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女子教育与女子高等教育之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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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子教育，尤其是女子高等教育，是文化变迁的寒暑表。清朝末期，女子教育和女子高等教育在争议中萌芽；教会女学首开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之风，更是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肇基者。民国初期，女子教育和女子高等教育经历了从两性双轨制到混合双轨制的演变；“五四运动”前，中国政府一直无视女子高等教育；“五四运动”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才真正起步。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教会女子大学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成为我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
关键词：女子教育；女子高等教育；清末民初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6-0096-04
女子教育，尤其是女子高等教育，是文化变迁的寒暑表。女子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受“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历代以来，帝王圣贤创制兴学，独不为妇女立教育之科”，“使数千载聪明灵秀之才，无学无教无权” [1 ]。女子教育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是一片空白，更不存在为女子提供的正规学校教育。清朝末期，女子教育和女子高等教育在争议中萌芽；民国初期，女子教育和女子高等教育经历了从两性双轨制到混合双轨制的演变。本文拟就清末民初女子教育与女子高等教育之发展演变作一历史考察，以求对民国教育史、妇女发展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在争议中萌芽：清朝末期的女子教育与女子高等教育
“教会所至，女塾接轨。” [2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1844年创办的宁波女塾被认为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1847～1860年中，通商五口创设教会女子学校11所。英国教会又于1864年在北京、天津各设一女校，而上海圣玛利亚女学创办于1881年，中西女塾、清心女学旋又相继成立 [3 ]。据1877年在上海举行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报告载，1876年全国基督教教会所办的单设女子学校有女日校82所、学生1 307人，女寄宿学校39所、学生794人；而1878～1879年天主教在江南一带也有女校213所、学生2 791人 [4 ]。到1902年，除初等蒙学堂不计外，教会学校学生总数为10 158人，其中女生数为4 373人，女生比例为43.05%。 [5 ]
教会女学首开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之风，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对于抵制封建伦常、提倡男女平权具有积极影响。1880年代，福州女子寄宿学校女教师伊丽莎白·菲希尔小姐更是提出：“人们给我们女孩子多少教育？如果已经给男孩子中学教育，那一定也要给女孩子中学教育；如果已经给男孩子大学教育，那就一定要给女孩子大学教育。” [6 ]
1. “妇人见短，不堪学道” [7 ]
在国人看来，教会女学是外国人带来的“一件不受欢迎的礼物” [8 ]。清政府对于教会教育也取“放任主义”态度：“毕业教会学校者无享受学位与实官之权利，且并无立案之例。” [9 ]1901年，清政府下令改书院为学堂，对于女子学堂无暇顾及。私人设立的女学堂却如雨后春笋。1901～1903年，国人自办女学增至17所 [10 ]。但因风气初开，这时的女学仍属私学性质，并未纳入官方正规教育体系，也未获得应有的法律地位。
1902年清政府初定《壬寅学制》时，女子教育并无位置。《壬寅学制》虽经颁布，但未实行。1904年该制略加改革，另颁《癸卯学制》时，因认为“中国此时情形，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唯中国男女之辩甚谨，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故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令其能识应用之文字，通解家庭应用之书算物理，及妇职应尽之道，女工应为之事，足以持家教子而已” [11 ]；“中西礼俗不同，不便设立女学及女师范学堂” [12 ]；“故女学之无弊者，唯有家庭教育” [11 ]；“女子教育仅包括于家庭教育中”。如此“杜渐防微，立法何等慎重！” [13 ]张之洞甚至在其《劝学篇》中提出：“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就学制本身而言，《癸卯学制》远采日本、近酌旧章，易稿多次、始经草就，实行之后又重加修正，已属相当完备，清末创设学校，皆以此为依据。
1904年8月，因“有人奏湖南开办女学堂，流弊日滋，请饬停办”，清政府谕令：“学务大臣奏定章程，并无女学堂名目”，如“设有女学堂，即行停办” [13 ]。顽固守旧分子更是借题发挥：“有权力者实行其破坏女学、阻遏女权之政策；无权力者则冷嘲热骂、以播谣诼于社会。” [14 ]由此，广东、湖南、湖北、江苏等省纷纷裁撤、查办、封闭了一批女子学堂。如广东绅士说女学堂“大伤风化”，又以“学界不知自爱之流与此等下流妇女互相结议，假名学界，妄语自由，渎乱大防，败乱礼教”之名义，令封女学；湖南以“湘省女学并无实用，徒为伤风败俗之原因”而废闭；湖北则以“教育青年妇女，易启背逆之端”为由裁撤女学；江苏因不准女学延聘男教习，又将女学与女赌平列，使女学进退维谷 [13 ]。即使在1907年颁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学部仍规定女学堂如“办理有未合者，地方官应随时纠正” [11 ]。
2. “圣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劝学，匪有歧矣” [2 ]
然“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历史之进步终究难以阻挡。随着教会女学的创办与发展，女学之风逐渐成形。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只有教会女学而没有自己的女子学校是一种奇耻大辱：“西人通商我华，所到之处多开女学，以辱我国。以堂堂之中国，而无一女学堂，耻孰甚焉” [15 ]。“我有民焉，而俟教于人，彼所以示辱我也，无志甚矣。” [16 ]并提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 [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