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西方长篇小说的理论重构

内容摘要：刘建军先生的著作《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2017），将西方长篇小说艺术演进过程概括为 “流浪汉小说式”、“巴尔扎克小说式”和“意识流小说式”三大基本结构模式，并从演进论、构成论和机制论三个方面，对三种结构模式分别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释，为长篇叙事作品的研究和创作提供了崭新的小说理论和有效的批评方法。

关键词：长篇小说；结构模式；“流浪汉小说式”；“巴尔扎克小说式”；“意识流小说式”

作者简介：杨丽娟，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古希腊文学研究。

Title： The Structural Modes of Western Novel： A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Abstract： In his monograph The Structural Modes of Western Novel （2017）， Professor Liu Jianjun， by examining the artistic evolution process of western novel， proposes three fundamental structural modes of western novel—the picaresque type， the Balzacian type， and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type. This monograph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exploration into these structural mod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volution， composition and mechanism， thus presenting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to， and an effective methodology of， criticism of western long narratives.

Key words： western novel； structural mode； the picaresque type； the Balzacian type；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type

Author： Yang Lijuan is professor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Sh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E-mail： yanglj315@nenu.edu.cn

在浩如煙海的世界文学作品中，西方长篇小说所取得的成就备受瞩目，其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然而，以往对西方长篇小说的研究，往往存在要么形式与内容分离，要么缺乏宏观整体视野等问题。刘建军先生的著作《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从结构模式入手，遵循内容与形式研究相统一、静态与动态研究相统一、构成特征与审美效应研究相统一、内部与外部研究相统一的原则，对西方长篇小说进行了宏观、立体的综合考察，从而将长篇小说研究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引向深入。

该著作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新型长篇小说研究理论的建构

刘建军先生认为，“结构”是文学作品各种要素的整体组织和安排，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而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而“结构模式”则是具体结构形式所形成的某种相对稳定的结构形态①，具有揭示文学艺术规律的作用。因此，对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的研究，应是整体性综合研究。遵循这一基本的研究方法和准则，刘建军先生从演进论、构成论和机制论三个方面，对西方长篇小说的结构模式进行了全方位的阐释，视野宏阔，见解深刻。

在“演进论”一编中，刘建军先生系统梳理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文学叙事传统的发展和演变。作品指出，希腊神话和史诗的结构已经呈现出“以一个人物为中心情节线索，并通过其直线型运行来统筹全篇的漫游式结构”②。古罗马神话和史诗的叙事规模进一步扩大，结构更加严谨。欧洲中世纪叙事文学的故事情节线索由复杂趋向简约，结构布局中多种情节线索的联系及扣结、伏笔和戏胆等技巧的运用更为自觉和鲜明。现代意义上的西方长篇小说诞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其艺术发展的演进流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7世纪至19世纪30年代，大多数长篇小说作品采用一种以单个主人公的生活经历直线型讲述众多故事的叙事形态。19世纪中后期，西方长篇小说大多采用多情节线索的复杂结构，并且着力塑造富有典型特征的人物性格。20世纪的西方长篇小说，故事解体，情节淡化，无情节线索，或没有明显的、完整的情节线索。正是在这一艺术流变的不同阶段，“诞生出了西方长篇小说三大基本结构模式，即‘流浪汉小说式’结构模式、‘巴尔扎克小说式’结构模式和‘意识流小说式’结构模式”③。

“构成论”一编是全书的核心部分。在这一编中，刘建军先生对每一种结构模式都从“构成及特征”、“构成规律”、“艺术效应”和“成因考察”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探讨了三大结构模式的变异形态。

