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海峡的眺望
时间：2020-04-27 07:56:3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台湾女性散文作为当代中国女性散文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大陆始终受到读者极大的关注。从苏雪林、琦君、罗兰、林海音，到张晓风、席慕容、三毛、陈幸惠、简嫉等，读者对她们作品的热情经久不衰。如果我们从散文是作者真情的流露、心灵的写作，是人的精神品格和生存状态的形象显现，是社会历史的时代缩影这一角度，对两岸女性散文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在同一传统文化背景下，隔绝了近半个世纪的大陆与台湾，女性散文作者作品无论是其在不同社会现实环境中的生活态度、思维方式、角色心态，还是在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对自身命运的反思等方面都既有天然的联系又有明显的不同。
一、注重对女性生活状态、内心感悟的抒写，是两岸女性散文最突出的共同特点。
女性散文，最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仍然是作者对复杂的生活状态、敏感而真切的内在体验的描述叙写。女性的内心世界，因其敏感而丰富，因其多情而复杂。或者说，正因为多情，女性的内心世界才更加敏感复杂。蒋子丹在她的散文中写道：“我认为李清照绝不是单凭她的才华就流芳千古了，这位写下无数脍炙人口绝唱的女词人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多情。她的诗词如果不是永不歇息地跳跃着多情的精灵，又怎么能世世代代打动崇拜者的心?”①可见，一个“情”字，不仅包含有说不尽道不完的风景，它还是流传千古的根本所在。所以，情，是女性心中与笔下永远不倦的话题，这在两岸当代女性散文中有着突出的共同的表现：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是一种在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压力和苦难之后对人间至爱真情的泣血呼唤；宗璞的《铁箫人语》，最为感人的是对逝去的亲人师长友朋的追忆痛悼，最为优美的则是对紫藤萝、丁香花、木槿花、玉簪花的赏鉴品评，以及用燕园的碑墓桥石、湖光塔影烘托出来的浓郁的人文氛围；铁凝的《河之女》在并不格外张扬的女性的直觉与敏感中，从一些琐细小事中发掘出种种诗意之美；张抗抗的《你对命运说：“不!”》，那种饱经沧桑之后沉淀下来的潜意识中的社会责任感，既给人一种精神启迪，也成为一种心灵重荷而挥洒不去；《蒋子丹散文——乡愁》则是将过程幻化为思绪，将无限归结为具象，从而使“乡愁”、往事与平凡的日子都变得有形有色有声；黄蓓佳的《生命激荡的印痕》，很有一些优雅的淑女味：恋爱婚姻、交友购物、读书女红，养育女儿，才情而又现实的黄蓓佳能够将种种普通的生活现象都赋予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和韵律；陆星儿的《女人的出头之日》，写不能忘却的生活和生命，也写新旧的复合与冲突以及心灵的复杂与无奈；周佩红的《你的名字是什么》，则是用朴素和冷静的叙述替换掉属于那一代人特有的热情和使命感，透视出的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无法抹掉的心灵创伤。
与大陆相比较，台湾女性散文则显得更加温婉柔美，轻盈秀丽，脉脉含情。张晓风的《地毯的那一端》、《步下红毯之后》等散文集，记人写景抒情“深得中国文学中的阴柔之美”②；罗兰的散文集《早起看人间》、《生命之歌》，笔调亲切，自然随意，行文中收放自如地表露了自己对整个生命的感怀；林海音的散文集《英子的心》，在对北京的“苦念”之中寄托自己浓浓的乡情；张香华的散文集《小鸟啁啾而过》，既有云淡风轻的平常心态，也有对现代女性生活方式的关注思索。还有琦君、林文月、张曼娟、张秀亚、席慕容、三毛、陈幸惠、简嫉等，她们的散文中那些对逝去的青春幻想美好岁月的留恋，对至爱亲朋故乡旧居的追忆，对纯洁爱情真挚友情的珍爱，以及对婚姻家庭的切身感悟、对自然万物的痴情独解等等，都能够让我们看到相同的文化背景下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两岸女性天然相连、似曾相识的熟悉身影。
总之，多情而重情，使两岸散文在对各种情态物事的描摹中流溢出无尽的光彩：亲子之情、夫妻爱情、人间友情、纯朴乡情以及风雨故人、春华秋实、楼台亭阁、花草树木、居家度日等等。这些原本寻常的物事经过女性作者灵性的浸润，处处散发出一种诱人的魅力。女性散文通过丰富而复杂的心境情态的描述，反映出两岸女性在传统文化濡染下对爱情、家庭、事业、友情、社会等方面的人生态度以及道德价值观念，也表现出两岸女性置身于现代社会的自我意识和角色定位。并且，透过女性散文的独特视角和切身体验，我们还看到了两岸女性的生活与生命形态。
二、重视爱情、婚姻、家庭，但在对其认识以及表述上两岸女性散文有着明显不同。
