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颂》词作者的一段传奇爱恋
时间：2020-04-18 08:07:2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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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出英杰，乱世有奇情。《延安颂》词作者莫耶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
大凡纷乱的大变革时代，亦是觉醒的华夏儿女激扬人生的大舞台。他们背负着改天换地的历史使命，使其生命本身也厚重起来。因而他们彼此人生轨迹当时不经意交错，放进历史长河里却生出了夺目的光芒，令后人或击节赞赏、或感慨唏嘘，拍案惊奇。莫耶就属这一类人。她出身豪门却投奔延安，创作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延安颂》，但最“骇人听闻”的还是这位坚定的共产主义女战士的一段情感经历，其初恋竟是后任国民党陆军中将的军统大特务——沈醉。
“五四”滋养的新一代
1918年2月6日，拥兵自重的福建安溪县长陈铮喜得千金，取名陈淑媛，也就是莫耶。因为前面已生三子，如今诞下一女，父亲陈铮分外欣喜。按照闽南风俗，家中每添一丁，都要向祖先献肉祭祀。之前三个儿子陈铮都是献肉一斤，生下莫耶后破天荒献肉两斤。丰裕的家庭环境和父亲的宠爱，使得莫耶自小少受约束慧敏好学，甚至出口成章，是乡人公认的才女。
莫耶生活的时代正历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端、壮大、高潮和转型期，尽管她出生在一个封建气息浓厚的小乡村，仍沐浴着“五四”的新风成长。莫耶自小有主见，不裹足，在山涧洗澡，敢于挑战旧的习惯势力和思想观念。随着年龄的增长，混乱的时局与父亲所代表的封建伦理核心之一——“父权”成为莫耶思考和反抗的对象。她偷偷作文讽刺父亲纳妾，同情被冷落的原配母亲，关注腐败黑暗的现实。1932年，14岁的莫耶就读厦门鼓浪屿的慈勤女中后，在国文老师、中共地下党员陈海天的帮助下，大量阅读《铁流》《毁灭》《从军日记》等国内外进步著作。这些进步作品在她尚且年幼的心里种下了向往革命与光明的种子，思想日趋激进。
很快莫耶不满足自己如饥似渴的阅读，开始将所思所想诉诸笔端。自第一篇习作《我的故乡》发表于《厦门日报》上后，她写作热情大增，期间写下多篇文章，投稿刊物还包括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姚名达和夫人黄心勉创办的民办进步期刊《女子月刊》，作品多被采用。1933年底，莫耶随老师陈海天组织创办左倾刊物《火星》旬刊，其第一篇关注社会底层的小说《黄包车夫》，就发表在《火星》创刊号上。然而好景不长，莫耶藏在家中的部分《火星》刊物不久被父亲无意发现。正任福建讨逆军（1933年11月，第十九路军将领联合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建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福建事变”爆发）第三路副司令的陈铮生怕引火烧身，大为震怒，不仅烧掉刊物严厉斥责莫耶，还将她软禁在家。父亲的专制和《火星》遭受的厄运激起了她反抗黑暗现实的激愤之情。1934年秋，莫耶去信求助《女子月刊》得到应允后，在母亲和大哥的帮助下偷偷离家前往上海。
遭遇重重阻力的初恋
莫耶到上海后，化名白云在《女子月刊》当校对、编辑，还一度任主编。繁忙工作之余，她仍坚持创作，出版了第一部独幕剧集《晚饭之前》，在圈内小有名气。出众的才华和俊俏的外表使莫耶很容易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而深受“五四”熏陶的她也敢于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也就在1934年，莫耶和一个叫陈沦的年轻记者偶然邂逅。这个所谓“记者”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沈醉，时任上海军统局驻法租界情报组长兼行动组长，化名陈沦以湖南湘光通讯社记者身份掩护活动。两人一见钟情，双双坠入爱河，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这份两情相悦的恋情却一反常态地受到重重阻挠。首先是沈醉母亲的极力反对。沈醉父亲早逝，他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其母罗裙曾加入过清末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南社，并写得一手好诗词。按理沈母也曾追求革命且知书达礼，对依稀有自己影子的莫耶极为喜爱才对。但事实上其母在选择儿媳上尤为封建，仍以恪守妇道、三从四德等旧道德为准则，在见过几次新女性莫耶后，对其在外抛头露面、一心追求自由和革命大为不满。她严厉地警告沈醉：“你可不能找这样的女孩子做老婆！你看她那身打扮，洋里洋气的，大热天还戴双白手套，笑起来也没遮没拦的，哪像个姑娘家？你要是娶了她，我就永不进你的家门。”
其次则是戴笠的不允许。戴笠对沈醉有知遇之恩，他十分赏识沈醉的才干，一直着意培养并委以重任，因而对于这位年轻人的一举一动也分外注意。沈醉与莫耶相恋之事很快被其侦知，戴笠专门派人探查莫耶家世背景。在戴笠眼里，虽则莫耶出身地方望族，其父也是“蓝衣社”（“军统”外围组织）成员，但本人思想左倾激进，同事、朋友也多是文艺界进步人士或“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因而极不可靠。当沈醉向戴笠申请结婚时，被后者断然否决：“不行！和她这种人交交朋友，利用利用她，还可以。干我们这行的人，要找上这样的老婆，那以后的麻烦可多了。”
