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科举制度改革

摘要：西方传教士来华后，科举制度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审视，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内在弊端，增强了科举改革的紧迫性；传教士对科举改革的设想，丰富了科举改革的思想，指明了科举改革的方向；传教士的宣传活动，促进了国人思想观念的解放，推动了科举改革的进程。然而，传教士毕竟不是科举改革的主角，其作用与影响终究是有限的。

关键词：西方来华传教士；近代中国；科举制度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6)02-0037-07

科举制度是一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并与君主专制统治相适应的官员选拔制度，同时也是一种与教育紧密相联的考试制度，曾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随着封建王朝末世的到来，科举制度弊病丛生，积重难返，人们要求变革科举的呼声也更强烈。鸦片战争后，科举制度因不能满足时代需要而被国人推上改革舞台，而西方传教士此时却随着列强的炮舰和廉价的商品走进古老帝国，于是近代中国科举制度的改革不自觉地把传教士也卷入其中，传教士则以其独特身份影响了这场改革。学术界对传教士与科举制度虽然也有相当研究，但深入研究稍嫌不足。本文拟就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科举改革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传教士：科举制度的审视者

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就发现中国的士大夫在社会中拥有特殊的地位，以及人们专注于儒经、热衷于考试这一令其困惑的现象。这样，科举制度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曾指出：“中国有一套严密的教育制度。考秀才（相当于西方的文学士）的考生三年考试二次，举人（相当于硕士学位）三年考一次。这样，每年都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考试，还不包括例外的特别节日如庆祝国家的大典、皇帝的婚礼、皇位的继承、六十年大庆等等而举行的考试。秀才考试一般是在府举行的，府所管辖的十个左右县的考生都来参加考试。举人的考试在省会举行。这样的事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1]

大多数传教士认为科举制度的存在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其弊病不在制度本身而在考试的内容与形式上。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认为“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她的突出特征令人钦佩，这一制度在成千年中缓慢演进”，同时也指出“我们的考试是专业化的，而中国考试的弱点是缺乏专门的适应性”。尽管如此，但它“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帮助它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明水准，起到了比任何其它制度更大的作用”。^[2](P42-43)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认为科举制度“开科取士，立意甚良”，但它“惟以文章试帖为专长，其策论则空衍了事”，结果“拘士之手足而不能运动，锢士之心思而不能灵活，蔽士之耳目而无所见闻”。^[3](P1583)李佳白(Gilber Reid)认为“中国以科目取士，意在得明体达用之儒，使之在位，法至善也”，然其弊在于往往有“工文章而不修道德，不娴政事者”，且科目取士驱天下之人尽束缚于其中，“虽有名德硕望，奇才异能，不能俯就范围，则亦终身废弃耳”。^[4](P256)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认为“中国科目，意美法良，不可废也”。但科举考试“题目不广，只讲本国之事，不知各国治平之法”，且“三年一科，取士太寡，专讲一门，其道太隘”，致使“学者既少，人才益稀”。^[5](P135)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认为科举考试有利也有弊，其利在鼓励后进，拔擢寒士，令人多学圣贤之道；其弊在不能辨别士人学识之真假，不能断绝科场之舞弊，开启士人利禄之心，限制士人的视野。^[3](P8380-8381)花之安（Ernst Faber）则从历史的高度和比较的角度剖析科举制度，指出隋唐前的选择制度与推荐制度，往往“私相授受，滥膺名器”，不能“选贤任能”；隋唐后以文章取士，“法良意美”，可是“人情变幻，诡诈成风，上下相蒙，弊端百出”。而“泰西则不然，凡任用人才，必求实学，非若中国之徒事虚文”，皆“由立法之善也。”^[6](P89-91)

科举制度最大的弊端就是导致士人无实无用。林乐知指出，古今来之大学问有三：“一曰天道之学，即天地万物本原之谓也；一曰人生当然之理，即诚正修齐治平之谓也；一曰物理之学，即知致格物之谓也。三者并行不悖，缺一不足为士也。而今之中国士人，天道固不知矣，即格致亦存其名而已，所伪为知者，诚正修齐治平之事耳。问其何为诚正？何为修齐？何为治平？则茫然莫解，与未学者等，谓之为士，其信然耶？”^[3](P1583)花之安认为：“士有士之学，农有农之学，工有工之学，贾有贾之学，皆有至理存焉，非积学之士不能窥其堂奥。各学皆有其用，不容偏废。”但科举制度导致“士之不能八股不得科目，不得科目不得美官”，于是“人皆趋于八股，不暇及于他学，不知八股为学问之一途，非可以尽学问。”^[3](P6630)这表明“专尚举业有害无利，固已彰明较著”。^[3](P9261)

