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清初市民服饰时尚与通俗小说
时间：2021-03-02 07:56:5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市民服饰时尚”作为晚明清初奢侈消费研究中的重要论题之一，最近数年为海内外明清史家所重视。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中细致描摹了市民服饰时尚的细节和动态过程，提供了探究消费文化与明清通俗小说关系的又一新鲜视角。本文通过对通俗小说的考察，认为晚明清初市民服饰时尚大致历经了阶层模仿、文化模仿与品牌模仿三个阶段，尤其是因印刷经济与通俗文学所助推的文化模仿阶段，赋予了市民社会焕然一新的时尚风貌，也隐约可见作为文化消费品的通俗小说对时尚消费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本文结合话本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两种类型小说，就晚明清初通俗小说对时尚消费文化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究与思考。
〔关键词〕晚明清初；市民服饰；服饰时尚；通俗小说；奢侈消费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5-0199-07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晚明服饰时尚与消费心态研究——基于通俗小说的文本视野”（SC12B039）
〔作者简介〕黄维敏，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四川成都610071。上世纪80年代末，受西方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理论的影响，海内外明清史学界开始从消费而非生产的角度，重新审视晚明清初不同于以往的文化特征。近十年来，又兴起了一股明清奢侈风气的研究风潮，〔1〕且借助新文化史的历史视角微观转向，对晚明清初消费文化的研究和审视，也朝着关注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的微观纵深拓展，研究论题包罗甚广，诸如“城市生活与消费”、“日常生活的物质消费（衣、食、住、行等）、“流行风尚的形成”、“浪漫思想与消费欲望”、“商人的消费文化”、“妇女与消费文化”等等。
史学界对明清奢侈消费文化的微观纵深研究，也为古代小说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他山之石”。事实上，明清时尚消费文化与通俗文学之间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正是消费文化的兴盛和市民社会的壮大，才催生了晚明清初通俗小说的空前繁荣与发展，消费社会的市场逻辑贯穿在通俗小说生产、出版到传播的每一个环节，深刻地影响着通俗小说的文学观念、结构形态与叙述方式等诸多方面。另一方面，作为文化消费品的通俗小说，往往也借着大众阅读与传播的渠道，影响市民的价值观念并进而影响其消费行为，当消费成为大众趋同的行为选择时，便形成了某种时尚的风潮。
本文选取从“市民服饰时尚”的角度切入晚明清初消费文化与通俗小说这一研究论题，是基于以下思考：其一，从消费的层面看，服饰既属于一种生活必须品，也属于一种地位性消费品或奢侈品，它存在于社会脉络中，属于一种文化消费；其二，通俗小说中的服饰描写内容，既是塑造人物形象的辅助工具，也是制度、观念、价值、阶层等的文化符号信息的外在投射，“服装是一个显现社会意指的承载者，它是一种社会以及文化等级的承载者——这些都体现在物的诸多细节之中：形式、质料、色彩、耐用性、空间的安置——简言之，物构建了符码……符码中隐藏了严谨的社会逻辑，虽然它从来不说出来，但却可以依据每种社会地位的特殊逻辑来重建和操控。”〔2〕
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通俗小说中市民阶层服饰时尚消费的呈现；二是通俗小说中市民服饰时尚的阶段性特点；三是通俗小说如何参与和影响市民服饰时尚的变化。
一、 市民服饰时尚消费在通俗小说中的呈现
关于晚明清初是否存在服饰时尚消费，一度曾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过去西方史家在论及中国近世服饰时，透过当时在华传教士的观察资料，往往低估了中国服饰上的变革，如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布劳代尔（1902-1985）的研究提到中国15到18世纪因为处于稳定的状态下，所以几百年来无太大的变化，也没有流行时尚，〔3〕这一观点在西方学界占据主流，却遭到来自王鸿泰、巫仁恕、林丽月等台湾史家的质疑，他们通过对笔记、方志等史料的发掘和梳理后指出，至少在明弘治、嘉靖时期，由于服饰礼制的松驰，崇奢观念的兴起，“在物质上各种商品的流通，成为个人生活表现的丰富资源，以致形成不断变化的‘流行文化’”。〔4〕
若将眼光投向通俗小说的文本视野，这一问题更是迎刃而解。因为晚明清初通俗小说，特别是以市民日常生活为题材的世情小说和拟话本小说等，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不少市民服饰时尚的细节与动态描写，只不过这些内容除了被史家作为新型史料运用外，并未得到更多的重视。笔者通过对《金瓶梅》、“三言”“二拍”、《型世言》、《醒世姻缘传》等通俗小说的解读后发现，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的社会氛围，为市民阶层利用服饰时尚消费重塑身份和地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而最热衷于服饰时尚消费的人群，是市民阶层中的士人、商人和女性等三类群体。
1.士人服饰时尚
晚明士人是一个积极创造时尚的群体，尤其热衷于在儒服上花样翻新。儒服又称“方巾衫”，简称“衣巾”，是有明一代儒士（或称秀才、诸生）的专属身份服饰。但晚明社会由于制度管控乏力，儒服的身份标识渐趋弱化，市民阶层皆以穿儒服扮“斯文”为尚，以致于出现“满城文运转，遍地是方巾”〔5〕的现象。如《醒世恒言》第3卷“卖油郎独占花魁”，小商人秦重为见倾心爱慕的花魁娘子，听从妓院老鸨九妈的建议，“到典铺买了一件见成半新不旧的绸衣，穿在身上，到街坊闲走，演习斯文模样。”〔6〕《醒世姻缘传》第67回“艾前川打脱主顾，陈少潭举荐良医”中的觅汉常功，“不知哪里得来一件幅子大袖的衣裳，便穿了紫花布面月白绫吊边的羔皮道袍，戴上花二十四个钱在集上买的一顶黑色羊毛毡帽，穿上老婆亲手自做的一双明青布面沙绿丝线锁的云头鞋，学着斯文人的做派逢人便拱手行礼。”〔7〕甚至女性也以穿儒服为尚，在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学出众的佳人们大多有过穿儒服女扮男装的冒险经历。
为了与庸流俗侩区分开来，儒士们不得不周而复始地创新时尚。谢铎（1435-1510）曾写诗描绘“方巾”的变化多端：“阔狭高低逐旋移，本来尺度尽参差，眼看弄巧今如此，拙样何能更入时。”〔8〕《醒世姻缘传》第26回“作孽众生填恶贯，轻狂物类凿良心”借一位老乡绅之口写道：“那些后生们戴出那跷蹊古怪的巾帽，不知是甚么式样，甚么名色。十八九岁一个孩子，戴了一顶翠蓝绉纱嵌金线的云长巾，穿了一领鹅黄纱道袍，大红缎猪嘴鞋，有时穿一领高丽纸面红杭绸里子的道袍，那道袍的身倒只打到膝盖上，那两只大袖倒拖到脚面。”〔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