诞下一子仍毅然诀别
对于受“五四”开化的一代，来自封建伦理、家庭长辈的阻挠只会成为青年追求个人幸福的注脚，外界的阻力反而更易拉近两人的距离。莫耶和沈醉感情经过一段时间冷淡后，因后者受伤再度出现转机。一次沈醉在抓捕进步人士的行动中，从三楼楼顶意外摔了下来，身受重伤，左眼差点完全失明。不明真相的莫耶得知情况后，立马回到沈醉身边，无微不至地照料其生活起居。有妇如此，夫复何求？于是沈醉对母亲和戴笠的反对置之罔闻，干脆和莫耶同居起来。一年后，莫耶为他诞下一子，沈醉欣喜异常，但毕竟顾忌母亲和戴笠的意见，于是借此机会想劝其在家相夫教子，不再出去工作。但莫耶很干脆地拒绝了，她直率地说道：“那不行，想把我关在家里，做个贤妻良母靠男人生活？我办不到。如果那样的话，我宁愿一辈子不结婚，也不能不工作。”无奈之下，沈醉只好将孩子托给一个姓苏的部属代为抚养，莫耶回杂志社继续上班。
此时日本妄图侵占中国的狼子野心已然暴露，国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声不绝于耳，各地纷纷掀起抗日救亡运动。莫耶也积极奔走，在1936年11月至次年5月期间，特意回乡组织创办抗日妇女识字班，号召妇女抗日保国。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莫耶投身抗战洪流，与戏剧家左明组织了“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担任编剧和文字宣传。随着上海战事吃紧（“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和国民政府对进步人士爱国活动的刁难，陕甘宁边区以其光明和民主成为众多热血青年向往之地。莫耶所在“第五队”想转至西北大后方进行抗日宣传，寻机前往延安。莫耶自然想让沈醉随她一同离开，却不知此举让其陷入窘境。因为沈醉真正工作是捕杀危及蒋氏政权的共产党人及反蒋人士，眼下让他前往延安，岂非自寻死路？基于对这份感情的珍惜，沈醉鼓起勇气向她说出了自己的真正职业，阐明不能前往的苦衷，希冀得到莫耶的理解并打消去延安的念头。但莫耶看得更远，深知此次去留并非为逃难计，而是信仰立场的根本分歧，“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说追求个性自由、追求妇女解放是其原来的人生目标，那么现在则代之以改变社会弊病、追求民族解放。她毅然选择了放手，独自跟随“第五队”前往延安。
终生不知初恋真实身份
1937年10月，莫耶顺利抵达延安，从此翻开了她人生新的一页。当时投奔延安的爱国青年多以改名来表“新”表革命，她也在延安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将名字改为谐音鲁迅小说《铸剑》中那柄锋利的宝剑——莫耶。延安“安适的生活供给，平等的人际关系，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积极进取的学习风尚，清廉高效的政府职能”，深深地吸引了年仅二十的莫耶，她“走路想跳，开口想唱”，1938年在鲁艺学习期间创作出数十年传唱不衰的《延安颂》歌词，经郑律成谱曲后成为延安时代的标志性记忆。
而沈醉仍对莫耶念念不忘。1938年底他被派往远离前线的湖南临澧特训班当教官，一落脚立即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寻人启事，寻找莫耶下落。该报并不在延安发行，却恰好被时在四川的莫耶好友赵清阁无意看到，于是辗转告知莫耶。毕竟莫耶与沈醉有过一段真挚的感情，还有一个孩子，她很快和沈醉取得联系，两人开始通信。但此举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举动。名义上国共两党已开始第二次合作，实则貌合神离，延安需严加排查敌特，戴笠也反复告诫特训班师生不得与延安亲友通信。特训班副主任也即沈醉的姐夫余乐醒不久发现此事，立即严厉制止。加之沈醉在信中多次提及希望莫耶离开延安重续旧情均遭拒绝，两人不久便中断书信往来，从此人各天涯。
1950年莫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人民军队报》社长方唯若结婚，1979年冤案得到彻底平反，1986年病逝于兰州解放军医院。期间她和沈醉还有过一次“交集”。“文革”中有人找沈醉佐证莫耶在上海时是否加入特务组织，沈醉当即予以否定。也就是这次，他才知道自己的初恋情人是改名后的莫耶。然而这只从安溪飞出的金凤凰再也没有回过头，对此事毫不知情，至死都不知道她当年深爱过的陈沦即是沈醉。
历史终于尘埃落定。如今看起来似乎惊世骇俗，其实在那时仅是广大新女性追求自身幸福一个很平常很普通的例子，只因二人身后的历史地位才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深受战争戕害，任一方面都打上了浓烈的政治色彩，这也使我们很容易顺着惯性思维湮没在历史的大是大非中，而忽略了的它本来面目。当然还需略微交代的是他俩的孩子。莫耶走后，沈醉将孩子送给那个苏姓下属作为养子，并让他们迅速撤离上海回老家避难。孩子长大后，沈醉又将其送入国民党的航空学校。大陆解放前夕，沈醉因率部起义留在了大陆，孩子则随学校一同转至台湾，从此杳无音讯。乱世的爱情恰如乱世的英雄，华丽的帷幕落下，竟是这般苍凉。
作者单位：陕西神木中学
责任编辑：王封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