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法制、法治故事体裁容积率研究
时间：2021-03-25 08:04:3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法律，是民族和国家建构保障自身更好发展的国家制度，分为基本法法律和普通法律。法律之下，还设有行政法规、产业法规、社会行业法规，以规制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发展方向和水平等。法律，是现代国家维护自身及其國民安全的国家工具，为此，国家机构在立法、执法、护法、普法等方面不遗余力。文艺，也把维系国家法律和社会规制作为自身活动重要使命。自古以来，从先秦开始及历代文学艺术，都有说法和护法的文艺作品，曲艺也不例外。
文艺中关涉法律建设的创作及演艺，可分为法制和法治两个范畴。前者宣传国家法律，后者宣传相关法律的社会规制；前者为基本宣传，后者为具体教化。曲艺关涉法律宣传的创作和演艺，也是如此。
曲艺等文艺样式的法制宣传和法治教化
文学艺术创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活动，是人类意识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生活的观念认知，以此观照社会生活的发展现状，表达对社会生活发展趋向选择的批判或思考。
文艺叙说法制、法治故事，其初始的资源是当下层出不穷的涉法事件，既有国家层级的法制故事，如政治反腐故事，食品生产法制、环境保护法制以及医药安全法制等事件样本，也有普通法的法治故事，如民事法规法治故事，如打击黄、赌、毒、骗、盗等犯罪行为。为宣传我国法制，加大法治教化，需要全社会普法，各类新闻媒体包括大众传媒和互联网为技术基础的门户网站、自媒体、社交媒体等，都在努力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宣传，进行社会主义法治教化。文艺机构和部门也在自觉承担这方面的任务。
同新闻传播、社会思想文化宣传不同，文学艺术利用文化艺术的形象思维和艺术表现，用文学故事和艺术表演进行法制宣传和法治教化。之前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于成龙》等就是例证。文艺的法制、法治叙事，还借用我国历代各民族的法制宣传和法治教化故事为艺术再现的表达，作为我国法制宣传和法治教化的历史传承，完璧归赵、苏武牧羊、割发代首、木兰从军、精忠报国等故事，形成了我国历代经久不衰的法制、法治文学的脉息。这些故事从不同层级上规制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历史上关涉法制、法度、法治等宣传和教化的故事，几乎全是民族民间说唱吟诵（当代曲艺艺术门类的内涵结构）中得以保留和传承的。
曲艺法制、法治故事的历史语境
人类社会不断建构自身的类文明（马克思：《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各民族文艺中的法制宣传和法治教化是人类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模式重要的凝聚机制。
在我国民族文艺中，最初关涉法制和法治的文化记录，可追溯两周时期及春秋战国时期的“诗”，例如《国风·魏风·硕鼠》等诗歌就是例证。《左传》有《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不毁乡校”的记录，成为后世法治教化经常引用的典故。《史记》记载战国时期魏将吴起严明治军的故事，也是历代传颂的法治教化故事名篇。先秦的《论语》及汉初的《毛诗·序》，都阐明先秦诗歌音舞的社会功能为“兴、观、群、怨”，这说明我国民族文艺中规制社会伦理道德以及法度的学说开始确立。
汉唐时期是我国诗歌、笔记小说、广场寺讲俗讲、街头“弄参军”表演等文艺门类大发展时期。秦末汉初刘项起兵故事，“指鹿为马”“约法三章”“鸿门宴”等故事，乃是高规格国家法度故事。同时期的韩信故事则是典型的英雄故事。同时期开始流传的孟姜女故事则是典型的平民怨法悲情故事。汉末社会大变化，三国将相故事、民族战争中个人命运故事等，很多都是关涉法制和法治的故事，例如《胡笳十八拍》《孔雀东南飞》等作品。唐朝涌现了大量超越人间法度守则的宗教故事，如目莲救母以及三藏取经故事等，为后世开辟了人鬼神之间伦理纠葛高于俗世法律的诸多故事。著名的笔记小说《莺莺传》等，因突破封建礼教的法度，勇敢宣扬爱情自主，不久之后即翻唱为诸宫调《西厢记》，成为后世历代传唱的曲目。汉至唐，我国民族说唱艺术开始体裁拓展，典型的是文学短篇《莺莺传》发展为长篇诸宫调《西厢记》，这对后世曲艺文学开启了一种大容积率的体裁建构。
两宋的曲艺故事，留下的民族故事遗产的，首先是保家卫国的故事，如岳飞故事，杨家将故事；其次是大量公案故事，如宋元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等很多公案故事，以致后来集成的包拯故事；最后是逆袭法制的“替天行道”的故事，如宋江横行三十六的故事，开创了民族故事中造反故事的先河。就民间传说和故事的文学遗产来看，两宋曲艺故事文学大体搭建了比较完整的涉法格局，护国护家，护人伦，护义理等，从正面护法到替天行道两端建构了人与法的关系格局。
