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历史灵光的全景显现

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李平安先生一直致力湖湘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笔耕不辍，曾撰写出版了小说与散文合集《独步苍茫》、散文集《湖湘魂》，其小说、散文主要是反映湖湘历史文化。我拜读过先生的散文集《湖湘魂》，读得满身热气，逸兴遄飞，并曾指导我的学生敬娟同学撰写发表了两篇评《湖湘魂》的评论文章，一篇题为《生命本真回归的魅力》，另一篇题为《圆缺相融的永恒魅力》，对先生的历史散文创作进行了初步的文化阐释与艺术解读。最近，我又读到李平安先生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湘军魂》，跟着先生典雅厚重的文字进入烽火连天的岁月，仰望到在历史的隧道里存在的一些如山的背影，让我心情激荡，思绪难平。感谢先生在湖湘先贤那里领取了心灵的薪火，光明与火焰照亮了我的心田。

脸谱——湘军将士铁骨铮铮

一说到湖南人，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便是开国领袖毛主席。身在伟人故里，时时感受到人们对这片红色土地的热爱。新中国的巨龙诞生在这里，朝朝代代的豪杰生长在这里——湖湘大地，数不胜数的英雄人物在湖湘文化的长河中掀起波澜。怀着对先辈们的景仰之情，李平安先生开始了他的湘军文化之旅。

我们这一辈人的书房里，常常会有整套的有关湖南名人的传记、著述。一代儒将曾国藩更是以其榜样式的魅力受到大家的推崇。民国学者郭斌和教授在《曾文正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曾这样评价曾国藩：“我国过去教育目的，不在养成狭隘之专门人才，而在养成有高尚品格、多方发展之完人。求之西方，以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之教育理想，与此最为近似。曾文正公，即我国旧有教育理想与制度下所产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俱备，文武兼资。有宗教家之信仰，而无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风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忍。西洋历史上之人物中，造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发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可与文正相比者，实不数数觏。……曾文正公，旧文化之典型人物也。然中国之新事业，如派遣留学生，创设机器局，江南制造局内译西书等，皆造端于文正。”褒扬者如此，贬损者却也不遗余力要将他打入十八层地狱。李平安先生的《湘军魂》就是从毁誉参半的湘军之父曾国藩开始解读“湘军魂”的。曾国藩在李平安先生的笔下，不再是人物简单历史事件的堆砌，不再是简单地对其贴标签，他将曾国藩的一生与湘军这支队伍的发展紧密相连，在解读湘军魂的同时，也让我们走进了湘军之父曾国藩的一生。

“天下湘军出湘乡”，曾国藩出生于湘乡，在“怜妹子”曾母的谆谆教诲之下，曾国藩从小便懂得勤勉正直，他热爱、牵挂着生养他的这片热土。而就在他要衣锦还乡之时，却传来母亲去世的噩耗，回家奔丧之时，却也是太平军攻打长沙最猛之际！既“请”又“逼”之下，曾国藩戴孝出山，从此，湘军、湘乡、湘乡人便难以分割。《湘军魂》从细节出发，再现了曾国藩别开生面苦练湘军劲旅的艰难路程。作者开门见山地进行了系统而精要的概述，总结曾公编练湘军的八个显著特点，从将兵关系、募勇原则、编制规定、束伍之法、宣传战略等方面给了读者清晰的观察视角。在之后的战事描写、军队文化、政治斗争中都各有显现，湘军成长与书中人物的塑造互为支撑，既丰满了人物形象，又将金戈铁马的战事斗争描写得酣畅淋漓。