“流浪汉小说式”结构模式又可称为“串珠式”结构模式，是西方长篇小说最初的结构模式。《小癞子》《堂吉诃德》等作品标志着这一结构模式的诞生。“流浪汉小说式”结构模式以主人公的活动足迹和经历顺序为中心情节线索，串连起多个本身具有完整性、生动性和丰富性的独立小故事。这种结构模式在审美特质上兼具浮雕式、漫画式、长幅画卷式和平凡化的艺术效应。人物性格单纯突出，且一成不变。作品在夸张而简洁的描绘中蕴藏着巨大的思想含量。中心线索串连起的众多场景构成一幅内容丰富的生活画卷。不平凡的人物性格和富有传奇性的故事，恰恰是当时社会中貌似离奇、实则停滞无聊的生活的反映。这种结构模式完整和谐、匀称有序，却又呆板、单一和缺少变化。“流浪汉小说式”结构模式，既是人们在自然经济解体后以个人的认识方式勇敢而又不免盲目地探索世界的反映，也是《奥德修记》所开创的以个人遭遇为作品主要内容的欧洲文学叙事传统的发展。

“巴尔扎克小说式”结构模式又可称为“网状”结构模式，以巴尔扎克的作品，尤其是《高老头》的结构为典型代表。“巴尔扎克小说式”结构模式，以众多情节线索和诸多矛盾交织构成的“断面”式结构，展示一段时间内社会现实中的片断生活，作品的主要情节线索必须具有多方面的统筹力量和多样性的联系功能。这种结构模式呈现出长卷风俗画式和戏剧化的艺术效应。作品着力展现一段时期内复杂的社会环境、人物与环境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善用戲剧式的“集中”、“突转”、“发现”和 “戏眼”等结构技巧。“巴尔扎克小说式”结构模式，既是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凭借思维能力而不是亲身经历综合把握事物的认知方式的反映，也是对《伊利亚特》开创的截取一段生活并用多情节线索交织来构成作品的结构方式的推进。

“意识流小说式”结构模式又可称为“蛛网式”结构模式，它反映的是西方现代主义流派小说在结构上的一些共同特征。“意识流小说式”结构模式中，已不存在所谓“情节线索”，只有以人的各种意识的流动轨迹所构成的具有精神思绪性质的“意识线索”。生活场景和事件被打碎和分解，各种碎片在主人公思绪的任意放射中重新排列、拼装和组合，形成一种亦真亦幻、光怪陆离的艺术画面。这种结构模式具有现代立体绘画式、“迷宫式”和 “哈哈镜式”的艺术效应。作品中多种意识和思绪自由重叠，交织着众多场景、意象、事件，乃至人物形象的碎片。复杂的结构如迷宫般带领读者经历由朦胧迷惘到豁然开朗的审美体验。作品中混乱、荒唐的画面，正是扭曲的客观现实和内在心理的投影和折射。“意识流小说式”结构模式是20世纪西方社会独特现实和非理性认识方式的艺术反映，也是对此前出现的传统结构模式的反向借鉴。

“流浪汉小说式”结构模式的变异形态有“顶接串珠式”结构、“瓜蔓式”结构和“串珠与网状混合式”结构，“巴尔扎克小说式”结构模式的变异形态有“编辫式”结构和“多扇屏风式”结构，“意识流小说式”结构模式的变异形态是“拼板式”结构。任何变异形式的出现，都首先源自三大母体结构模式，又是各种基本结构模式相互影响和整合的产物，体现着人们文学观念的嬗变和审美能力的发展。

在“机制论”一编中，刘建军先生分别探讨了三大结构模式生成的内部机制和外部影响因素。从文学内部看，结构生发点、结构线和结构内在的动力撞击形式在结构创造过程中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辩证地推动着结构艺术的自身进程和形态特征的形成。从外部影响结构生成的因素则包括叙事视角和时空观念。采用作家站在作品内容之外或之内的有限叙述视角的作品，与人们对“物理时间”和“延续性空间”的认识相一致，容易形成“流浪汉小说式”结构形态。采用作家站在作品事故之外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的作品，与人们对“物理时间”的认识做出有限调整，以及对“并置性空间”的体验相关，更趋向于形成“巴尔扎克小说式”结构。而采用作家以分身形式站在作品内容内外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的作品，则基于对“心理时间”和“交错扭结性的空间”的体验，更趋向于形成 “意识流小说式”结构模式。