八股时文是附着在科举制度身上的一颗毒瘤，也是科举制度弊病的集中体现。传教士指责它拘人之手足，锢人之心思，蔽人之耳目，其害无穷。林乐知指出科举取士“只凭制义试律，土饭尘羹，既空疏而无用，即条对经史时务诸策，浮辞剿说，亦摭拾而无根，合诸虞廷，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之意无乃相左”，所取之士既不能“经国家”，又不能“利社稷、定民心”。^[3](P9261-9262)花之安认为八股取士导致士人“坐而言不能起而行”^[3](P6630-6631)，“大敌当前，岂赋一诗可能退，挥之八股可能服耶？”^[3](P6665)其结论是“病国病民八股为甚”。^[3](P6647)安保罗(Paul Kranze)斥责中国开科取士“仅以八股试帖为衡量之具”，而“于格物致知均平齐治之要，漫不经心”，其后果是士人“问以天文，天文不答；问以地理，地理不知”。^[7](P409)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八股取士遭到众人的口诛笔伐，然而仍有少数传教士对八股时文青睐有加，认为“八股文章是中国文论最精致、最艺术化的形式”，“它已经成为中国学问最严格的检测标准，有一种吸引所有精神活动的趋向”。^[8](P247)譬如狄考文就认为“八股时文方兴未艾”，主张中国考试制度“仍存旧典，亦非不可”，坚持保留八股时文。^[3](P8380)

中国社会素有 “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孔子曰：“学也，禄在其中也。”这种读书做官的思想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而被不断强化。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曾说过：“在中国，读书求学的一切动机和最高期望，就是要步入仕途。当每一名孩子由懵懂无知到渐谙人事而进入学堂时，他首先被灌输和想到的，便是读书做官，而所有父母在为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时，他们念念在兹的，也不过如此。”^[9](P175)狄考文指责中国人读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做官，而不知“学问之足重者，其首益在能知，……不独知其当然，又能知其所以然”。^[3](P8349)强调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增长知识，士人为功名所役不足取。这是对“学而优则仕”传统思想的反动。

尽管传教士对科举制度褒贬不一，但他们对科举制度弊端的认识非常清楚，因而得出“考试之典，利少而弊多”应该变革的结论。^[3](P8381)

二、传教士：科举改革的设计者

19世纪80年代后，科举制度改革步伐明显加快。传教士觉得如果想要控制和引导中国社会改革的发展方向，就必须为科举制度改革提供合适的方案，于是他们提出了种种改革科举制度的设想。

首先是复古。传教士欲效仿文艺复兴时期藉复古求解放的形式，主张复辟古时乡举里选制度，恢复科举考试的传统科目，并以传统实学为考试内容。

乡举里选就是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度，由地方官察访人才，然后举荐给朝廷，这是一种前科举时代的取士制度。传教士认为此法与西方选举之法暗合，因而主张在科举制度中“行乡举里选之法，拔一乡一里之尤者，贡之于邑；拔一邑之尤者，贡之于府；拔一府一州之尤者，贡之于省”，各省皆设立储才之馆以育人才，并量其能而任之。^[3](P7661)这是在制度上复古时选举之法。

传教士不仅主张应恢复古代选举之法，还认为应恢复传统的考试科目。林乐知主张：“今日之中国，纵不能举举业之制艺试律而废之，亦当如有唐秀才、明经 、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多其科目，而又参以宋司马温公所云行义纯固可为师表、节操方正可备献纳、智勇过人可备将帅、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经术精通可备讲读、学问该博可备顾问、文章典丽可备著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练习法令能断讼谳十科取士之制而斟酌行之。”^[3](P9262)

