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化与大众化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从世界到中国，经历了五百年的历史，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于幼军与人合作先后出版了《社会主义四百年》第一、二卷，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的历史，演绎得惟妙惟肖，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随着历史向前推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无论社会主义理论还是社会主义实践，既遇到了重大挑战，也赢得了发展机遇。有鉴于此，一方面，于幼军同志对原《社会主义四百年》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充实了实践新经验、研究新成果、认识新感悟，作为《社会主义五百年》的第一、二卷。另一方面，于幼军同志对社会主义历史的研究由世界而人中国，新推出了近60万字的《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一1965)》，作为《社会主义五百年》的第三卷。三卷本《社会主义五百年》，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里着重谈谈《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的理念、特点与价值。

一、将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融为一体，呈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多维面相

历史本身是多面相的、立体的，治史者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维度来解读它、诠释它，以求逐步走进历史，接近历史的真实。对于20世纪的中国历史来说，社会主义无疑是其主脉和主线，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逻辑延伸，以社会主义为主题，能基本勾勒20世纪中国历史的概貌。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首先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史、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史、发展史。《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梳理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传播、创新、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其实，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探索、实践创新的历史，社会主义思想与理论的创新，既是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先导，又是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勾勒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进程，既展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辉煌，也说明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曲折。再次，在中国，无论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和发展，还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与推进，其主体是中国共产党，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艰苦探索、勇于突破、大胆创新，才有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史、实践探索史。书写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必须结合中共党史来呈现，《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正是将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实践史融入中共党史之中来论述。最后，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实践史、中共党史的演绎与发展，都是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只有将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实践史、中共党史置于中国近现代史这个大背景下来诠释和解读，才能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科学评价中共党史的是是非非。正因为如此，

《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建构的重要理念，就是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的相关内容熔于一炉，合为一体，以历史叙思想，以思想托历史，科学呈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历史。

为做到四史融为一体，作者抱持以思想实践为经、历史事件为纬的论述理念，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论述，通过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事件来呈现和铺展。如第十二回“润之潜心耕耘终成新民主主义理论陕甘起步试验探索人民共和国模式”，将延安时期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的实践，置于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的宏观背景下来评价，既指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批判继承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又申明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的初步实践为建国后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积累了经验。同时，第十二回还对延安整风、中共七大进行了叙述。如此，使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有机交融，呈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多彩内容、多维面相。

二、在广泛搜集历史文献、充分借鉴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力求还原历史的真实

历史的生命在于真实，无论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运动史，还是研究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都应把探究历史的真实作为最高目标与追求，通过历史真实的呈现去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诠释历史发展的智慧。《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的作者，对现有公开出版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广泛搜集，对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充分借鉴，从所附的130部主要参考书目，充分可见其史料的丰富性和参阅的前沿性。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不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提出了自己的新判断，在还原历史真实方面向前推进了一步。

比如，如何评价社会主义改造，是研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既对“三大改造”分别进行了论述，又对“三大改造”进行了整体评价。作者在论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指出，国内一些专家学者至今仍仅从当时国家工业化的要求和全国已建立起多少互助组、初级社等条件出发，论证20世纪50年代中期加快推进农业高级合作社决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是不够全面、科学的。作者认为，以当时全国已建立起多少互助组、初级社作为当时全面推行高级社的必要性、合理性的论据，只是以生产关系论证生产关系，既脱离了农村生产力的状况，也不符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如果硬要说当时全面推行了高级社、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决策是适时的、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党中央和邓小平20多年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允许、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的决策是错误的，这就否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作者这一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所作出的反思，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对于“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作出了这样的整体评价：一方面，中国这场变革生产关系的社会大变革，没有出现重大流血事件，没有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奇迹，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1952年下半年后，毛泽东开始逐步背离自己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离开党内高层及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达成的共识，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过早启动和急躁推进“三大改造”。留下了许多后遗症，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煮成了一锅“夹生饭”。这种评价，既符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也有作者的深入思考和独到见解，接近历史的真实。

