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要善解‘人’意”
时间：2021-03-02 07:57:5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于王祥夫：
王祥夫，男，1958年出生，辽宁抚顺人。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做过大同市大同照相馆摄影师、大同市委党校讲师、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山西省作家协会理事。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同作家协会主席，中国小品文学会会长。著有长篇小说《米谷》、《生活年代》、《百姓歌谣》、《屠夫》、《榴莲 榴莲》，中短篇小说集《顾长根的最后生活》、《愤怒的苹果》、《狂奔》、《油饼洼记事》，散文集《杂七杂八》、《纸上的房间》、《何时与先生一起看山》等。
导语：
有论者认为，在现代技术不断威胁地球和自然，也进一步威胁人的“存在”的情形下，“存在遗忘”和“存在遗弃”也就必然发生；因此，现代技术应当“克制”。王祥夫的小说中，有许多海德格尔所言的“存在的被遗忘”者，他们生存于城市或乡村的边缘，自生自灭。这些人物有的在困境中坚守，挣扎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有的被荒诞的力量异化，成为外力的牺牲品。王祥夫惯于运用他冷静犀利的笔触，揭示当乡村被城市吞没，农耕文明在短时间内衰落，农民们却还没做好与现代文明“配套”的心理准备时的尴尬处境。尽管农民们的挣扎很孤独、力量渺小、一切在随风飘逝，但那种回望和留恋的姿态依然弥漫在文本内外。
王祥夫的作品在这个角度体现出了某种世界性的意义。也因此，有人将王祥夫称为新时代的“山药蛋派”，而他本人并不认可。这种不认同还不在于两者在叙事基调、叙述方法和对叙述对象的解读上不同，而是在于王祥夫并不像“山药蛋派”那样着力于表现农耕意识以及批判农民身上集结的“劣根性”，他更多地着力表现一种“文化乡愁”——基于“现实土地”上，表达他对于个体生存被现代文明遮蔽的状况的隐忧。
此外，王祥夫小说中有浓郁的悲剧气息，这得力于他勾画了现代人被命运抛掷，焦虑而迷失并丧失精神家园的隐喻意象。
一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你的作品大多锁定乡村题材。我想问的是，这是否因为你与赵树理文学传统相关？你的创作特色，是否受山西作家群的影响较大？
王祥夫（以下简称王）：我与山西作协来往甚少，但说到赵树理，他的《小二黑结婚》还是不错。我比较喜欢的作家有这么几位，孙犁、汪曾祺、沈从文，萧红也不错，还有张爱玲，再多说几位，如周作人、台静农、林语堂，虽都算不了什么了不得的大家，但我喜欢。这也只是说说中国的作家。说到山西作家群体，“西李马胡孙”，没有一个我喜欢，更别说他们之后。
姜：我多少了解一些你的经历。你生长在晋北的古城大同市，乡村生活对你可能多少有些影响，后来你在乡村挂职；步入文坛后，这些可能都是你写作的乡村资源吧。
王：可以这么说，这与我从小接触的人和物有关。我自小居住的那个院子在护城河旁边，可以说是城乡结合部。我的画室叫“黍庵”，黍是一种北方黏米。我比较喜欢植物，这也可见我的心境。我的“乡村资源”更重要的是我对乡村的关注，但当下的乡村现状不那么好，很多农民不再种地了，都往外跑。三中全会之后的农村政策是为了稳定一下乡村的情感和乡村的政治形势，实际上对农业发展没有一点点好处；我个人认为，是倒退了。
姜：你曾说过，“我之所以总在写农村的事，是因为我无法摆脱农村，也许，所有的中国人都无法摆脱农村，更也许，所有的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无法摆脱农村”。中国历经了几千年农业文明，一个作家无法摆脱乡村，可能是一种必然。看来，我们大致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中国作家没有写过乡村，那便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
王：广平，我不能同意你这话，不写农村照样也可以成为很好的作家，张爱玲写过农村没有？没有。陆文夫好像也没写过，开个玩笑。还有曹雪芹和兰陵笑笑生，但他们都是很不错的作家。只说我个人，近几年我做了一下调整，写城市当代生活的作品多了一些，比如《澡堂就不是游泳的地方》、《音乐》、《A型血》、《真是心乱如麻》、《为什么不去跳舞》、《疼痛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等等。这种调整基于中国社会的矛盾转移，中国当下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所以写作对象随之变化，写法也一定要跟上来；作家要有变数，写作上的变数说明了一个作家的生命力。每一个作家都要记住，不要让读者对你产生审美疲劳。
姜：其实，乡村问题也是文学母题。你说“什么是农村？或者什么是农民？我想在小说里一次次诠释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对此，我在表示崇高敬意的同时，也想问一句，这里是不是有你的某种文学情结？
王：谢谢，绝对是母题。读者通过小说了解的往往是过去的农村和农村里的人物，我希望我能做的一个工作是让人们看到当下的农村是什么样的，当下的农民又是什么样的，这需要用新的分析说话。有一阵子，我特别想搬到乡下去住，总在想，要有那么个小院，后院有树，早上起来可以听到鸟叫，秋天可以去拣树叶；拣树叶做什么，用来生火。城市里现在已经很少人用炉子了。炉火在冬天发出的“轰轰”声对我充满了魅力。我比较喜欢农村，是心里的、理想中的农村，不过也只是想想而已。
姜：最近看《名作欣赏》上的《半截儿》，才知道你有一个那样的弟弟。这又使我想到一点，作家，不管什么样的作家，不管有才情或无才情，真切的生活体验是不能少的。这是写作的基础和出发点。
王：我的弟弟现在已经瘫痪了，我想以他为原型好好写一部小说。说一个关于他的细节，我给他安电话，他怎么也不肯学着用，其理由是：“我要是学会了用电话，你们就不来了。”这是他的独特思维，听来好笑，实际很正常，我在他身上明白了世界上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事不合理。再荒诞的事好像都可以顺藤摸到根，再荒诞的事好像都有它的道理。
姜：诚哉斯言。几多伤痛啊……唉，我还想请教你，一个作家的生活体验是在多大层面上决定他的创作的？
王：那太重要了，许多作家一辈子离不开自己的生活体验。但更好一点的作家是善于“移花接木”，把自己本没有体验过的那些故事拿过来，再用自己的生活经验让那个故事饱满；所幸小说不是报告文学，作家不用一切事都要亲历。但最终，作家还是要靠自己的生活体验，体验说简单一些就是作者用生命去感受世态炎凉。我想，《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一定是风花雪月中过来的，许多事如没体验就难著一笔。你一出笔，别人就看得出破绽。用一句俗话说，你有什么布就只能做什么衣服。再如画家，没去过黄山、一辈子不知道黄山松的长法，你怎么画？让我感到痛苦的是，当代社会好像没什么精神可言了，更多的作家在沦落，虽然在写东西却不知所云。这种状态的加剧让人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