实学是传统儒学的一部分，它强调实事求是，主张经世致用，因而不少传教士提议以传统实学为考试内容。林乐知曾提出“倘能于文诗策论而外，讲求尧舜禹汤之经济，文武周孔之薪传”，这样“中国不几独步瀛寰，而为天下莫不及之国哉”。^[3](P1583)李佳白也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增设实学科，量才录取，也就是“于院试、乡试、会试、殿试旧例中，增益各等科目，凡有何等学问，何等才略，考试确实，果有实用，即按人数拔取，由院试而乡试而会试而殿试，按级考取，列为科名”。^[4](P256)花之安则认为中国当今之计，“必变科目之法，从事实学，方能收实效”，“铨选勿重八股项”而“考以天文、地舆、格致、农政、船政、理学、法学、化学、武学、医学”。^[3](P6687)韦廉臣（WilliamsonAlexander）则大胆预言科举考试“果能不专尚诗文，备考各学，士风蒸蒸日上矣”。^[10](P18)

传教士在其所设计的改革方案中不但要复形式之古，而且也要复内容之古；他们不但要复常科之古，而且还要复制科之古。制科指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科举考试。复古对传教士而言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真实意图在于藉复古以变革科举。

其次是趋新。西学在近代因蕴含着自由、平等、民主、理性等资产阶级精神，包含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知识内容，相对于儒学而言，其先进性、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因而传教士极力主张在科举考试中添加西学的内容以取代四书五经。

丁韪良认为“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但“它需要（就如它将要的那样）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2](P42)为此他多次向清政府建议改革科举，提出“中国倘能稍用西术于科场，增格致一门，于省会增设格致书院，俾学者得门而入，则文质彬彬，益见隆盛矣”。^[11]也就是希望在科举考试中增加西学的内容。李提摩太则针对科举考试的弊端，主张将西学列为考试内容，“嗣后大小考试，凡不知西学士子，无论其于中华文理若何，悉屏诸孙山外”。后来他又进而提出在科考中增设中西一科，取消三年一科的限制，“每年每府，取进中西学秀才约百人；每年每省，中式中西学举人约百人，每年，中式中西学进士约百人；每年，殿试钦点中西学翰林十人”。这样，“济济多才，方驾大地矣”。^[5](P135)福士达(John Waston Foster)认为中国“急须更定取士之法，凡欲赴小试乡试会试者，须知各国史略、地舆、政治、格致、算学、制造诸艺而后可”。^[4](P271)安保罗则强调“凡志在科名者，须中西并务，不可偏废，若不由泰西实学拔取，不能名列胶庠，身登仕籍”。^[7](P409)传教士大多主张“多设科目以取士，有如天文之学、舆地之学、历算之学、格致制造之学、水陆兵法之学、枪炮舟船驾驶测量之学、筑垒建路之学、开矿治河之学、中西交涉之学、刑名钱谷之学、经史掌故之学。……听人择其一科而习之，习之既精，即以所学应试”。^[3](P15004)

近代西学范围相当广泛，但传教士只主张在科举考试中增加声光化电等则自然科学知识，而没有涉及民主自由等社会科学学说；只要求更替陈旧的考试内容，而没有提出实施西方的选举制度。这是其局限所在。

再者是嫁接。从理论上说，学校重在育才，而科举重在选才，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但在科举社会中，二者却混为一体，学校沦为科举之预备场所，科举成为学子之最后归宿，这样学校培养不出人才，科举也选拔不出人才。因此，传教士提出予新人才以旧功名的设想，从而把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整合为一，以达到变革科举之效。

林乐知曾提出：“学子在堂增读有用诸书，俟其读毕华书之后，……即教以泰西有用文字俾广识见，而又分别士农工商俾成专门名家之业。异日有愿应试者，试官亦即照此以分试之，择其优者分别取中，即如农学亦有秀才，其余可以类推。”^[12](P58)后来他又提议在各省、各府、各县设立西学书院，“不必专课制艺，更当知泰西之法，分设天文、地舆、格致、农政、船政、理学、法学、武学、医学”，如果有技能出众者，“则授之出身，使之入仕”。^[9](P9262)李提摩太也提出在“各省各府，及通商大埠，建立书院，延聘各国专门之通儒，分类以华文教习，或参用西文”，在此基础上，“增设中西一科”，考取秀才、举人、进士约百人。狄考文认为“学校一事，下变民风，上培国脉”，可补科举之不足，必须大力提倡，但又强调学校“必当有赏功名之权，令人不止图得学问，又可希图功名”。主张新学堂应与旧科举接轨，学生入各省大学堂学习，为乡试作准备；进京师总学堂学习，为会试和殿试作准备。^[3](P8379)甘霖(George Thomas Candlin)提议改造旧学校，“宜加格致之课，又宜有万国史记、各国文艺、算学、化学、地舆学之类”；增设新学校，考试时“另设一科，妥立善法，奖励功名，与翰林院同”。传教士普遍认为“中国科场立法，至为周密，然其籍考试以拔取人才者，乃只为网罗官吏之用”，因此国家选拔人才“万不可限以定额，但视其才，能通何事，即予以何功名，其功名之阶级，则视其学问之分数，以为等差”。^[3](P17866)