明代，曲艺和戏曲发展出现新的高峰，这个现象的背后是曲艺和戏曲在基本故事上的高度交互。最有价值的是冯梦龙等留下的“三言两拍”等说话故事。其中很多故事涉及社会法度与故事人物的情欲冲突，财富冲突，冤仇相报等。明朝的白话小说和话本相较两宋曲艺故事，其描述市民的夫妇伦理、财富与贪欲、情欲与宗教戒律、知识与人格等方面的冲突，几乎全面描述了明代市民社会的生活道德故事，细化了两宋时期的故事遗产。
清代，是我国封建文化集大成的时期，晚清状元刘熙载的《艺概》就是经典著述。清代曲艺故事在题材、主题等类型上几乎全面集成了宋代耐得翁所著《都城纪胜》中记述的“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等故事大系，且增加了侠义、市民英雄等故事类型。重要的故事遗产有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燕子李三》《大刀王五》等，以及市民英雄小说，《济公传》《清风闸》等。这些新增的故事，几乎都从曲艺说唱中孵化而来。清代的侠义故事和市民英雄故事，几乎都带有嘲笑，逆反社会法制和法治的意味，带有晚期封建文化特有的气息。这种封建法制和法治开始解体的故事主旨，形成了新的法制、法治文艺的社会土壤。
民国时期，本文指1911年—1949年时期的民国时期，由于国内政治、经济、人文的巨变，促使曲艺产生了大量关涉社会法治的故事。著名的有《杨乃武》《杨三姐告状》《啼笑姻缘》《秋海棠》等故事曲目。在上海，甚至出现了《王慧如与陆根荣》这类描述反叛家庭追求个性自由的书目，獨脚戏《三毛学生意》《阿福上生意》《调查户口》《警察捉小偷》等也是反映当时旧社会世风日下，法治解体的故事，为上海市民喜闻乐见的节目。
如果将史前到1949的我国曲艺关涉法治的故事传统加以总结，可以看出这样的格局：一是曲艺故事内容主旨逐渐由国家法制到社会法治发展；二是法制故事从社会宣传到社会教化的发展；三是曲艺法制、法治故事从整体曲艺文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自主发展的文学大系统，其中内涵类型细化，形成内涵格局完整，拥有自主演绎进步的机制；四是曲艺法制作品的体裁多样，生成短、中、长篇三种不同篇幅的体裁，作为曲艺涉法故事演绎的多样载体平台；五是曲艺法治故事成为与小说、戏曲等交互发展的法制文艺格局，并交互定位。
所有这些，作为曲艺文学中法制、法治的故事遗产、发展机制遗产，构成了当下曲艺法制宣传和法制教化功能系统，遵循和借力这些机制，曲艺讲好法制、法治故事的创作和演艺活动，就会事半功倍。
当代曲艺法制文学语境
讨论当代曲艺如何说好法制故事，需要确认几个前提。首先，当代政权体制上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1951年政务院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开诚布公地宣示戏曲（包括曲艺）应该宣传社会主义文化。具体说，新社会的曲艺在说法制故事时，需要转变立场。曲艺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始对传统法制故事进行整理，例如改革《水浒传》中的故事，对《水浒传》中“杀惜”“杀嫂”“杀庆”“杀张都监”等杀人故事的艺术叙述进行符合当代法制、法治语境的再创作。同时，对社会亟须进行新法治进行艺术创作，编讲新故事，例如相声创作，出现揭露旧社会封建法制、法治无法无天的《改行》《关公战秦琼》等作品的同时，也出现批评社会文化转型中不适合新法制新法度的人物故事，如《夜行记》等作品；讽刺官僚主义旧习气的《开会迷》《买猴》等作品；出现了批评不讲公德的社会行为的作品《打电话》等。笔者熟悉的曲种苏州评弹，则出现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抨击旧社会法制的曲目作品。20世纪60年代，曲艺故事在改革和传承优秀传统长篇曲目时候，开始了推陈出新的创作，苏州评弹出现了《玄都求雨》《老地保》《十五贯》等优秀作品，几乎都是法治教化的经典作品。这个时段，出现了“新讲史”和“新英雄”兼容的曲艺文学作品，很多作品涉及社会法制内容，如《红岩》故事等。不可否认，当时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曲艺出现了很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法治”作品，例如，评弹《夺印》等。相声、二人转等很多曲种都有这类创作。
