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与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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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1888年-1979年)，原名之端，号帕庐，广东香山(令中山市)人氏。王云五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知名的政治人物、学者和出版家，同时也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图书馆事业家。
东方图书馆
东方图书馆的前身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附设的涵芬楼。商务印书馆1896年创业于上海，1901年增设编译所，由张元济主持。1921年，王云五继高梦旦就任第三编译所所长。1924年涵芬楼改名为东方图书馆，聘王云五任馆长，于1926年正式开放。王云五在《东方图书馆概况·序》中说，他建议开放东方图书馆的原因是鉴于自清末变法以来，国人虽都知道图书馆为教育的重要保证，然而几十年来，国内图书馆设置远远不敷需要，公开开放的就更少了。比起其他欧美国家迟缓得多。他远瞩世界潮流将日新，遂积极建议公开涵芬楼丰富典藏，以供社会民众阅览。可见。王云五在当时已认识到图书馆之重要，因此一改涵芬楼的典藏性质而使之成为一所供公众利用的图书馆，促进了当时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王云五主持东方图书馆后，以涵芬楼藏书为基础，继续搜集图书，凡古今中外各科学术必需的参考图书，大致粗备。在阅览管理方面，王云五也通盘规划。1931年，东方图书馆成立流通部，办理图书外借事宜。并且可以通过通信手段邮递借书，借阅范围可达到全国各大城市。东方图书馆虽属私立图书馆，但财产仍属商务印书馆，真正由王云五个人捐献成立的图书馆则是1974年10月在台北成立的云五图书馆。王云五以毕生积蓄，成立一所私立图书馆，鼓励社会读书风气。在此期间，许多私人图书馆纷纷成立，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相当的助益。
目录学创新
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在图书馆理论上，王云五的最大建树就是首创“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形成自己的新目录学体系。王云五接受了西方现代目录学思想。认为“图书分类为新目录学之纲领”。他肯定美国图书馆学家卡特对图书分类的两个条件，即“(一)须要按着性质相同的分类；(二)须把所有图书按照它的种类分别陈列起来，务使同类的书不要分开，不同类的书不要掺入”。根据这两个标准。可以评判一种图书分类法是否完善。正是基于卡特图书分类的标准，王云五对中国传统目录学作了一番检验。他在回顾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时指出，中国古代就有几千年一贯的传统目录学。中国的图书分类，最早当推汉朝刘歆的《七略》，它把藏书分为七大类。隋唐之际有所谓的四部分类法，以后便基本成为定制，只是稍有变动而已。至清修《四库全书》，还是不脱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范围。成为中国传统分类法的典范。王云五以卡特对图书分类的定义批评中国四部分类法。认为它“从表面上观察，这虽似按性质的分类法，但细加研究，多少还是倾向于形式的分类法”。如经部的《书经》本是一部古史，《诗经》本是文学，《春秋》也是历史，“三礼”都是社会科学。即四部分类法不是按学科谱系来划分，而是把哲学、宗教、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类书籍并在了一起。
王云五在自己的图书分类实践中，一方面从现代知识观出发，坚持现代科学知识的一元，反对在中西学术间划一鸿沟：另一方面鉴于四部分类法无法统驭西方书籍与译本以及近人新学术著作方面的缺陷，使得他放弃了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而转向西方现代分类法。在众多西方图书分类法中，王云五采用了美国杜威的十进分类法。杜威分类法以阿拉伯数字为标记符。以小数制作层累标记，次第分明，类目详尽。对记忆和检索特别便利。成为世界上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分类法。但王云五并没有盲目照搬杜威的十进分类法。他指出该分类法虽然便利，但它以西方知识划分为主体，不僅对中国特有的图书不易容纳，而且对中国有关的事物只留给一个很微小的位置，所以这对以中国书籍为主的图书馆是很不实用的。因此，王云五觉得在相当范围内有变动杜威分类法的必要。