作者善于用口语化的语言来叙事抒情，充分注重与读者的沟通，在阐释事情的来龙去脉时，不忘以史为鉴、由表及里地评论，处处体现全书的特色——好看耐读！如写左宗棠的出场，称他为“劣幕”，但却又吊读者的胃口：“曾左之间的矛盾是如何产生的，以后又如何发展，那是后话。”接着描写了曾国藩拜访左宗棠，左不开中门，只以侧门相迎。在左氏的“只进不退斋”里，曾国藩写下“知其雄、守其雌”，左宗棠则毫不客气地批评曾国藩的“独自逍遥”。一个痛定思痛后向黄老之道取经，一个铮铮傲骨坚守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却是殊途同归，都为晚清的中华民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曾国藩吸收了儒道两家之精髓，刚柔相济，又秉承着“敢为天下先”的湖湘文化精神，不仅为自己赢得生前身后名，而且也将自己的思想融汇到了治军之道。十年磨一剑。安庆之战的胜利，湘军达到了辉煌的巅峰。曾国藩大权在握，甚至可以独霸一方称王称帝，没有野心的曾国藩却挥笔写下了那句“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功成身退，裁撤湘军。其后又以其远见卓识推行、倡导了改变中国历史面貌、影响深远的洋务运动，以经世致用的思想，开中国现代化之先河。

湘军虽遭裁撤，但湘军中纪律最严明的部队“老湘营”仍得以保留。与曾国藩素有隔阂的左宗棠正是带着这支忠义之师，踏上了收复新疆的漫漫征程。这个湖南骡子在六十五岁的高龄依旧血性不减，立下军令状，只为收复失地，保一方百姓平安。同时，又有湖南好汉刘锦棠，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等为收复新疆立下了汗马功劳。一位一直密切注视战争进程的英国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曾这样评论说：“中国光复新疆，毫无疑义，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这是自从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征服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这又以一种更为不合我们口味的方式证明，中国具有一种适应能力，必须承认这是在亚洲日常政治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李平安先生在《湖军魂》中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左宗棠、刘锦棠统率的湘军为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侵略者的蹂躏，为祖国的统一高唱了一曲雄壮的《大风歌》！”

湘军之中，既有曾国藩、左宗棠这样彪炳千古为人熟知的著名将领，又有像刘锦棠、杨昌濬这样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作者从史实出发，有热情的讴歌，也有沉重的叹息。“为了驱逐外敌，不少湘军将士付出了生命和热血，两个唱主角的都是湘乡人。刘锦棠、杨昌濬难道不应该永远被历史记住吗？”显然，他们的名字正在被遗忘，或者根本不曾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是悲哀的；一个忘记英雄的时代，不同样是悲哀的吗？

画卷——湘军特色别开生面

清朝后期，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人口爆炸式地增长，各地民变迭起。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如野火般烧遍了清廷的半壁江山。面对来势凶猛的太平军，清军却是节节败退。李平安先生在书中用戏谑的口吻引用了一首描写清军的打油诗《四不战》：“刮风下雨不作战，天热天冷不作战，天还没亮不作战，月光太大不作战。”作者称绿营兵是只能吃饭睡觉的“老爷兵”。一个王朝，没有了强大的军事支撑，无异于老虎脱了牙齿，空余一副骇然的骨架。要收复失地，光凭武备废弛的绿营兵，不啻为梦呓。

时代的呼唤使得两种最为活跃也最具力量的人物登场了，他们就是穷途末路的落第书生和不堪压迫的农民。从这个规律来看，“太平天国和湘军都是想改变自身的处境，只不过各为其主，方向截然不同结果不同而已。”太平军冒着破坏孔孟之道的风险，举起“上帝”的大旗，将一触即发的贫苦农民巧妙笼络，凭着盲目崇拜和疯狂的迷信统一思想，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迎合了大众的心理，但后期却迷醉于歌舞升平中，内部斗争尖锐，弹尽粮绝之时竟然让饥民饮“天露”为生。太平天国的历史功绩是不可忽视的，但是追根究底，它仍难以摆脱旧式农民运动的性质，因而也就无法改写其失败的结局。

为了镇压太平军，1852年到1853年清政府任命了49个团练大臣主持团练，湘军在这个过程中异军突起，成了太平军的死对头。可以说，是太平军催生了湘军，而为什么各地的团练队伍都毫无战果，唯独曾国藩领导的部队最终戡平大乱呢？李平安先生将这归功于“湘军特色”。

历史学家蒋廷黻说：“曾国藩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他选的官仕几乎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乡人，这样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别浓厚。”湘军的前身“湘乡勇”便是看重了乡民们的勇敢和朴实，忠义与血性。曾国藩就称湘乡勇佳处有二：“一则性质尚驯，可以理喻感情；一则同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可是要使乡间农夫组成的队伍成为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武装力量，不能仅凭他们质朴的个性。李平安先生将成就湘军的原因总结为三大特色：一是坚持思想治军，二是坚持训、练兼重，三是建立系统的文化机构。