从整体来看，刘建军先生建构的西方长篇小说研究理论，以文学作品的实际为基础，围绕三大结构模式，全方位调动文学形态、叙事手法、创作方式、文论思想、社会形态、思维模式、认知心理、经验传承、文化取向等知识系统，彰显了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批评理念，进而实现了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的更新。

二、重要文学现象的价值重估

方法论的更新直接导致对既有研究结论的突破甚至颠覆，西方长篇叙事文学传统中的一些重要文学现象获得了新的阐释和评价，我们在此仅举几例为证。

关于罗马文学，曾有观点认为，罗马神话基本上只是照搬了希腊神话，罗马人在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没有产生真正的民间史诗。刘建军先生研究发现，罗马神话中诸神的职能发生了很大改变，主神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以主神为中心线索构造的神话体系比希腊神话“更加完整缜密，叙事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和严整，结构的有机性和布局的严密性更为自觉和加强”④。同时，罗马晚期神话中的几个较为完整的传说故事已经具备了真正的人民史诗的各种要素。奈维乌斯及至维吉尔的创作，完成了罗马“个体史诗”向“体系史诗”的转变。在结构布局方面，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比修订后的荷马史诗更加浑然一体，奥维德的《变形记》用“变形”这一想象中心线索开创了新的叙事结构艺术，佩特罗尼乌斯的《萨蒂利孔》以主人公安柯皮尔乌斯的流浪活动为中心线索，首创了类似于后代“流浪汉小说式”的结构形态，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篇幅宏大，场景广阔，结构缜密，在古代长篇小说中尚无出其右者。可以说，罗马叙事文学“作品之多、成就之高、叙事之完整、结构之严谨，不仅优于希腊文学，而且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学也难以与之媲美”⑤。

关于欧洲中世纪文学，刘建军先生对其叙事艺术方面的成就予以了充分肯定。他认为，欧洲中世纪叙事文学是多种文明和文化整合的结果，是长篇叙事文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和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产生的基础。通常被认为与古代世俗文学相断裂的宗教文学，所排斥的也仅仅是思想内容方面的世俗性。基督教的“一神化”体系具有以一个情节为中心的结构韵味，宗教僧侣为宣传教义对《圣经》故事的分头改编则促进了“片断化”结构布局的成熟。《罗兰之歌》等作品中“伏笔”的设置，长篇骑士传奇中“戏胆”要素的出现，《伊戈尔远征记》等作品中“扣结”的运用，后来都成为长篇小说惯用的笔法。中世纪时期北欧神话的情节线索和结构形式也比希腊神话更加简洁、集中。凡此种种，都是中世纪叙事文学为长篇叙事作品结构模式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但丁的《神曲》更是以其对以上结构技法的完美实践，“透露出近代长篇小说艺术形式即将出现的曙光”⑥。

薄伽丘的《十日谈》通常被文学史家看作 “短篇小说集”或“故事集”，而它的结构又被说成是“故事套故事”的“框架结构”。刘建军先生发现了二者之间的矛盾，这部作品究竟是“短篇小说集”还是一部长篇小说？刘建军先生认为，把《十日谈》看作“短篇小说集”或“故事集”的学者，忽略了作品中十个讲故事的青年男女的形象特征和价值作用。“其实，作者描写这十个青年男女，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主要通过他们来展示当时人文主义者风采的。”⑦另外，“故事套故事”的“框架结构”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大故事中包含着中型故事，中型故事中又包含着小故事，甚至小故事中还有更小的故事。而《十日谈》中的100多个故事，虽然也是套在一个大故事中，却彼此分量相当、处于同等的结构地位。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十日谈》中的小故事是作者按照长篇小说的结构布局的，其结构方式正是“流浪汉小说式”结构模式的变异形式之一——“顶接串珠式”结构。这种结构模式的中心线索并不穿过每个具体的故事，它所起的是“引出每个具体故事的连缀作用”⑧。