又如，对于中共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曲折，《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并没有像通常的著作那样，停留于对某个历史人物的分析和批判，过多纠缠历史上的是非恩怨，甚至于某个历史人物的个人责任及其品质、性格上的缺陷等等，而是力图从结构方面，也就是从制度、机制上进行分析，探

究其深层的原因。如对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作者既指出其中有共产国际的错误干预、李德和博古等人的瞎指挥、国民党蒋介石军事力量相对强大等原因，也指出其中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党内治理结构问题。当时的中共照搬苏共的党内治理结构。缺乏民主机制和纠错机制，无法及时有效地纠正最高领导人的失误和错误，最后只能走向极端，酿成大祸。这种深层次的分析，触及了历史的真相。

再如，对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也作出了中肯分析。作者指出，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让一些人难以接受，从而产生不满情绪，一些人借整风之机发泄不满，其实都是正常现象。但毛泽东等领导人对这种情况作了夸大的判断，导致“反应过激、举措失当、累及无辜”。如果当时党中央能够及时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等进行通报提醒、谈话教育，完全可以团结最大多数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为积极，不至于把几十万人推向对立面，使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肝胆相照、互相监督成为一句空话。作者指出，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并非毛泽东一人的错误，而是由“历史和现实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右派斗争中的种种匪夷所思现象，“分明可见国家民主法治制度的缺失，分明可见民族文化传统中封建思想和民族精神劣根性的影子”。这种从文化传统、民族性格、制度设计等方面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所进行的反思，发人深省，有助于更为客观地认识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

对于中共历史上的一些敏感问题，如1930年赣西南打“AB团”、1931年闽西苏区整肃“社会民主党”、1959－1961年的大饥荒等问题，《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不仅坦然陈述，没有回避，而且吸收了学术界新近的研究成果，作出了自己的解读。将这些问题的历史真相呈现在读者面前，既增强了本书的说服力，也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的认识。

三、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富有启迪意义的观点或结论

历史研究既要给读者以历史知识，更要给读者以历史智慧，历史知识使读者明事，历史智慧使读者明理。，日前，一般的史学著作，侧重于历史真相的呈现或史实的还原。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历史研究的任务在于呈现史实，无需作出结论，无需提升经验，结论如何、经验是什么，由读者自己去判断、去思考，对于供研究者阅读的史学著作而言，这种做法也许有其合理性，但对于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重大课题的研究，作出必要的判断、结论，总结积累的经验、教训，仍是不可缺少的。由于读者的文化素养、理论水准参差不一，要求读者在阅读之后自己作出判断、结论或提升经验教训，诚非易事，甚至有可能得出错误的判断或结论。相反，如果研究者凭借自己的史才、史学、史识，作出基本的判断、结论，或对史实进行睿智的发挥，概括一些带有经验性、启示性的观点，对读者文化素养、理论水准的提高是大有裨益的。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对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总结。

比如，作者对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解存在的局限和缺陷进行了反思，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未能全面正确地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仅仅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因而需要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状况和发展要求去进行阶级斗争和发动社会革命的原理，以为仅凭少数革命党人的主观意志，就可发动阶级斗争，进行社会革命；未能全面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社会生产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才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彻底胜利的原理，而且普遍认识不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前后相继、不能随意超越的两个必然的历史发展阶段：未能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因而在党的纲领上主张在小农、小生产占主体地位，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国直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对于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误区的概括，对于当今如何正确认识与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理论，具有启发意义。

又如，我国“一五”计划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存在一些偏差。如何评价“一五”的制订和实施，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该书指出：平心而论，

“一五”计划是参照苏联经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下制订和实施的，基本上是一个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无可厚非。然而，这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后来非但没有根据建设实践的发展变化而调整，反而被片面强化和长期实行，以致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发展失衡，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求难以满足。尤其是中国的工业化模仿苏联模式，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通过实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强制性地压低农产品价格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则伤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制约了农业的发展。这种对于“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经验教训的反思，对于当今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具有借鉴作用。