最后是突破。尽管清政府迫于形势而不得不变革科举，如开设算学科等，但科举改革仍然步履蹒跚，传教士企图通过设立新的考试制度作为示范来推进科举改革。李提摩太曾提出每逢科考时“除中国科场外，由广学会人另设西学书院，随科招集。应考各人情愿自到书院考试者，将西国治民四大善政别作一考。初考之时，由西人考取，俟中国人明白后再由华人自考”。^[10](P37)戊戌变法失败后，传教士以为清政府不愿对科举制度进行任何改革，于是试图在中国科举制度之外，建立一套由他们主持的全国公共考试制度取而代之。1899年12月以传教士为主体的益智会(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和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联合制定了《推广实学条例》，推出了一套独立于中国科举制度之外的全国公共考试方案。条例规定，每年8月20日左右为考试日期，考试地点设在各省会、各府城及通商大埠。报考者完全自愿，但必须在考试前一个月报名，注明年龄、籍贯、住址等情况；考试用中文和英文分别进行，由应考者任选一种。考试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等，应考者必须从初等到高等逐级考试，不能越级考试，否则即使考取也不给文凭；不预先设定名额，只按考试分数决定中式与否，考取者发给文凭。中文的考试科目分为算学、格致、史学和杂学，初级考试的内容为“数学、地势学、地理志初学、格致初学、希腊国史、罗马国史、古史探原和肄业要览”，中级考试的内容为“代数二次方程完、形学或几何头四卷并第六卷、化学、格物学、欧洲史、英国史、美国史、富国策、五洲教务”，高级考试的内容为“八线学即三角数理、平面三角形完、地学、天文学、十九周史、万国公法、古教汇参”。^[3](P18997-19000)广学会在报告中提出：“这个计划可以由主要的教育传教士在他们的不同地区来指导，这样等许多现在的年轻学生成长成人时，他们就会学到西学的主要原理。”^[13]

虽然传教士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改革设想，但他们既要求增加西学内容，又主张保留八股时文；既鼓吹兴办新学校，又倡议保留旧功名；既要求改革科举制度，又提出公共考试方案。这反映了其在科举改革问题上的妥协和不彻底性，也流露了其欲控制中国教育改革方向的野心。

三、传教士：科举改革的鼓吹者

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深刻反思及其所提出的改革设想，固然会对近代中国科举改革产生重大影响，但他们在华组建学会，创办报刊，鼓吹变革，自然也会对近代中国科举改革产生一定影响。

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初名同文会（the Society foe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1887年由英国传教士韦廉臣(WillamsonAlexander)成立于上海，1892年改名为广学会。其宗旨是“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成员大多为在华传教士，也有一些在华的外交官和商人。

在传教士看来，“中国人最大的特征就是注重学问以及他们对之所树立的荣誉。他们的英雄人物不是武士，甚至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这些人通过科举制度取得了荣誉，获得了地位，“充斥在帝国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实上他们乃是这个帝国的真正的灵魂，并实际地统治着中国”。所以传教士认为“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下手”。因而广学会强调本会的宗旨在于通过出版物影响中国的士大夫，来“打破中国的外壳”，“把中国人的思想开放起来”。^[14](P157)为此，广学会把出版书籍作为它的主要工作，“供应比较高档的书籍给中国更有才智的阶层阅读”。这些书籍既有译自西方的著作，也有传教士撰写的作品，大多为世俗作品，并且印刷精美，还附有彩色图片，这诱使人们竟相购买。^[15]广学会的出版物也由是畅销全国各地。

