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收入分配的5个抉择
时间：2021-03-20 08:04:3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近日表示，下半年将抓紧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确实，收入分配已经成为社会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中国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收入分配模式，还没有在社会上形成广泛共识，并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各方面还存有严重的分歧。
事实上，收入分配模式只是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的一部分，与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基本经济制度之外的收入分配模式。因此，讨论收入分配模式，不能离开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讨论。而在整体改革大方向不明确的情况下制定收入分配政策、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恐怕难以取得有效的成果。
那么，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模式以界定收入分配？我认为有5个基本问题需要作出回答。
首先，是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中国不能为了追求平均主义而偏离市场经济轨道，或倒退回计划经济时代。上世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在实践中的失败，已清楚地告诉我们哪些事是不能做的：不能因为暂时的社会不公而否定市场，用政府分配代替市场分配，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否则，每个公民必须放弃个人自主权利，把自身命运的决定权和收入的分配权交给上级和少数金字塔顶端的决策者，给了政府过大的决策权力，也使滥用权力或轻率错误的经济决策成为可能。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条路违背多数人的利益，甚至可能给社会带来重大灾难。
其次，是原始市场还是现代市场？中国需要现代市场经济，需要自由竞争，需要在竞争中鼓励进步、淘汰落后。但这种淘汰是指资源重组，而非人身淘汰。中国不能重走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丢弃的完全自由放任、“丛林法则”式的原始资本主义。这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承认和保护市场竞争带来的收入差别和社会差别，同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和生活条件，并通过再分配和社会保障，把收入差距限制在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从而保证社会和谐发展；后者则单纯强调私人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反对一切政府干预，主张把经济活动中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法则推广到整个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即社会达尔文主义。目前，国内关于市场经济是好是坏的争论，常常没有区分清楚这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
第三，是权贵资本主义还是公平竞争？市场经济之路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权力与资本结合，通过钱权交易把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财产，形成少数侵占社会公众利益、把持经济命脉的既得利益阶层或权贵集团，形成高度垄断的市场；另一种是权力在公众监督下行使，市场按公平竞争的原则运行，鼓励提高效率和创新。前者不仅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公平，也导致经济效率的丧失，把社会引向腐败和停滞、倒退。而只有在公众监督下运作的权力和实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才可能是一个和谐、高效、发展可持续的经济模式。
欧洲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和拉美国家在20世纪后期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当收入分配严重向少数人倾斜，而把大多数人抛在一边时，它带来的经济失衡和社会冲突早晚会导致体制发生改变。
第四，是低福利还是高福利？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走到了今天这一步，能够并需要在确立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建立一套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制度，以保证全体公民基本的生存、生活和发展条件。但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水平上，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标准不能过高，不能超过经济的承受能力，否则将变成未来发展的沉重负担。希腊等南欧一些高福利国家发生的严重债务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不过，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福利过高，而是相当一部分居民还没有得到最基本的福利和保障。简单概括，中国目前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原则应该是：相对低水平的福利和保障，全社会公众的全面覆盖。
第五，是国富还是民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使全体人民走向富裕和进步。GDP增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但不是目标本身，国富民穷更不是中国应当选择的模式。在政府、国有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上，政府不应集中过多资源，国有企业不应与民争利，尤其要防止凭借政府权力假公济私和国有企业垄断，侵害公众利益。
为此，我们必须建立一套制度以保证政府收入有节制，公共资源使用有限制，保证公共资源用于公共目的。我们需要有一套健全的制度保证公共资源管理在阳光下进行，让公众能够监督，其使用需要符合公众利益，而不能允许挥霍滥用，更不能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
王小鲁
1951年出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