再如，在总结庐山会议和反击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这段历史时，该书强调了四个方面的教训：一是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原则必须具体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并靠严密、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党规党纪予以保障；二是执政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建立在充分发扬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基础上，真正做到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不能理解或实际上变成只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三是在党内和社会上都要继续荡涤封建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和帝王作风，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不能混淆了对真理的崇拜和对领袖个人的崇拜；四是领导十多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要建设成为善于学习的思考的政党。这些教训的揭示，对于当前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制度建设和学习型政党建设，富有警示和参考作用。

可见，

《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立论的重要旨趣，是为了升华历史经验、历史教训，汲取历史智慧，用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智慧来指导现实、启迪未来。

四、通过多种方式，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走向大众，是学术研究成果大众化的有益尝试

如何使学术研究成果接近大众、走向大众，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圈内人”之间的交流，是当前学术界谈论较多的话题。学术大众化既是充分发挥学术研究成果的社会功能、实现学术研究成果社会价值的需要，也是提高大众学术素养、理论水准，促进大众学术化的需要。社会主义在中国演绎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世人瞩目，国人关注。如何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鲜活内容以适合大众接受能力、阅读习惯、文化心理的形式呈现出来，实现社会主义研究成果的大众化，是学术界应当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从中亦可窥见学术研究成果大众化的方法和路径。

学术研究成果大众化应选择大众关切的问题进行研究。学术大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学术研究所指涉的问题能唤起大众的注意力，引起大众心理、情感上的共鸣。为此，学者应选择大众关切的问题

进行研究，大众关切的程度越高，其研究成果大众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如何评价和解读这段历史，是大众十分关切的问题。《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甫一推出，就能引起大众的关注和兴趣，其道理也在这里。

学术研究成果大众化应将真实而又具体的历史告诉读者。学术既要大众化，又不能背离科学化原则或走上庸俗化道路。当下学术大众化过程中，一些研究者为博读者的眼球而曲解历史、编造历史、调侃历史的做法，实际上是在误导大众、亵渎历史，实不可取。为有效感染读者、吸引读者，研究者在确保真实性的前提下，应对历史进行具体化处理，真实的、具体的，才有可能成为大众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的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根据可靠的文献与史料，对不少历史细节进行了描述，还原了部分历史场景。比如，中共二大在讨论民主革命纲领时，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充分发表了意见，作者依据历史记录，还原了当时讨论的部分场景，层层递进，引人入胜；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红军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转折，重点解决了当时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作者通过对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凯丰、朱德、彭德怀、聂荣臻、李德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或发言内容的介绍，生动呈现了当时会议争论的场景、讨论的过程。书中涉及的会议都作了类似的描述，使全书对会议的介绍不再是枯燥的会议内容的简单归纳和总结。而使对会议的叙述变得妙趣横生。

学术研究成果大众化应适合大众的接受能力、语言习惯。大众有自己的接受能力、语言习惯，通俗而不失高雅，生动而不失科学，才能使学术研究成果接近大众、走向大众。《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采用传统文学章回体演义的体裁，以文学的笔调，娓娓道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内容生动丰富，增强了全书的可读性，如在介绍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时，作者没有像一般的学术著作那样直接归纳或简单复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观点，而是轻松地描写了一场发生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的讨论会，将中共对中国革命理论的探索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历史意义等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简洁明了的勾勒。全书23回，每回的标题十分考究，工整对称，紧扣全书主题和每回内容。此外，书中结合文字叙述精心挑选了大量历史图片，图文并茂，可观可视，更有利于本书接近大众、走向大众。

应当说，《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史实性与理论性俱备、学术性与可读性俱强、规范性与文学性同在，实现了科学化与大众化的有机统一。

责任编辑：耀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