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不馁的宪法学家吴家麟
时间：2021-03-21 07:59:4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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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麟1926年6月生,1951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教研室任教,1984年获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89年被评为全国归侨、侨眷优秀知识分子;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福建的春天常伴随着绵绵细雨,拜访吴家麟先生的當天福州就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雨洗净了空气中的尘埃,清新的空气伴着惬意的环境,笔者抵达了先生位于福州市大学城“闽都大庄园”的住所,吴家麟先生早已面带微笑地端坐在客厅里等候了,我在先生身边的仿古椅子上坐定,便闻到茶几上水仙花飘来的阵阵幽香,采访就在这样宜人的环境下进行着。
求学北大结缘恩师
记者(以下简称“记”):吴教授,您好,您是我国宪法学界的泰斗,能够拜访您,我感到非常荣幸,首先请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将法律确定为自己的志向呢?
吴家麟(以下简称“吴”):我在年少时对社会知之甚少,更不懂法律为何物,一次偶然的境遇把我与法律终生联系在一起。当时我在福州高级中学也就是现在的福州第一中学读高二,学校附近就是福建省高等法院,法院经常开庭,好奇心促使我走进法院旁听。我在法院看到现场激烈的法庭辩论,原告律师与被告律师之间的精彩舌战令我着迷。以后只要与上课不冲突,我就跑去旁听。当时我就打算将来去做律师,梦想着自己也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满腹经纶、博学多识、匡扶正义的雄辩之人。
记:您还在少年时期就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之后您是如何求学的呢?
吴:1947年高中毕业后,我在父亲的好友以及同学的资助下,专程到上海报考各地的名牌大学。当时我报考了四所学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结果被四所大学同时录取了。最后我选择了北京大学,那是我的首选,因为北京是历史名城、文化古都,北京大学又是名牌大学、国内最高学府,另外我还获得了北京大学的奖学金,学校每个月发给我补贴,保证我的生活以及学习,我从此迈开了法律人生中的第一步。
记:北京大学是国内的最高学府,当时您的任课教师应该都是法学界的精英,您可以介绍一下吗?
吴:北平解放后,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来到北京,其中有一位民主人士即是我的恩师张志让教授。张志让教授1932年春天起担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1936年为老朋友沈钧儒辩护,并担任“救国会七君子案”的首席辩护律师;1944年与黄炎培先生等人共同创办《宪政》月刊,担任主编;1949年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给我们讲授宪法学,新中国建立伊始就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对张志让教授讲授的宪法学很感兴趣,并担任了宪法学的课代表,与张志让教授的接触很多。在张志让教授的鼎力支持下,我组织了北京大学解放后第一个学生宪法学研究讨论小组,研究国外先进的宪法制度,这更加深了我对宪法学这门学科的兴趣。另外,我除了与恩师探讨宪法问题以外,还谈论中国的国粹——京剧,因为他与我都是京戏爱好者,我还为他收集了许多的京剧剧照与唱片,我们很熟悉、很谈得来,师生之间的关系很好。一直到1957年我们停止了交往。
青年才俊执教人大
记:您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是如何继续深造的呢?
吴:我在北京大学毕业时,学校本来想让我留校,有一位教师不同意,说我意见多,不好领导,要换一个好领导的留下。北京大学的领导对我还不错,他们送我去中国人民大学当研究生,当时研究生不是考的,而是分配的。我只念了两个月,学校缺教师,我就被调到人民大学法律系当教师,教国家法,就是现在的宪法,当时苏联叫国家法,我们也叫国家法,所以我是在1951年12月走上教学道路的。
记:您还记得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吗?
吴:就我们国家法教研室来说,有开《中国国家法》、《苏联国家法》、《人民民主国家法》、《资产阶级国家法》等课程。另外我们国家法教研室还有《行政法》、《财政法》课程,我教的是《中国国家法》的课程。
记:吴教授,建国初期您的生活以及学术研究情况大致是怎样的?