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广学会经常向一些有影响力的人赠送书籍。李提摩太曾对中央和地方的高级文武官员、府以上的礼部官员、举人以上的在职官吏和在野的士大夫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秀才和应试的文生作了调查。县级以上的主要文官有2289人，营级以上的主要武官有1987人；府视学以上的教育官吏有1760人；书院教习有2000人；派驻各省城的高级候补官员有2000人；经科举考试获得秀才以上头衔的文人约60万，以其中5%为重点，约30000人；经挑选的官吏和文人家庭的妇女儿童，以10%计算，约4000人。这样，统计共有44036人。^[16]传教士把这些人作为赠书对象，因为“我们教育了这些人，实际上就教育了三亿五千万中国人。我们对他们施加影响，实际上就是影响了其余的四分之三”。^[1]

此外，广学会还有计划地委托各地传教士亲赴考场分发书刊。由于士人平时分散在全国各地，难以联络，而每逢科考时，各地士子齐集科场，因此广学会大多选择在乡会试期间赠书。“通过向聚集在帝国各主要科场的士人的指导，我们将触动不计其数的我们的追随者的心田。在一个省城的乡试科场上可以接触到一百个县的领袖们。”^[17]1888年广学会在各省乡试时分发了两千册附有插图的《格物探源》，其中北京500册，沈阳500册，南京500册，杭州250册，济南250册，还送了一万份《自西徂东》给南京传教士，由他们分发给当地考生。^[18]1892年会试时，广学会在北京会试时分发了5000本《中西四大政》，其内容为如何供养人类、如何取得和平、如何建立人格、如何施行教育。^[17](P33)1894年沿海各省举行科举考试，广学会在考生中散发小册子和宣传单，每省一万份，还加印了五千册《万国公报》在考生中散发。^[1](P73)1897年广学会在科场中散发121950本书刊，包括林乐知的《文学兴国策》、李提摩太的《七国新学备要》、过期的《万国公报》和《中西教会报》等。^[19]广学会曾坦率地承认，“既然许多遥远村庄的教师都来参加这种考试，我们希望用这种办法把我们的影响扩大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16](P64)“在考试期间我们有着多么好的机会同这个国家的士人们相互接触。如果我们得到更多捐款的话，我们就能够送给他们更多有关宗教、教育以及现代文明等内容丰富的书本，使他们喜欢基督教和现代文明。”^[19](P83)

传教士认为“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百万的人改变头脑”。^[20]因而广学会这些出版物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士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在万家俱寂的长夜中，读书人将掩卷沉思，万卷圣贤书未曾编织过的最新图画遂在他们头脑中构建起来”，“传教士对那些可以被称作中国无冕之王的学者思想与信念成功地产生了巨大影响”。^[21](P361-362)如浙江杭州有位儒生，他在给广学会的信中说：“我住在一个乡村里，但我读过你会出版的一些书，它们确实有助于提高中国的水平。我可以代表极大多数士人的意见，诚恳地要求你们能继续为唤醒我们的民众而提供新书，这将会给中国的四万万人带来不可估量的好处。”孔子的后裔孔令伟也写信给林乐知说，山东省的人闭塞无知，对外界的事极不了解，但他在接触了广学会的出版物后，思想发生了某些有助于摆脱闭塞无知变化。^[19](P79)这种思想上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一些人的行为取向。杭州那位儒生因受广学会书籍的影响，对八股取士制度极为不满，大发牢骚。而湖南学政徐仁铸在写给上海朋友的信中说他在过去两年里读了广学会出版的许多书刊，是故他把西方政治学、历史学和应用科学介绍给学生作为必修课目，并促使他在可能的范围内修正科举考试。他规定在科举考试时，考生只要论文写得有见解，有才华，即使不合格式，照样可以得高分，授高职。这使人们的科举热度锐减，即使过去被认为思想最顽固的士大夫也很快致力于一些新的考试科目。^[22]

《万国公报》（Review of the Times）作为广学会的机关报，其前身是传教士林乐知1868年在上海创办的《教会新报》，1874年改为现名，1883年曾一度停刊，1889年复刊后隶属于广学会。《万国公报》虽然以发表传教士文章为主，但也刊登了不少国人的文章，成为人们关注中国改革并发表不同政见的重要阵地。由是范文澜认为《万国公报》是近代中国变法的有力推动者。^[23](P296)

