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申报》看甲午战争前后中国人的日本观

【摘 要】1895年的甲午战争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以甲午战争为界，中国人前后的日本观变化很大，之前对日本充满轻视，之后则是主张变法，学习日本，通过派遣留学生和翻译书籍，从日本吸收西方知识。这一思想史的变迁轨迹也反映在近代报刊中，《申报》作为当时影响力巨大的近代报刊，发表大量有关日本的社论，以此为基本史料，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日本观的变迁。

【关键词】甲午战争；申报；日本观

一、千年梦醒

1887年，曾纪泽写下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先睡后醒论》，认为中国现在虽然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境，但是，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并且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整顿军务，日有起色，中国已经从睡梦中醒过来了，只是需要时间恢复体力。甚至还安抚西方各国不必为中国的强大而担忧，因为“中国从古至今，只为自守之国，向无侵伐外国之意”。这里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态度，对时局依然保持着从容和自信，认为现在的状况还不足以忧虑。但这种自信在甲午战争后彻底没有了，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才明白自己依然国力不强，对外界的认识不够，而日本，却真的崛起了。在甲午战争中，中国不是败于西洋人之手，而是败于一向所轻视的“岛夷”之手，真正给中国人太大的打击，耻辱和震惊的感觉远甚于之前的鸦片战争。因为之前，中国人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遥远记忆中，虽然鸦片战争，边疆危机、中法战争等固然使中国人意识到时代已经不同，但国民心理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对于日本这个和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中国人一向是以一种仰视的目光看待的，这是因为历史上日本一直学习中国，在中国人眼中日本是作为一个学生的身份存在的，自然不放在眼里。轻视的结果就是忽视，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处于同一个历史阶段，但对于日本国内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人要不视而不见，要不一无所知，对日本缺乏真正的了解。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依然把日本说成由马、长崎、萨摩三岛组成，实际上长崎、萨摩同在九州岛，而对马则是朝鲜海峡的一小岛。魏源在《海国图志》的60卷中也没有记载日本。对于明治维新，晚清官员很多也不以为然，认为明治维新一味仿效西方，破坏传统，耗费大量国力。王韬对日本的态度可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日本观的代表，他认为：日本“维新以来，崇尚西学，仿效西法，一变其积习，而焕然一新，甚至于改正朔，易服色，几与欧洲诸国无异。盖其意以为非此不足与之抗衡也，然日本自此财用益绌，帑藏益虚，国债积至巨万，外强中槁，难持久远。”对于日本日益强大的国力和膨胀的扩张野心，警惕是老早就有了，但觉得不足为虑，认为无论是人口、面积、物产方面，日本都无法和中国抗衡，还只是”肘腋之患”的感觉，没有“心腹大患的紧张。”

轻视、傲慢、无知是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人的普遍心态，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最终尝到了割地赔款的恶果。1895年，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认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中国人真正从天朝上国的梦中醒来，是在1895年，战败后的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和世界，从新为自己在世界格局中定位，“中国读书人真正意识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已由文变野，大约是在甲午战争后，日本的前一次侵略真正警醒了处于‘酣睡’状态的中国人。”

1895年之前，主流思想依然希望在传统的思想与制度的基本框架内进行对外国知识进行调节，即“中体西用”论，甲午战争的失败瓦解了人们对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和制度的自信，1895年后，中国人才承认西方和日本比起自己，有更优越的制度和更先进的知识。如果之前还是对于变法态度不一，不坚决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向西方学习，或者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成为举国一致的识见。1895年5月，康有为第三次上书光绪帝，接着，发生了”公车上书”事件。12月，包括了汰冗员、改科举、办学堂、修铁路、开银行等等措施在内的新政诏书十二道拟出，明确开始从制度上学习西方，仿效日本。

葛兆光认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真正变化不是在1840年，而是在1895年，这一年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社会的起点，因为“直到这一年，看世界的眼光才大变，天朝的高贵架子才真正放下”，开始“认真审视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

二、从《申报》资料看1895年中国人日本观的变化

变法，自强，对传统的制度和社会进行根本的改变，在那个时代成为共识。“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全国性语境中几乎已不存在真正纯粹的守旧派”。当时，觉醒的不仅是官僚和知识阶层，也包括普通民众，“当时裹挟一切的新潮，影响着几乎每一个生活在这种变局中的人，无论是边缘的还是中心的，无论是上层的还是普通的。”我们只有将视野放得更宽，才能更全面地考察那个时代整个社会思潮的变迁，而现有的研究多是关于当时社会上流阶层在甲午之后思想的变化，对于生活中的普通民众的观念，以及媒体舆论的变化关注不够。张灏认为在1895年到1920年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转型期，在这个时期内，思想史内容及传播媒介发生了巨变，表现之一就是报刊杂志等传播媒介的大量涌入。并且“这些新型报刊杂志的主持人多出身士绅阶层，言论受到社会的尊重，影响容易扩散。”和传统史料相比，近代报刊的种类丰富信息量巨大，能反映更广阔的而社会层面。尤其是近代报刊，全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宝库”，受到很多关注。通过这些报刊杂志的言论，我们可以展现当时社会思想变化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对于东邻日本，近代报刊给予大量关注，郑翔贵在《晚清传媒视野中的日本》中认为“在晚清大众媒体的国际报道中，对东邻日本的报道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当时的国际报道，总体上只注重东亚一隅，对其他的列强，不过从隔期的外国报章杂志上翻译一点，聊备一格而已。这是中日地缘关心和近代中日关系的演变相应的。”