吴:1954年我在人民大学任教,全国高校第一次评职称,把我评为讲师。当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高级知识分子有些特殊待遇,有专门的交通车、小食堂。人民大学教授、副教授都少,讲师也不多,所以我就一起享受特殊待遇了,成为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的“中级知识分子”了。这一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全国掀起了学习宣传新宪法的热潮。为了配合第一部宪法的宣传与教育,我撰写了《宪法基本知识讲话》小册子,当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一共印了90万册。这是我生活以及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
天降厄运笑看风云
记:吴教授,当时您被错划成右派并遭到严重批判,下放农场劳动,客观上不允许您继续从事宪法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您愿意谈谈这段历史吗?
吴:我爱发言,这是优点还是缺点说不清楚,但是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我的“霉点”,使我倒霉之点。1957年5月下旬,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筹备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把发言任务分配到法律院系,系里很多教师都不愿意报名去参加会议,我也不愿意去,后来系主任动员我说:“要帮助党整风,你是法学会会员,你应该去。”我只好勉强答应参加会议并发言。我一向没有写发言稿的习惯,只列了简单的发言提纲,凑上几个例子,就匆匆赴会。1957年5月27日下午,有近百人参加的政法界整风座谈会在某单位的大礼堂召开了,首先发言的是兰州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吴文翰先生,我第二个发言。谁知道我这一发言,大祸临头。有人说吴家麟被划为大右派,一定是向党猖狂进攻,事实绝对不是这样的,有《人民日报》为证。根据195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的记载,我在发言中谈了三个问题:一是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二是法律制度方面的问题,三是向政治学会领导提出四条建议性意见。我万万没有想到,之后我的命运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从人民的一份子变成反动的“一小撮”,从堂堂的人民教师滑落为处处受人歧视和白眼的“贱民”。
当时我还不是一般的右派,是个大右派、极右派,成为法学界的重点批判对象。因为我这个人太天真,看到当时会场上写的是大辩论会,既然是辩论会,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别人批评我,我认为缺乏理由就辩解,这一辩解就因为态度问题从“一般的右派分子”升格为“极右分子”。对我采取的措施比较严厉,我被送往北京南苑农场监督劳动去了,工资没有了,每个月只有36元的生活费,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活。在农场,人民大学派专门工作组对我们进行监督改造,工作组的成员有的是我的学生,有的是学校的干部,他们对我们并不很苛刻。
记:何时才摘掉扣在您头顶上的“右派”帽子呢?
吴:在南苑农场劳动任务完成一大半的时候,人民大学就采取措施,将在南苑农场劳动的人都抽回人民大学的校办农场去了,那时候已经比较接近要解决我的问题的时候了。后来幸运的是,我在国家采取更严的措施前被解放了。我是一个很乐观豁达的人,对这些我看得很轻,在农场劳动的时候还经常一边劳动一边唱京剧呢。特别是“文革”,那么多老将帅、老革命都被打倒,何况我是一个教员呢。
记:吴教授,您扎根于宁夏大学三十年不变,被人称为“开拓了边疆的现代文明的学者”,当时您是怎么到宁夏去工作的呢?
吴:1958年,我爱人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到宁夏工作。我被摘掉右派帽子之后,在征求我的分配工作意见时,我想回福建,毕竟是福建人,但是福建方面不愿意接受我,我就被安排到宁夏的中学去教书,当时宁夏大学的领导知道我在法学方面有些研究成果,是个讲师,就将我留在了宁夏大学,之后我就在宁夏大学教书。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管得严的时候就把我安排到资料室去工作或到农场劳动,较松的时候就让我去教逻辑和说理文写作。
记:吴教授,在“文革”期间您有受到影响吗?
吴:“文革”中我被赶到农场当农工,卖瓜、种地、帮灶。所幸的是,由于宁夏与政治旋涡中心北京相距甚远,受波折相对较小,我作为先前的“右派”分子,没资格参加各种活动,从而能够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我将宝贵的时间用于埋头读书,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读毛泽东的书等经典著作,这使我的理论基础更扎实了。对于部门法学,尤其是宪法学的理论研究而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根底扎实了,做起研究来就会得心应手,应付自如了。十年“文革”对于我来说,坏事变成好事。
情深似海相濡以沫
记:吴教授,您的一生可谓是波澜起伏,有哪些人给您特别的支持与帮助呢?