王云五在十进分类法的基础上，加以小小的点缀形成自己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1927年，王云五创编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它以杜威为蓝本，以王云五发明的三个符号“＋”、“＋＋”、“＋－”，将关于中国书籍冠于杜威法原类相同之前，而分别置于它大同小异的西方图书之最近距离处，于是不仅译本与原版书放在一起，连中国古籍与西方图书性质尽同或大同小异者，无不置于相同或相近的地方。这种分类法的发明，于当时来说是满足了图书馆管理的需求。即使在今日看来，其合并中西图书为一体的设想，在我国图书馆界仍是正在追求的理想。“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虽然由于三种符号的连用均赖主观判断。易生困扰，且学科分野日益细密，以至无法在今日广为采用，但在许多西文藏书不多的小型图书馆仍是值得采用的。
四角号码检字法。王云五认为检字法与编印字典、改进索引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有密切联系，进商务后也积极参加研究。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王云五从电报号码中得到启发。他设想汉字是四方块，方形就有四个角，以左上为第一角，右上为第二角，左下为第三角，右下为第四角。把汉字笔形分为十类，用0到9这十个数字表示十类基本笔形，把四个角的笔形数字连接起来从而创造出了四角号码，按四角号码排列字顺就成为四角号码检字法。1925年，他终于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该检字法以其快捷方便和排检准确成为民国以来新发明的检字法中最成功的一种，并在全国迅速采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图书馆的图书编目技术，以至王云五视“检字法为新目录学之重要工具”。汉字检字法就是汉字排序的工具，它大量被运用于图书馆的索引片的编制、图书馆著作号、书名片和著作片的排列，是图书编制的重要技术。当时国内众多图书馆纷纷引用。影响极大。许多工具书也用它排检。因此。四角号码检字法数十年来一直成为中学国文课本必备的补充教材。即使在今日电脑发达时代，中文输入方法之一的三角号也系受“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启发而编订，所以我们不能不说王云五先生这项发明的影响极其深远。
出版业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
王云五自1921年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即与商务结下不解之缘，其先后在商务工作达40年之久。当时的商务不仅出版应时的学校教科书、工具书、翻印和翻译大量世界学术名著，还整理出版有价值的古籍。商务书刊出版数量之多、选择之精均为全国第一，与商务印书馆设有一个多功能的图书馆是分不开的。王云五出掌商务编译所后，即考虑以出版事业来辅助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思路。他的具体办法是从编印各种有系统的小丛书人手，以求充实图书馆的内涵。自1922年至1927年先后出版了500多种各科小丛书，方便图书馆有系统地采购。他从东方图书馆的各科优良图书中精挑细选，并经过有系统的组织、整理，再大量地出版、发行，分期供应给各类图书馆。免除了图书馆不知如何选书的困扰。正由于大量出版发行，售价自然低廉，各图书馆、机关、学校、家庭都可采纳，从而达到普及教育、文化的目的。“万有文库”的出版发行。就是他将历年来已出版的各种丛书存菁去芜，厘定系统，其次再选定国学基本丛书100种、世界名著若干种，参考巨著若干种，共收图书1010种2000册计达一亿一千五百万言。于1932年发行第一集。当时各省反响热烈，预约数竟达8000部。抗战前一年，万有文库第一、第二集全部出齐，依凭这套书而成立的图书馆在2000所以上。“万有文库”编印的目的，使东方图书馆得以更多地服务、贡献于社会，该馆在每本书上，加上中外图书统一分类号码。附送书名卡片，故购买该文库的小型图书馆无须再进行分类编目，节省了不少管理时间和费用。这种方法，就是如今国际图书馆界提倡的在版编目fCataloguing-n publi，cation)，即现今简称CIP的先声，足见王云五的出版计划和出版事业。无不以辅助图书馆的发展为目的。这种以精选图书而编印价格低廉丛书的方式，迁台后的商务印书馆依然继续推行。1964年编“万有文库荟要”，后来又出版“人人文库”、“各科研究丛书”、“国学基本丛书”、“古籍今注今译”等等，都是各级图书馆必备的藏书。另外，王云五特别重视工具书的出版，如他主编的《辞源》、《王云五大字典》、《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山自然科学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教育大辞书》、《历代名人生卒年表》等，仍是重要的参考工具书，在我国图书馆工具书中占有极大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