可以这样说，无论大陆还是台湾，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都更加重视情感生活。为了得到一份真情真爱，一个心灵的港湾，女性往往不惜倾尽自己全部的智慧与心力，即使有时不免为此感到身心疲惫甚至受到伤害。而且，在对情感的表述方面，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加执著、坦率、赤诚。因为作为女人，她们无法逃避情感的诱惑；作为妻子，她们无法淡化家庭的归宿感；作为母亲，她们又不能不为自己的儿女付出。她们往往是在完成这些角色合成的同时，面对来自社会上、工作上的各种矛盾与压力。在这一点上，两岸女性皆然。只是，在爱情、婚姻、家庭这些对于女性来说分量极重的问题的把握上，两岸女性散文在上述相同的表象下还有着明显的不同。
我们读台湾陈幸惠的散文《爱是第二个天堂的户籍所在地》，张晓风的《一个女人的爱情观》，琦君《相爱容易相属难》，张曼娟《鸳鸯两字怎生书》等篇，从作者将“家”比喻为第二个天堂的户籍所在地，从作者对爱情琐碎而又恳切实际的诠释以及“要修到神仙眷属，需作得柴米夫妻”的生活态度，可见出台湾女性既现实又传统的爱情婚姻观。当大陆作者周佩红面对着被平庸琐碎的生活洗尽了青春色彩和梦想的表姐“家和”，不禁问道“你的名字是什么”时，当张抗抗在她的散文中写道：“面对着为新时代的知识女性的真正解放作出牺牲的‘女强人’，一些铁石心肠的男人会冷冷地笑着说：活该!一些温和的男人也许会摸着你的头发，说：‘回来吧，还是回来的好。’”而女性的回答应当是“你对命运说‘不!’”时，台湾张晓风则在《到山中去》一篇中温柔地自语道：“我们读书干什么呢?究竟干什么呢?我们多少时候连生活是什么都忘了呢!”张香华的《主妇》一篇更是给家庭主妇以殊荣：“我们没有能力为天下妇女指出一条光明的坦途，因为对人生做抉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有所能，也有所不能，每一个家庭的条件更不一致。我们只能盼望每一位主妇，都是在自决之下，选择这个角色，而不是无奈才担任它。并且在选择前有一项体认，就是维持一个健全的婚姻，等于替社会建设一个重镇，其意义是相当深远的……我们愿意向选择主妇角色的女人致敬，因为你的工作比其他任何工作，更需要恒久的爱心与无尽的恩慈。”而林海音的散文集《英子的心》，那种贯穿始终的“细致而不伤于纤巧，幽微而不伤于晦涩，委婉而不伤于庸弱”③的从容闲适，更是让读者对平衡在事业与家庭之间的“生活者林海音”，生出无限的羡慕。
台湾女性散文始终给人一种清清浅浅、平平和和的感
觉。与大陆相比，台湾社会浓重的男权专制意识，对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形成一种保护，由此产生的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影响，使传统观念很难受到根本的触动而产生大的变革。在男性处于绝对权威地位的社会环境里，女性的依附地位显而易见。正如罗兰在《岂仅是幸福》一篇中描述的：即使是事业女性，“下班之后，牺牲休息与娱乐，和颜悦色、温温柔柔，把所欠下的家务一一补齐，使丈夫不得不承认她是称职的妻子。而且她们还得尽力使自己不致因双倍或数倍的劳累，而失去女性的娇柔。在这声色诱惑比比皆是的社会，如果职业妇女的丈夫移情别恋，人们不会不谅解丈夫，而是不谅解妻子——谁让你为了事业而忽略了家庭与美容呢?”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经受着这种无形的社会压力，台湾女性散文始终在有意无意之间流露出一种柔柔的依顺心境，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出女性对自身角色和对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认同，而大陆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对于在婚姻家庭中的依附地位大多是不愿接受的。她们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她们和男性一样追求事业的成功。当然，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她们并不排斥婚姻家庭，“一般说来，哪个女人不希望做依依可人的小鸟做缠绕着大树的常青藤?男人的精神核心是追求事业成功，女人的精神核心是追求事业成功的男人，夫贵妻荣的传统文化对于我的烙印同样深刻。可是，命运却给我作了另外的安排。它不许我依赖，不许我懒惰，不许我放弃可能有的潜能，这是苛刻严厉还是偏袒厚爱?不管是什么，我接受。”王海鸽的散文《单身母亲》中这种坦然、自立、自爱的人生态度，可以作为大陆现代女性具有代表性的爱情观和价值观念。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女性对爱、对情、对家，都难以割舍。即使当女性赢得了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即使是事业有成得到社会的认可，爱情、婚姻、家庭仍然在两岸女性心目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所以，事业成功的大陆女性也有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只是当她们无法做到事业与家庭两全的时候，她们便会在人生道路上挺起自己孤单但也是坚强的脊梁，寻求走出困境之路。因此，台湾女性散文的那种阴柔之情，在大陆女性散文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信与自赏。面临事业与家庭角色的两难境地，面对情感的破裂与婚姻的解体，大陆女性散文更注重描述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与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碰撞。事实上，这也是社会发展、女性进步所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引发的对女性命运的新的更深刻的思索，是我们要接下来探讨的第三个问题。