吴:我经常提起生命中的三位重要人物,分别是老师、朋友和亲人。老师指点光明路,如果说我少年时期在法院听审的经历引我踏上法学道路,那么张志让老师的人格魅力影响与悉心热情的指导则带我步入宪法學的学术殿堂。
朋友手足相牵、雪中送炭,我是在好朋友王珉灿先生邀请加盟法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后,才得以重新回到宪法学界,名正言顺地“归队”。
最后就是,亲人至情至爱。没有她,我就活不到今天;我就是活到今天,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个她就是与我相濡以沫50多年的夫人。我们相识于人大校园,1955年,我给他们年级上宪法课,还负责他们班的课堂讨论。当时的课堂讨论叫“习明纳尔”。我风度翩翩、能言善辩、滔滔不绝,她年轻漂亮、多才多艺、勤奋好学,是个活跃分子。我们的感情历经几十年的考验,现在谁也离不开谁。我们是先恋爱,后结婚,结婚后继续恋爱,而且一直恋爱下去。20多年的右派磨难,她始终坚定地陪伴在我的身边,抵住层层压力,承受了一般妇女所承受不了的重大压力。虽然那时外面的世界是“风刀霜剑严相逼”,而我们的小家庭却幸福温馨,春意融融。真挚的爱温暖了我的心,成为我的精神支柱,夫人实在功不可没。她是我的炊事员、保健员、卫生员、资料员、誊写员、校对员、接待员、记录员、联络员、陪护员、监督员、代办员。(笔者在拜访吴家麟先生之时就真切地感受到了对于这些“名号”汤翠芳教授绝对受之无愧。汤翠芳教授从书橱里拿出了厚厚的一叠文稿,二十多万字的内容一笔一画地记录着吴家麟先生起伏的人生经历以及与汤翠芳教授生活的点点滴滴,遗憾的是汤翠芳教授告知笔者这些文稿暂时还不会出版面世。汤翠芳教授递给我一本略显陈旧的笔记本,里面对吴家麟先生个人简历、主要论著、论文获奖、受聘情况等均做了详细的整理记录,足以看出汤翠芳教授对吴家麟先生的深深情谊。)
几度浮沉其犹未悔
记:吴教授,宪法在我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专业,为什么您对宪法有如此深厚的情感呢?
吴:尽管对宪法的思考给我带来无端横祸,但我对宪法学依旧一往情深,矢志不渝。就我个人而言,尽管走这条路遭遇过不少挫折,碰到过许多钉子,但我仍不改初衷,不计得失,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神圣的民主与法治事业努力奋斗。搞宪法就是搞民主与法治,而发展民主制度和实现法治目标正是使人民的国家达到长治久安的必经之路。我在我的《自选集》中提到,“为了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与法治事业鼓与呼,甘当发展民主和厉行法治的铺路石,这是我毕生的志愿,也是我终身的事业。我之所以选择了宪法学专业,正是因为宪法与民主、法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一个真正的宪法学家,必须以促进民主和法治事业的发展为己任。”
记:吴教授,您是德高望重的法学家,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您可以对自己理想的人格追求做个概述吗?
吴:你看我书房里的座右铭:“认真做事,清白做人;无私则勇,无欲则刚;独立思考,不平则鸣;正直坦诚,开朗达观;逆境不馁,顺境不骄;生命不息,治学不止。”我觉得要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做事,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做人;待人真诚而不虚伪,敢讲真话而不隐瞒观点;直来直去而不拐弯抹角,直言不讳而不吞吞吐吐;不追求豪华享受,不涉足舞榭歌台;不做金钱奴隶,不取不义之财;不趋炎附势,不阿谀奉承;对困境抱现实主义态度,少吃后悔药,不怨天尤人;对未来持乐观主义精神,不悲观失望,戒消极颓唐。■
编辑:孙薇薇jcfysww@126.com
主要著作
1954年,新宪法颁布前,《宪法基本知识讲话》一书成为第一本系统宣传宪法的书,印刷发行了90万册。《宪法学》(主编)、《法律逻辑学》(主编)、《破案审案与逻辑》、《吴家麟自选集》、《说理文概论》(与汤翠芳合著)、《与中学生趣谈逻辑》(与汤翠芳合著)。1978年起在国内外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上百篇论文,其中代表作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几个问题》、《我国法学为什么落后》、《邓小平的民主思想和法治主张——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体会》、《宪法至上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