在近代报刊中，《申报》是发行时间早，发行量最大、影响广泛的一份报纸，是晚清报导日本事态最显赫的报刊之一。《申报》原名《申江新报》，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于1949年5月2日停刊，共刊行77年，共发行25599号，记载了创刊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国内的重大历史事件。《申报》虽然由英国人美查创办，但《申报》的读者群是中国人，报纸的主笔和编辑也都是中国人，身上有传统中国文人的烙印，对日本国内事件和中日关系的评论，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当时的上海是中国消息最灵通、最能知晓世界大事的地方。同时上海还是中国了解日本的钥匙，日本重要的对华交往活动基本发生在上海，上海获知日本消息最全最快。《申报》作为当时上海的第一大报，从创刊那年前，就密切追踪日本和中日关系的最新态势。所以，以《申报》为基本史料，可以更具体地考察1895年后中国人日本观的变化。

《申报》创刊的1872年之时，日本明治维新已经开展好几年，《申报》从一开始就关注关注日本国内的动态。据统计：在甲午战前，日本的报道占到了《申报》全部国际时事报道的80%，报道的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教、风俗等方面，这些报道多停留在器物方面，缺乏深层次的制度方面的报道、分析。

因为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几乎处于同一个历史时段内，所以《申报》在报道明治维新时，常常拿来和中国作比较。例如认为日本国内的开矿、铸币等，对中国有着借鉴意义。《申报》对日本铸造金银货币，认为“上则朝廷贡赋献纳，下则间里之日用之交易”，非常便利，主张中国也应铸钱增加经济收益。当日本火轮建成，《申报》赞叹其对于贸易、通信等事业，“利益有不可胜言者”，感叹“中国奈何置而弗为哉”。如果中国能充分利用铁路，则对经济和军事都有利“平时载运货物，其利与各国相共。一至用兵，是中国之利，非他国之利。”对于日本兴办学校，培育人才的措施，《申报》感叹其培育人才之盛况，“将见举国皆知文识理，其风俗无难蒸蒸日上矣”。在军事方面，赞叹其对军制方面的改革和对军事人才的重视，也以此来提醒中国人警惕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

总的来说，《申报》关注的焦点与洋务运动有关，希望将日本的改革引进中国，推动洋务运动的进展，较少思考深层次的制度层面。但对涉及根本制度的变革，多持否定态度。

1874年，板垣退助、后藤象次郎等人认为政治应代表国民的志愿，于是向政府建议设立民选议，最终获得政府支持。对于日本的这次事件，《申报》一直追踪报道，但是却未表赞同，还是认为专制的政体比较得当“国家方在业挫之交，将图厘剔弊端，不如一人总握大权”。当获知日本“议政院”开设后，《申报》依然持批判态度，认为认为议院只适合于西方国家，日本现在急于求成，不顾自身情况，中国万不可取“若中国强而 行之，仍不过有名无实也。”

总的来说，《申报》中明治维新的报道大多停留在器物层面，对深层次的制度关注得比较少，显得肤浅、片面、琐碎，缺乏深度报道，以甲午战争为界，前后的报道特点存在明显差别。中国人在对日本变革不了解和不认同的态度下，自然生出轻视之心。而日本，却在中国人的忽视中一天天强大起来。

在甲午战争前，国内的媒体已经将焦点对准这场战争，《申报》作为当时有广泛影响力的报纸，也发表多篇社论，表达对战争的看法和态度。国内舆论多主张迎战日本，《申报》也主张出战，并且充满了自信，认为战必胜。“日本兵制虽取法泰西，然二十余年从未有战争之事”，“我中国南北洋兵舰不少于日人，枪械不逊于日人。”“我中国则守、战、和三者俱可操纵自如……。”《申报》从日本的国内资源分析，认为不论人口，面积、经济实力等，都无法与中国抗衡，“日本环地偏小，人数无多，断断不能与中国相敌。故以勇怯论，中国既可以胜日本，而以多少论日本亦断非中国之敌。”在军事力量上，也对北洋水师估计过高。

在战争期间，中国依然充满了盲目的自信，《申报》1894年 7月5日有一篇《答高丽客问事》中讥笑日本明治维新期间仿效西法，亦步亦趋，并且只是皮毛，“大都但衷其貌未得其神。”并且，中国在战争中处于强大和正义的一方——“以大制小，以顺讨逆”，认为中国胜券在握。1894年7月4日的《论日本不应与中国构兵》，1894年7月9日的《攘日议》，1894年7月23日的《论中国之兵可胜日本》等相关社论，无不表达了这种盲目自信。