通过以上几例可以看出，刘建军先生从结构模式入手的西方长篇小说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可以对文学现象和具体文本做出更深刻、更合理的分析和评价。

三、理论应用的广阔空间

基于三大结构模式研究的西方长篇小说研究理论，具有多方面的应用价值，对长篇小说的研究、创作，以及外国文学的教学工作，都可发挥积极的示范和指引作用。

刘建军先生在对三大结构模式进行阐述时，分析了大量的经典作品，其中对《堂吉诃德》、《高老头》等作品的解读，可以看作长篇小说结构研究的范本。篇幅所限，此处仅以《高老头》为例。

《高老头》的结构是典型的“巴尔扎克小说式”结构模式。作品截取1819年11月底到1820年2月初的一个生活“段面”，以反映1816年至1830年期间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法国社会的整体状况。作品几乎齐头并进地写了8条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发展线索，这8条线索又在分别代表上流社会、下层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暴发户社会的三个场景中交叉汇聚、彼此联系。贯穿并统筹这8条线索和三个场景的是穷大学生拉斯蒂涅向上爬的主线及其不断发展变化的性格。每一个具体故事都因为和这条主线发生的联系而在不同的场景中逐渐展示出来，而不是独立完整地连续讲完。各个故事的分量和地位也不尽相同，有的浓墨重彩，有的一笔带过。构成分枝线索的人物都围绕构成主线的拉斯蒂涅存在，在作品中发挥的作用完成时便宣告退场。这种结构与巴尔扎克的理论自觉意识密不可分，他创作小说的目的就是描绘这一时代的“风俗史”，做法国社会这一历史家的秘书。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这一时期，综合分析和认识事物的认知方式和相应时空观念的形成，使作家完成这一充满戏剧性和长卷风俗画艺术效应的作品成为可能，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也为他的全景性立体式描绘提供了便利。

著作中还涉猎了大量的西方长篇小说作品，限于篇幅而点到为止的评析和开放灵活的研究理路，为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和导引，也留下了创新的空间，避免了理论的僵化和个案研究的类同。

刘建军先生对三大结构模式构成规律的分析，从创作的角度为长篇小说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例如，采用“流浪汉小说式”结构进行创作，作家的首要任务是寻找出一条强有力的、能贯穿整个作品始终的中心情节线索。这种中心情节线索主要由主人公的活动构成，因此主人公的性格应该是不甘寂寞、热衷冒险，并自始至终保持这种性格基本不变。此外，作家还必须储备大量新颖奇特的故事，围绕结构的中心线索将它们一一安排妥当。故事与故事之间的连接方法大致有自然连接、突转性连接、铺垫性连接和交错性连接等。作家可以随时随地依据手头占有的资料和读者的反馈对原有故事进程加以调整。采用“巴尔扎克小说式”结构模式或“意识流小说式”结构模式进行创作的作家，也各有法则可依，在此不一一赘述。

刘建军先生的西方长篇小说研究方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相关课程的教学质量。目前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在按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世纪文学，直到20世纪后現代主义文学的历史分期进行讲授时，对各阶段文学之间的联系和比较不足。文学史本该是按一定规律演进的有机整体，却呈现出一种解剖似的肢解状态。在对具体作品进行赏析时，往往将时代背景与作品内涵机械衔接，又任由作品内容与艺术形式油水分离。刘建军先生对西方叙事文学艺术发展演进历程的梳理，对具体文本的综合性、整体性分析，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总之，刘建军先生的这部《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观点独到、视野宏阔、图文并茂、深入浅出，理论性与可读性完美结合。难怪这部著作1993年首次出版后广受好评，并相继获得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和中宣部外国文学研究优秀图书奖三等奖。遗憾的是，初版书籍已脱销多年，众多的学子和同仁慕名求索却无处购买，以致该书在旧书网上曾经卖到300多元一本，可谓一书难求。如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其重新再版，以飨读者，实乃学界的一件幸事。

注释【Notes】

①～⑧参见刘建军，《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4、25、94、29、33、45、194、193。

责任编辑：翁逸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