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阶层的没落与分化
时间：2020-03-30 07:59:1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中国绅士阶层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历史上在巩固基层权力和文化发展等方面都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化，传统绅士阶层的势力也发生了没落和分化。清末民初的上海拆迁案是上海自治运动的核心事件，这一事件是这一时期上海绅士阶层力量变化的缩影，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对绅士阶层没落与分化的几点认识。
关键词：中国绅士 没落 分化 拆城案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绅士”指的是一个阶级的人。绅士集团是自唐宋以后伴随着科举制的施行而形成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他们介于官府和普通民众之间，是地方权力的实际掌握者，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有深远影响。在古代的中国，绅士的地位很高，而且拥有很多的特权，因此他们又被称为“地方精英”。此外，法律还给予了他们一定的保护，称：“如有冒犯，法律将予以严惩，以保护绅士的社会声望。”但到了近代，随着社会的转变，传统绅士阶层逐渐没落，其力量发生了分化。笔者近日阅读了关于清末民初上海自治运动及拆迁案分析的相关材料，形成了对这一时期绅士阶层力量分化的几点认识。
地方自治运动是清末民初出现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上海自治运动起于民间的呼声和诉求，通过士绅阶层自上而下的运动，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形成一股声势较大的自治思潮，并得到官方的回应，使上海成为全国最早开展自治运动的地区。尽管当时的“地方自治”是清政府用来巩固统治的手段，但是有志之士一心一意想要达到参与政治的目标，因此他们提出了许多新的想法，也产生了许多争论，这些事件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研究这一时期绅士权力变化的材料。了解这一运动则应该从著名的“拆城案”入手。拆城议案是上海自治运动兴起后总工程局提出的第一个议案，它作为一个典型的代表，清晰地反映了上海当时权力结构的分裂及重组，值得探究。
城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城防设施和统治权威的象征，在传统城市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关于城墙的功能及作用这一问题，费孝通先生在他的著作里有过论述。他认为：“城镇按功能不同有所区分，其一就是围墙式的驻军城镇。城是政治体系中统治阶级的工具，在这里权力以这种实力表现了出来。墙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衙门。官场和有土地的绅士的结合，赋予有城墙或有驻军的镇以特色。”传统的地方城墙都是如此，上海的也不例外。
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研究的周松青先生认为：“拆城案将上海士绅阶层划分为了三个阵营：一是以总工程局李平书为首的拆城派，主张拆除城垣，一劳永逸解决问题，达到兴市的目的。二是以曹骧为首的保城派，认为拆掉城门，上海就会被西方势力蚕食；三是驰城派，主张二十四小时打开城门，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避免拆除城墙。”应该说无论持有哪一种观点，地方精英们都是在履行自己的责任。根据统计，拆城派的人中多为上海本地人，大多经商且有新学背景，可以称之为绅商群体；而上海本地人保城派多为，但很少从事商业活动，因此我们可以将这次争论看作是绅士们对于外来势力挑战的不同回应。该事件的结果是经历了保城、辟城及拆城三个阶段，最终在辛亥革命之后，由于拆城派的领袖李平书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借助政府的力量获得了成功。尽管保城与拆城都是由政府掌握权力，地方精英要想有所作为必须依靠官府权力，但是这次事件说明了随着政治变革和社会的变迁，传统的科举考试产生的绅士力量已经逐渐弱化，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的绅商阶层逐渐强大了起来。这一点我们从拆城派代表人物李平书的经历中就可以看出。“李书平，上海人。优贡出身，曾任广东遂溪知县，后在江南制造总局任职，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参与人之一，此后兼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招商局、江苏铁路局董事。1911年任沪军都督府民政总长兼江南制造局总理、江苏都督府民政长。”他是绅商阶层的代表，是为了经济的发展而支持拆墙的。同时，这一事件也传递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即绅士阶层力量开始发生了变化，有些传统绅士已经转变为了绅商阶层。
通过对此事件的进一步分析，引发了我们对于绅士阶层转变与分化问题的深层次思考。绅士阶层的分化方向除了绅商阶层还有其他的选择，传统绅士阶层的这种没落和分化也是有着一定的原因的。清末的最后十年，还产生了许多通过科举获得了功名的绅士，通过对他们当中的几位代表的分析，再结合历史背景和所学的一些浅显的知识，笔者对这一时期绅士阶层的分化和原因作出如下分析。
一、转变方面
从转变方向来说，大致有以下三种：
1.转向绅商阶层。这种转变是最符合当时的社会形势的，也是人数最多的。特别是经历了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由于对日本经济有了重新的认识，绅士和官员们向商人的转变很明显，纷纷希望通过发展实业救国。“20世纪初，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向资产阶级转化。一部分绅商成为君主立宪思想的社会基础。”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1895年的新科状元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他的行动大大加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2.转向兴办教育。正规的绅士本来就是科举出身，在局势动荡、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他们获取功名、报效祖国的梦想不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加之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认识到教育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兴学成为当务之急。因此，一部分绅士转而发展教育事业。“江苏绅士王同愈举办四所半日学堂，安庆绅士方象设立三所女医学堂，湘绅胡元设立高等学校等等。科举停止以来，各省地方绅士热心教育，开会研究者，不乏其人。”这些学堂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地理学家李四光。他曾被选送到日本留学并参加了清政府组织的“游学毕业生考试”，由于成绩优异被赐以“工科进士”，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进士之一。他学成后归国，在北京大学从事教育工作，为祖国培养人才。
3.转向军事人才。清末政局不稳，官职朝不保夕。清政府新政中提出要练新军，辛亥革命前革命者也要召集自己的军事力量，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些乡绅选择加入军队，希望通过这种新的方式为巩固国家政权、挽救国家贡献力量。
二、没落和转化原因
从没落和转化原因来说，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经济发展的要求。清末民初的中国已经被西方侵略者卷入了资本主义市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被破坏，乡村经济结构重组，新的经济要求有新的政治势力与之相符，新的绅商势力增强。
其次是中国基本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日益腐败，政治权力结构松散，为了达到救亡图存的要求，绅士们开始寻求其他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发生了分化。
再次是科举制逐渐不再适应社会需要，逐渐被废除，而它正是中国传统绅士产生的最主要途径，因此必然会使传统绅士的力量减弱。
综上所述，绅士阶层在中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不仅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是清政府最基层的权利机构，更是地方志编纂、文化延续的重要传承者。它的转变与分化对中国近代的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绅士阶层力量的转变和分化，与清末民初政治力量的变化是一致的，清政府自己炮制的“自治运动”，最终却使自己的统治根基绅士阶层逐渐瓦解和分化了，此后，清政府的统治更加岌岌可危。上海拆城案只是这场大变动中的一个缩影，通过对这一事件的了解，可以看到上海地区绅士势力的变化情况。通过对这一时期社会状况及部分绅士的转变进行分析，亦可以得出结论：绅士阶层力量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发展对环境的要求已经远非清政府所能满足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绅士阶层的一些适时的转变和分化反而为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了一定的动力，成为新时期社会需要的力量。研究绅士力量的变化对于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和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
[2]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 周松青，《自治、政治与革命—清末民初上海地方自治的中心化及其消亡》，《中国近代史》，2010年
[4] 徐茂明、陈媛媛，《清末民初上海地方精英内部的权势转移》，《史学月刊》，2010年第5期
[5] 陈旭麓、方诗铭等，《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
[6] 王文泉、刘天路，《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作者简介：
李莹，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9级中国近代史方向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