20世纪60至70年代我国曾进行“文化大革命”，大多数职业的曲艺院团的演出被中止，直到1975年左右才恢复。当“文化大革命”结束曲艺恢复演出和创作以后，曲艺产生揭露法律被扭曲的故事，其中，相声《如此照相》率先揭露禁锢人性的社会文化，随后，出现了好多这类作品，主题从社会揭露到社会反思，从社会反省到个体反省，延续了20世纪移风易俗的主题。同时，作为拨乱反正，逆反“文化大革命”中秩序颠倒的法度，曲艺出现了苏州评弹《真情假意》这样的优秀作品，歌颂新时代新风尚。20世纪80年代，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社会生活既出现了新进步，也出现了一些丑陋现象，强调社会主义新时期法制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艺术使命。这个时候，独脚戏《头头是道》《补婚》《现身说法》等节目受人欢迎。20世纪 90年代，上海出现了长篇弹词《筱丹桂之死》，苏州出现了长篇弹词《九龙口》，后者直接描述了我国海关机关反走私的故事，是很正面的国家法制宣传和法治教化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新千年前后，我国法制、法治建设进入一个稳步推进完善时期，曲艺叙说法制、法治、法度的作品大量涌现，大体表现为，一是批判社会愚昧和贪婪的作品，如马季相声《宇宙牌香烟》，冯巩相声《小偷公司》，侯耀文相声《打小报告》，马季相声《传谣》等；二是出现描写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故事，例如苏州中篇评弹《拍卖师阿独》这类作品，上海滑稽在电视上出现了《老娘舅和他的儿孙们》《红茶坊》等情景曲艺剧；小品则出现了《如此包装》等揭露无法度行为的节目。
如果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曲艺法制、法治文学做概观的话，可以看出，一是，建国后的曲艺保留了绝大部分关涉法制、法治的传统曲目；其二是在批判旧社会法制同时，着重宣传社会主义新法制，以及宣扬适合新法制的新伦理道德，如《小二黑结婚》《李双双》《遗产风波》《真情假意》等，且逐渐成为主流；三是当代逆反法制的故事几乎没有原创，同样，也少原创的当代侠义故事，改历史造反故事为侧重对造反背后的旧社会法制制度的深度批判；四是出现了大量法治教化的小故事，作为社会法治规制教化的宣传主流。
曲艺法制、法治宣传的载体容积及语境
如果讨论曲艺文学，应该注意曲艺作品的体裁尤其是体裁篇幅的文学容积的影响。在这个方面应注意两个层级，一是曲种演艺方式对曲艺文学的影响，二是曲种曲目的篇幅容积率对曲艺文学的影响。相比之下，后者对曲艺发展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一般来说，在曲艺曲目的体裁篇幅上，体裁容积率对作品的作用是：短篇重细节表达，中篇善讲复杂事件，长篇曲目擅塑复杂艺术人物。三个文学体裁的容积率造成了不同的曲艺文学成就。就短篇来讲，独成一个曲艺文学格式，相声、说唱、清曲、二人转、莲花落、北京琴书、鼓词小段等，常常是点开一个热题，说唱表演一个有趣现象的细节，传达一个美学意象，甚至塑造一个哲学境界，典型的如相声《关公战秦琼》《虎口遐想》。就曲艺法治故事来说，体裁有限的容积不能让复杂的故事演绎发展。例如，包拯和秦香莲故事的扩展。明代的话本小说开始了中长篇的体裁发育，四大名著的口头演绎就是例证。曲艺文学的中长篇发育是一种文学体制的升格转型。故事主旨、故事情节、故事人物塑造等，需要比较大的体裁容积作为发展平台。长篇“三国演义”故事主旨在于说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需要较大的长篇篇幅。在曲艺文学从短篇向中长篇体裁发展进程中，合适的作品题材、主题、故事、艺术人物、审美境界等都会被曲艺文学体裁容积率过滤，能适合增长扩展的可以攀上更大的体裁平台继续发展，不能或无力孵化出更大的体量的故事，就会被局限在原来较小的体裁容积模式中存在，故事发展的时空前景被压制，逐渐被淘汰。也许正因为如此，两宋评话中短篇体裁的合生类、乡谈类作品等很难被记录和传承。
在这样的曲艺文学体裁和曲艺文学内涵发展的相互作用中，我们看到两者发展机制的博弈。短篇短段的曲艺文学作品，通常需要寄托在相向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借助相向社会文化环境产生的同构题材和主旨认同，获得社会欣赏的认可。短篇曲艺文学作品，创作和演艺都倚重现时性的社会文化语境。社会文化语境有变化，对短段曲艺作品的社会驻留有很大影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70年来看，短篇曲艺作品保留难度最大。中篇作品在文学结构和艺术人物形象，或者如音乐、声腔、表演等方面有较强的独立观赏性，应对社会文化环境变化的能力比短篇作品要强。这种现象的内在机制，在于较为复杂的曲艺文学建构和艺术建构，能够建构较为独立的审美价值。这种独立的审美价值，形成了中篇作品较为独立的文学和艺术独立语境，较能平衡社会文化语境变化对作品语境的影响。曲艺长篇文学作品因作品容积大，可以进一步孵化复杂的故事、主题、情节、人物形象，孵化演唱这些文学要素时候的音乐、表演等。甚至，长篇作品的流变会导致文学手法和艺术表演成为长篇曲目欣赏的主要审美价值。从理论上分析，长篇曲艺体裁能形成自主性很强的独立艺术语境，而且是与粉丝历时性语境混合生成的综合性历时性艺术语境，直至建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讨论曲艺如何讲好法制、法治故事的上述问题以后，需要继续深研的命题是，曲艺短篇体裁法制、法治故事的文学语境同社会语境最大限度对接的语境路径设计方式；曲艺中篇法制、法治艺术语境自主发育机制的设计；曲艺长篇法制、法治艺术语境历史积累和美学化路径的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