在战败后，这样的自信受到严重的打击—从“酣睡”中惊醒。《申报》反省之前的自大，“夺我藩属，荡我边疆，败我骄师，丧我士卒，覆我师舰，毁我舶澳，振动我人民，重贻我君父之忧者，乃在向所藐焉，不足虑而轻视之日本也，即亦出人意议之外者矣”。同样在这一天，另一篇社论《善后诌言》中提出现在新的“善后之计”即“变通旧俗，振兴新政”。1895年5月28日的《论务本》中指出“泰西富强之道在设立议院之故”，开始反对君主专制制度。

《申报》赞扬日本明治维新，主张中国应仿效日本进行变法，“从来治国之道，有因有革。盖道无往而不复，法历久而必变。”“数十年来日本尽弃其旧习，而专学西国之所长.仿效西法，崇尚西学，练兵购舰制械理财，一切惟西人之言是听。毅然行之，日增月盛。”主张建立近代民主政治，1895年5月28日的《论务本》中提到“一国有一国之治法，而治法又各有其本末。泰西富强之道在设立议院之故”。1895年5月21日的《论中国强邻逼处当图变计》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富强之本在“行政以君民共治”。

三、在仇恨的心情下学习日本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经过反思，决定向日本学习，从前轻视的敌人变成仿效的对象。因为渴望自强的心情极为迫切，急于求成，也因为日本的善于学习西方的特质，于是，中国人找到了这样一条捷径，那就是以日本为跳板，来学习西方知识。

沈国威认为：“甲午之后，中国战败，日本第一次成为中国的榜样，这一事实应该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日本模式”，即模仿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至上而下的改革。二，“日本途径”，即通过日本引进西方知识。” 甲午之后的短短几年间，日本途径迅速建立。

在1895年之后的十几年中，中国翻译的日本书籍数量猛增，内容广泛，几乎涉及西方所有的近代知识。除译书外，清政府还派遣大量留学生赴日留学，甲午战后几年间，形成留学日本的高潮。实藤蕙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认为，从1896年到1937年间，大量中国学生赴日留学，1906年达到8000人之多，期间总数不下5万人。

此时，战败和割地赔款的阴影还未隐去，中国人却又不得不向日本学习，于是对于日本，中国人有一种复杂的心态。张灏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描述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的复杂心情“一方面他们恨西方帝国主义，一方面深知与帝国主义同源的西学也是生存在现代世界的而需要，是现代化的需求”。威尔.杜兰也认为“今天中国人最强烈的感情是痛恨外国人，同样，最有力的行动时崇拜外国人，中国知道外国人不值得崇拜，却被逼得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工业化或殖民化二者任由选择”。在国家危难之际而被更强烈地激发出的民族主义有排外的倾向，和向外国学习的世界性追求却又在很多方面不得不否定传统、向外国靠拢。只有把向外国学习放在第一位，先强大起来，才能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中，一方面中国人恨日本，另一方面却又希望模仿日本的明治维新使中国强大起来，并且借日本这个捷径，通过译书，派遣大量留学生，来学习日本早已消化的西方知识，“在仇恨中学习即为那时候中国人日本观的写照。并且向日本学习，其实是向西方学习，对日本和日文章化本身并无多少认同感。

中国人的日本观并非一层不变的，在那之后，辛亥革命的胜利排除了“日本模式”的可能性，明治维新最终也没能成为中国的榜样，五四以后对日本的译书量和留学日本的人数也远不如1895年后及二十世纪初的繁盛，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又夺走了人们对日本知识的好感。中国人的日本观随着时代而变化。

参考文献

[1] 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J].亚洲季刊，1887（01）.

[2] 王韬.弢园文新编[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13辑卷五.

[3] 葛兆光.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J].开放时代，2001（01）.

[4] 罗志田.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见许纪霖：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71.

[5]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83.

[6] 葛兆光.重绘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地图—评罗志田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J].历史研究，2001（01）.

[7]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J].二十一世纪，1999 （04）.

[8] 郑翔贵.晚清传媒视野中的日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

[9] 论东洋新造金小洋钱[N].申报，1872-6-3.

[10] 再论铁路火车[N].申报，1877-10-29.

[11] 日本近事[N].申报，1872-8-13.

[12] 论日本留意人才[N].申报，1882-12-24.

[13] 论创行议院事[N].申报，1874-6-17.

[14] 论东洋初设议政院事[N].申报，1875-7-14.

[15] 答客问高丽事[N].申报，1894-7-1.

[16] 战必胜说[N].申报，1894-7-11.

[17] 论中国之兵可胜日本[N].申报，1894-7-23.

[18] 论中国万不可允倭人割地之请[N].申报，1895-3-22.

[19] 论法因当时变通[N].申报，1895-1-14.

[20] 论中国当变法自强[N].申报，10-22.

[22] 沈国威.时代的转型与日本途径.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M].台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243.

[23] 实藤蕙秀，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北京：三联书店，1983：39.

[24]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J].二十一世纪，1999（04）.

[25] 威尔.杜兰.革命与更新.见姜义华：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63.

[26] 沈国威.时代的转型与日本途径.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M].台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252.

作者简介：宋茜茜，助教，广东理工学院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