湘军素来以“儒生治军”著称，不仅是将领，就是最普通的士兵也在湘军的大课堂上不断地接受着儒家思想的洗礼。1917年8月，毛泽东在写给黎锦熙的一封信中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这与曾国藩的治军思想是分不开的。太平军与湘军两军之道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思想根基的不同。曾国藩熟知传统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力，更深谙社会上层的政治战略。洪秀全则不同，他以天父天兄的旗号来否定传统，可谓进行了一场文化革命，从政治大战略讲，是有悖于国情，有悖于民众心理的。李大钊就曾经说太平天国“禁止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湘军从一开始就打出了“义师”的旗帜，让天下人知道，他们是为了将“扫地荡尽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籍”的“逆贼”打倒。湘军对将士的思想教育不遗余力。李平安先生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指导思想，二是军队作风，三是等级观念，四是教育方法。”曾国藩继承“仁”“礼”等传统儒家思想观念，但又能与时俱进，活学活用，对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湘军中虽血缘、地缘关系浓厚，但是强调层层管辖、辨等明威，有了严格的等级观念，树立了长官的威信，才能真正做到“畏军令胜过畏子弹”。对将士的教育方法则颇有人性化的特色，有浓浓的情谊在其中。湘军统帅曾国藩就做到了“苦口滴杜鹃之血”，谆谆善诱劝诫将士，并印发《爱民歌》《解散歌》等，用漂流木板等各种方式巧妙传播，影响广泛。

当代有学者称：“湘军是个有主义的军队。”比起太平军和清军，这支队伍更注重精神的教育，精神改革先于政治改革。李平安先生将这种教育喻为“大学校”。专门立章，追根溯源，分条缕析，从湘乡团练的指导思想到湘军建设的理念、模式，阐释湘军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如何练就其完善体系的，李平安先生依据确切详实的史料生动具体地叙说了湘军的办学宗旨、师资队伍、研究机构、实验工厂、出版单位等这些作为一所“大学校”所要具备的条件，可谓眼光独到，读来兴味盎然，亦发人深思。

湘军靠着独有的特色治军平定了太平天国，达到了巅峰，可是却怎么也洗不去一代代的骂名。有人说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可是当时他和他带领的湘军真的错了吗？清朝如果真的被一支尊崇“上帝”的农民力量代替，百姓就一定会得到幸福吗？事实上，最大的可能是长久的内战，趁虚而入的外敌入侵必定会加剧中国的灾难。

的确，湘军在一定程度上是清廷的维护者，可同时也是他的掘墓人。湘军这个叱咤风云近半个世纪的军政集团影响甚至决定了晚清军政格局的重新洗牌，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航船，为满清王朝的覆灭唱起了葬歌。

符号——湘军精神薪火相传

李平安先生在《湘军魂》里为我们展现的不是完美的神话，而是一幅真实的图景。他运用了史学家的眼光，摸到了时代的脉搏，《湘军魂》也就更容易在生动的故事之中，再现湘军历经沉浮的全过程。他拥有了艺术家的笔法，也就使得这部作品有了贯通古今、驰骋中外的气魄，有了入则深层探索、出则回归现实的细腻。

清末的社会是动荡的，清廷的主要军队绿营兵种种恶习可以说是可笑到不可理喻的。吸食鸦片，操练不勤，军纪败坏，而最让人愤慨的是，队伍毫无凝聚力可言。“此营惨遭失败，彼营掉头反顾，互不相助，且咧口痴笑作壁上观。”曾国藩说：“最堪痛苦者，莫大于‘败不相救’四字。”所以，曾国藩在编练湘军之初，就制定了“别开生面，斩断日月”，“改弦更张，赤地立新”的方针，决心彻底铲除绿营军的种种恶习、积习、陋习，发誓要创建一支与绿营兵完全不同的崭新的军队，湘军从初始就已定下了“呼吸相顾”的基调。