随着近代科举制度改革不断深入，社会各界对科举制度议论纷纷，《万国公报》也不失时机地发表文章参与讨论。如广东人王炳耀在该报上发表《时要论》一文，认为八股文“以之干利禄则有余，以之益心性则难矣；以之发经义则有余，以之济时艰则难矣”，“八股者，民自为谋则可，以之取士泽民则不可，以之卫国卫民更不可”。^[3](P1643)另一篇佚名的《时文论》则指出“功令之文自古不重”，李白杜甫诗集中不见，韩愈柳宗元文章中不收，且“割裂搭截侮圣人之言”，“优孟衣冠，代人作语”，其体极卑。^[3] (P1644)山东烟台长老会信徒丁立端在《万国公报》上撰文，指斥科举考试“使文人学士皆舍真修而崇伪术，弃实学而务虚名，举毕生之聪明才力尽用之于诗词文章”，“不知讲求安上全下之经，治国安邦之策，惟思泮水何以采芹，蟾宫何以折桂，龙门何以得跃，虎榜何以得登”，怎能“望其有利无弊”。^[3] (P8174)还有人撰文批判科举制度扭曲士人的人性。作者在文中说：“今中国之士，其生平之大目的，利与势而已。惟为官可以得利，可以得势，于是科举考试一端，乃其当尽之义务。”^[3] (P22647)人们通过《万国公报》认识到“泰西诸国无一国不考试，无一国以文章考试，而出类拔萃之英，反迭兴而并出，由可见考试非不利，特不善为”。如果在考试中“考以地理，考以格物化学，考以工艺技能，能使天下有志之士咸得伸其抱负，展其经纶，不至以有用之聪明作无用之词说，将见人才日盛，治化日降”。^[3](P8175)科举考试只重中学而忽视西学，与时代脱节；但仅重西学而忽视中学，也与国情不合，于是人们又提出“改科举莫若合五经四书为六经而增入西学以试士”的方案，采取中西学并重的方式。^[3] (P12999)这表明《万国公报》已成为有识之士探讨科举改革的重要园地。

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更加急迫，科举改革呼声日益高涨。《万国公报》顺应时势的要求，及时刊发了有关文章，诸如《拟请妥议科举新章并造就通籍人才疏》、《议准乡会试岁科各试兼考时务策论疏》、《遵议乡会试详细章程疏》、《遵议经济特科详细章程疏》、《礼部复议科场事宜折》等。这些文章既为科举改革充当摇旗呐喊者的角色，又替科举改革营造强大的舆论声势，同时也有助于推进科举改革的步伐。此外，《万国公报》还陆续刊发文章，积极介绍新教育制度，大力宣传新教育思想，为科举改革作好思想铺垫。它曾刊登了李提摩太的《七国新学备要》一文，详细介绍了英、法、德、美、俄、日、印度七国的学校教育状况，为中国新教育勾勒出初步轮廓。它也介绍了一些西方流行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如瑞士教育家柏思落罗齐（今译裴斯泰洛齐）和德国教育家福诺柏（今译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裴斯洛齐是19世纪具有世界影响的自然主义教育家，创建了一整套初等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是现代教育的先驱者。福禄培尔则是幼儿教育的开创者，被后人称之为“幼教之父”。这些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可谓是石破天惊，为人们抨击科举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清末，人们总是把兴办教育与变革科举联结在一起，这便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教育思想感召的结果。

总而言之，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审视，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内在弊端，增强了科举改革的紧迫性；传教士对科举改革的设想，丰富了科举改革的思想，指明了科举改革的方向；而传教士的宣传活动，促进了思想观念的解放，推进了科举改革的进程。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传教士毕竟不是科举改革的主角，其批评反思只停留在外部表象上而没有深入到内在本质中，其改革方案只强调渐进式的改良而不主张彻底性的变革，其宣传活动也只着眼于思想层面而没有波及社会各界。因而，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传教士作为科举变革的一股重要力量对近代中国科举制度改革起到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科举制度改革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毕竟是有限的。

参考文献：

［1］同文书会第七年年报［J］出版史料,198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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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彤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China and the Reform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Modern China

YANG Qi-fu

(The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Histor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350007,China)

Abstract: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fterthey arrived in China Their investigation of the system exposed its internal abuse and made it more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system Their suggestion indicated the direction of the reform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propaganda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accelerated the liberation of sense of Chinese people and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examination reform However, their influence on the reform were limited because they are not the leading actor of reform after all.

Key words:Western Missionaries in China；Modern China；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