三、注重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但在反映女性的矛盾困惑方面大陆作者涉及面更广、涉及程度更深。
与大陆女性散文作者群相比，台湾女性散文作者的层次相对单一。其中以操教师职业者居多，如琦君、张秀亚(两人后定居美国)、胡品清、郭晋秀、林文月、张晓风、席慕容、三毛等或是大学教授或是中学教师，另外有媒介工作者如罗兰、刘枋、季季以及专职作者林海音、蓉子、张香华等。有趣的是，即使是以教师为职业的台湾女性的作品，也很少表现出大陆知识女性的理性、清高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她们津津乐道的有一部分是为大陆知识女性所不愿着笔的伤春醉景、家居琐事，所谓“杯水兴波”(这一点与大陆“小女人”散文颇有相同之处，只可惜这样的女性散文在大陆一定要加上一个“小”字)，而且还能够从中体味到独有的乐趣与情调。韩小蕙曾经将90年代大陆女性散文的内容归结为六大类：(一)关注社会，呼吁社会；(二)文化的观照；(三)反思女性命运，呼吁真挚的爱情；(四)描画榜样，缅怀故人，思索人生三昧真经；(五)歌颂母亲以及倾吐自身做母亲的感受；(六)其他方面④。如果按照这一归结与台湾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台湾女性散文在关注社会、文化的观照、反思女性命运方面的写作明显弱于大陆。
当然，台湾女性散文中也有对社会和女性命运的关注。罗兰的散文《女子无才便是福?》、《顾此失彼的现代女性》、《岂仅是幸福》，张香华的《娜拉出走了》、《梦寐》、《铁弗龙关系》等篇目，就是对现代社会的职业女性面临事业与家庭的矛盾这一最为现实的问题的探讨。只是，这种声音在强大的社会习惯势力面前，实在显得过于微弱。这也导致她们的探讨最终还是在无奈中选择回归。罗兰在看了一部关于现代女性事业成功婚姻失败的电影之后叹息道：“对女性来说，即使能够‘迷途知返’，或因此而根本避免了‘走入迷途’，也仍然是一种悲哀。因为，它所证明的正是我文明古国早已证明的一句话——‘女子无才便是德’。只是以前，我们认为这是‘男性中心社会’之下，对女人的一种‘贬”抑’与‘欺压’。现在则是经过了挣扎与争取之后的证明，证明了‘女子无才’不但是‘德’，而且是‘福’，女人一直希望和男人并驾齐驱，以证明自己不输男人，现在是证明了，但却‘输掉了’男人……可悲的是当女人发现自己已经不被男人需要的时候，才明白，原来自己是这样地需要他们的爱与保护。⑤张香华也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在《小鸟啁啾而过》中表白：“和许多身兼家庭和职业妇女的经验一样，我尝过收获和失落的滋味；有过欢喜和悲伤交集的体验，在得失之间困顿和挣扎。我甚至在孩子成长途中，有过离婚重建家庭的记录。但，我一直推许的一点却是：旧时代的母亲为了儿女丈夫，甚至整个社会规范的建立，谦和忍让习俗的形成，都提供过无比的贡献。因此，我向那些安于做个全职主妇的女性，致上我最大的敬意和肯定。”
中国传统文化，说到底是一种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唯独没有女性的地位。因此，当社会变革一旦带来女性重新认识自身的机会，女性的思索便不能不包含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相对于台湾女性而言，大陆女性经历的社会变革更为剧烈——而且，她们往往是在人生转折的紧要关口经历着社会不同时期的变革。正如张抗抗在《选择的疑问》一篇中写的：“真正的苦难在于它根本无法倾诉无法言说。在心的深处在生命的每一个拐角，它的创伤甚至没有烙印没有痕迹……”以这种沉重的忧患意识关注社会人生，关注女性命运，大陆女性的思索更具有现代性，她们对女性悲剧因素的揭示也更直接更深刻，而这种直接与深刻恰恰是台湾女性散文所欠缺的。当台湾女性面对矛盾冲突无奈地选择回归时，陆星儿在《我还是看不清自己》一篇中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实在是很丰富很纷繁的，人生也是多舛多难的，何况，我们生活的时代风起云涌，我们驻足的社会正在改革，这使得短短几十年却浓缩着几个世纪的历程，这使得每一个人海一个家庭每一层人际关系都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分化和变化。作为一个平凡的人，我也没有逃脱这种‘分化与变化’所造成的困难和困惑……作为一个普通的女人，我在普通的生活中体验到了做女人的种种状态处境种种心态，那是很纷乱很纷杂的，传统的现代的在冲突在矛盾在争夺，并在分裂着许多人的内心和灵魂。”处于这样的时代，女性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继续保持令人心痛的“麻木”和“习惯”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