曾国藩以政治家的卓见利用了血缘、地缘、业缘这些纽带，把“屋门口人”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从“小农”的实际出发，冲破小农经济的束缚，消解小农意识的陈腐观念。李平安先生引用了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来赞扬这种同气相求、荣辱与共的精神：“父兄子弟争荷戈，义气相扶团体结。谁肯孤生匹马还，誓将共死沙场穴。一奏军歌出湖外，推锋直进无人敌。水师喷起长江波，陆军踏过阴山雪。东西南北十余省，何方不睹湘军帜？”湘军战士同气相求、荣辱与共，相信滴水汇成江河的力量，所以他们更增添了冲锋陷阵的勇气与决绝。纵观湘军征战之路，不可谓不坎坷；血雨腥风，不可谓不令人心惊胆寒。可是偏偏就是这样一群乡农，以刚毅的个性，倔强的坚持，无畏的勇气，屡败屡战，前赴后继，胜不攘功，败则相救，扎起了硬寨，打的是死仗！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湘军是奉命出征。李平安先生在《湘军魂》中作了酣畅淋漓的战争描写。湘军建了奇功，打过胜仗，前有湘潭大捷，武汉、田家镇之胜，后有安庆转折，最终直捣天京。然而，也有靖港兵败出师未捷，九江之辱痛失要塞，江西之困又长达四年，雪上加霜，血染山河，兵亡将死，何等悲壮。面对太平军势如破竹的强大攻势，湘军战士没有选择可耻的逃跑，也没有丧失胜利的希冀，他们在将领的精心策划下严阵以待。湘军将士敢以二万兵力围攻天京，虽然在人数上无异于蚂蚁搬象，但蛮霸的湘军将士偏要于不可为而为之，凭着一腔热血夺下了太平军的心脏天京。

可是，取得了天京大捷的湘军却被主将曾国藩裁撤，幸好以湘乡人为主体的老湘营得以保留，国土险遭沦丧的危机之下，他们收复新疆，创立行省，实践了左宗棠牵挂了几十年的构想，保卫台湾，高扬着爱国主义的大旗，立下了赫赫战功。从湿润多水的南方转战到黄沙漫天的新疆，从生理到心理都难以适应，生活之艰难，战事之持久，都难以想象。李平安先生引用了一位曾在哈密拜访过左宗棠的德国人所写的一段话：“爵相年已六旬，身在沙漠之地，起居饮食俭省异常，内无姬妾，外鲜酬应之人，其眷属家从多未带至任上，惟一人在家。”将领尚且如此清贫，更何况是普通的士兵呢？离家万里的湘军战士用行动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切涵义。对于赤胆忠心的无名英雄，作者没有用华丽的辞藻歌功颂德，却在落笔之处深情流露了对他们的敬仰之情。

岳飞有过“文官不要钱，武官不要命”的理念。可以说，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几乎都不爱财，不爱，即不贪求。不因财而为官，不以发财为目的而走入政界。李平安先生用湘军将领的生活细节说明了问题，打动了读者，也震撼了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官至极品的曾国藩有一件青锻马褂，从三十岁穿到六十一岁去世，为什么？因为这衣服只有在重要的日子才舍得穿。俸禄高达两万两的左宗棠很少把钱寄到家里，为什么？因为他的钱都用在了公益事业上。刘锦棠死后家无余财，他捐建了书院，倡修了文庙试馆，用自己的钱财造福百姓。湘军将领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贪官污吏“无情面斥”，上奏弹劾。做官的将领不贪财，当兵的战士也不贪财，他们只拿着应有的报酬。虽说湘军士兵的薪俸比绿营兵要多，可是湘军做出的牺牲是不是比他们更大呢？生命的价值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处处招魂，家家怨别”的湘乡要面对多少至亲离别的惨痛？况且有很多时候，甚至连起码的薪俸都难以及时到位。偏偏“湘军打开南京发洋财”的传言让湘乡人背负了历史的骂名。“圣库”一案至今迷雾重重，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不能妄下结论。在《晚清官场规则研究》一书中，写道了一则一位因军功得到一品翎顶的湘军将领在闹市卖官帽，因为他难以得到朝廷的实补。一品官员尚且如此，最为底层的小军官小士兵呢？“发洋财”的说法是不是有些过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