归属于某一社群”⑦。很明显，“家园”昭示着主体——地位（subject-status）之动态建构问题，因为“家园……同性别/性行为 、种族、阶级一起，扮演着主体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决定性因子（ideological determinant）。‘家——国’术语本身就表达了一个对主体的存在来说必不可说的复杂难解的意识形态集合体：‘归属于何处’（belonging）的观念与‘拥有家园（a home）和自身居所’（a place of one‘s own）的观念，合二为一”⑧。这一切显然导向了一个主体意识强烈的命题——“家园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home）。这里的“家园”与“民族、“国家”、“祖国”、“故土”、“故乡”等几乎同义。这种重新找寻栖身之所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困难重重，始终处于持续协商、不断变更之状态中，“不但受到自我主观意识的影响，也深受移民地外在政治文化脉络的左右”⑨。同时，这种“移民属性并非以本质或纯然性予以界定，而是以相同中必然伴之的异质性及多元性予以界定”⑩。以移居的政治与经历（the politics and experience of location）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当代文学书写”即“移民文类”（Immigrant Gee）就是旨在“寻求可令自我感到‘安居’(at home)的所在”。作为“移民文类”重要支系的华裔美国文学更是如此。
不同时期的美国华裔文学创作均在文学中表达着挥之不去的故国情结，无论是早期的《金山歌谣集》，还是留美中国学生的创作，20世纪四五十年代移民华人的创作，甚至80年代的新移民华人创作，都显示出无法遣散的家园意识。这些美国华人，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在美国社会里挣扎生存，经历了极为特殊的心路历程。可以说，他们从到达美国的第一天起，就在种族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开始了遥遥无期的自身归属和文化认同的忧虑。作为炎黄子孙，中国和中国文化是他们在异国生存的主要精神资源和文化财富，但同时，也是他们在美国主流文化面前受到排斥，感到屈辱和自卑的根源，因而滋生了一系列“家园政治”议题。这体现在“他们在有关中国的叙事里骄傲和屈辱、自大与自卑、认同与拒绝等一系列复杂矛盾的因素”上，“作为弱势的社会群体，他们通过记忆、传说、想象等方式产生的对‘故国’的叙述，一方面体现了在主流文化挤压下为保留自己的声音与尊严，力图抗衡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偏见和文化误解的努力；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在接受了某些西方社会观念后，开始取用观察中国的新观点，和他们力求融入甚至取悦美国主流文化的心态”。
美国华裔文学的家园想象主题至迟可追溯至19世纪中后期流传于旧金山一带北美华人中的《金山歌谣集》（Songs of Geld Mountain: Cantonese Rhymes from SanFransisco Chinatown)。这本至1911年才正式编辑出版的北美华人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含808首诗，与“木屋诗抄”一样凝聚了早期华人在“新大陆”的人生体验，以及他们在反华、排华风潮中艰难求存的生命感悟。4年后当地发行者又推出了含832首诗的《金山歌谣二集》，两集之和为1640首歌谣，系当时海外最具代表性的华人民歌汇编，也是今天的学者们研究早期华人移民问题的宝贵文献。在这些歌谣中，民族主义情绪几乎随处可见：“只为衣食穷，/挺身来吕宋。/番奴掠劫屡行凶。/问天何事厌黄种。/族途中，无钱身难动。/深惜华侨遭劫重，/那知方许望族东。”在他们笔下，“故国”虽遥不可及，但却是一种精神寄托，可以帮助他们度过难熬的时光：“寄居人篱下，/苛刻日日加。/无辜被拘禁监衙。/羁留异地怜孤寡。/归去里，免受他强霸。/外国世界虽乐也，/故园风景却繁华。”这是一段身陷“囹圄”的中国人的血与泪的控诉，在异乡，“寄人篱下”，受嘲弄，任人宰割，令人焦灼，只在“故园”的想象中才能给人慰藉与力量。然而，歌谣的作者们并不甘心逆来顺受，与这些屈辱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是通过对祖国文化予以再现而表现的“复杂的主题”：“留笔除剑到美洲，/谁知到此泪双流？/倘若得志成功日，/定斩胡人草不留。”这里，中国古代文本传统中的番奴/华夏、蛮夷/豪杰、东方/西方等固定表达（stereotype）被歌谣作者予以表征化地挪用，以此将自己想象为华夏英雄好汉，期盼有朝一日国富民强，定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报仇雪恨。“家园”在此被早期华人建构为“复仇”之欲望，旨在逆境中不断地建构自己的主体，实现文化身份。颇有几分悲凉！当然， 在这种建构自我的同时，他们开始遭遇着“残酷的美国化”。
不过，随着这些华人在北美居住时间的延长，从事工作的多样化，以及对美国社会的深入了解，这种家园（传统）“认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微妙变化，特别是在1847年容闳（1828-1912）等三人首次前往美国留学揭开了中国留美运动的序幕之后，更是如此。战时，出现了一批华人知识分子，“他们面对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对中国的无知偏见……通过对社会文化活动的主动参与，让美国民众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所了解”，英语自传体写作随之产生。第一个用英文写作的华人李恩富（Yan Phou Lee, 1861-1938）于1887年发出的《我在中国的孩童时代》（ 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是第一本华裔自传。李恩富是经容闳建立的“中国出洋肄出局”选拔并于1872年公派到美国的留学生之一。由于“对于美国社会中流行的对中国的偏见深感沮丧”,作者在书中对中国文化作了百科全书式的说明，涉及哲学、教育、文学、宗教、庆典、家庭、饮食、消遣等方面。其中一段对中国餐桌礼节的描写颇为有趣：“长辈没有落座之前，小辈不能就座；大家都落座后，小辈须用眼色询问是否可以开始用餐，长辈严肃地点点头表示同意后，大家开始用餐。饭前先上汤，此后大家都右手执筷，左手端碗，把碗举到嘴边，再用筷子把饭拨进嘴里，间或从公用的菜碟中夹一块鱼、肉，或疏菜。不过，大家都只能从最靠近自己这一侧的碟子里夹菜，要是把筷子伸到碟子的另一边就是违反了礼节。先吃完的人要对其他人说一声‘慢慢吃’，这便是我们说‘对不起’的方式。每餐之后，中国人都会洗手洗脸。”李恩富之所以在此不厌其烦地描写中国人的此类繁文缛节，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美国，华人“古怪”的文化和行为比廉价劳工的问题更让美国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特别是那些有可能成为他的读者的中产阶级白人。他还在书中阐释道，中国没有社交舞会之类娱乐活动的原因是“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在意时间”，并说“跳华尔兹舞时，把手搭在姑娘腰间这种缺乏教养的举行，中国绅士们更是不屑一顾”。第三，他强调中国文化对教育的关注和对老师永远的尊敬。第四，他述说了中国文化中晚辈对父母的孝道：“我在地上给母亲磕了四个头。母亲看上去十分欢喜，但我能察觉到她在强忍着泪水。”总之，在李恩富眼里，中国文明比外国文化更优秀，更加富于人情味。这种想象的家园/故土，尽管不乏“东方主义”之嫌，是“排他性”的，但它是在新的语境下建构新的自我之场域。《我在中国的孩童时代》出版后，深得美国读者的喜爱，它的出版商波士顿书商随即出版了一系列美国亚裔作家的传记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