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婚恋文化透视
时间：2020-08-15 07:54:4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金瓶梅》中描写婚娶的场面非常之多，比如西门庆娶潘金莲、娶孟玉楼、娶李瓶儿，李衙内娶孟玉楼等等。古代婚俗通行“六礼”，《礼记·昏义》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微、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1]这些婚娶场面的程序和场面在《金瓶梅》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种民俗文化的展现，通过这些婚娶场面的描写，我们可以对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婚恋文化进行透视。我们认为《金瓶梅》所展现的是一种相悖于传统文化的另类婚恋文化，是传统文化颓势的一个表现。
一、“门当户对”观念的重新定义
门当户对，出于元朝王实甫的《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如陷于贼中。”[2]明代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第11卷：“满生与朱氏门当户对，年貌相当，你敬我爱，如胶似漆。”在古代主要是指社会地位、门第、名誉相当的两家结为亲家。在《金瓶梅》中这种门当户对的宗法观念得到了冲击与重新定义。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婚姻观念也变得更加世俗化，不仅追求的是地位、权势上的相当，而且对金钱的欲望也极大得到了张显。联姻的价值取向呈现了新的特点，即商人与官宦之家的联姻。这种联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封建宗法制度的瓦解，但更容易造成的是一种官商勾结的丑态。
西门庆刚出场时就是“父母双亡，兄弟俱无”，这种家庭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可谓门衰祚薄，在崇尚四世同堂、家族聚居的封建社会中是很容易受人欺负的，但是我们发现西门庆并没有受到一些家族势力的欺负，反而是西门庆经常拉帮结伙地去欺负别人。这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西门庆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在日常生活中，西门庆非常注意发挥金钱的力量，以金钱去换取权势，官商勾结，又进一步通过权势去捞取更多的金钱。例如他给蔡太师送了一份厚重的生日贺礼，蔡太师就赏给了他一个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山东等处提刑所提刑的官职。这十足地表现了一个拜金时代的到来，官宦通过卖官得到金钱，而商人通过买官得到更多的金钱。官与商的联姻也就无可厚非了。
再看《金瓶梅》中的几对婚姻组合。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吴月娘与药铺老板西门庆，陈洪之子、封建官僚少爷陈经济与西门庆之女大姐，清河守备周秀与庞春梅，陈经济与开缎铺的葛员外之女葛翠屏，这些婚姻组合已经悖于传统官宦家庭的娶亲标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只靠官位已经不足以满足对金钱的欲望。而官商的联姻则成为当时最为“紊乱”但又最为“适合”的婚姻组合。由此可见，“《金瓶梅》中的两性关系受明代中后期重欲轻理的文化观念和日益繁荣的商品交换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金钱买卖关系，重色轻情，重欲轻理，反映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两性关系上的约束力已逐渐失去”。[3]这也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狂热拜金时代的到来和传统宗法意识形态的衰退。同时门第观念也有淡化的趋势。比如，已被西门庆收用过的丫头庞春梅，后来被周守备买去，竟做了守备夫人；而本是杨家正夫人的孟玉楼也甘愿做西门庆的妾，西门庆死后她又转嫁李衙内做夫人，由此都可见世风的转变、传统婚恋观念的衰落。
二、封建家长制的动摇和对欲望的狂热追求
封建婚姻文化可以说是整个封建文化中带有核心性质的文化，《礼记·昏义》有云：“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1]在这里，夫妻是整个家庭婚姻文化的主体。“家长制是封建婚姻文化的核心，家庭的主宰是丈夫或父亲，它是以男性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一种婚姻文化，是封建等级制的基础。”[4]作为中国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长篇小说，《金瓶梅》却展现出了传统婚姻文化的一种颓势。在《金瓶梅》中，我们可以看到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西门庆作为这个家族的封建家长和一夫多妻制度忠实的实践者，他虽然掌管着家中及家外的各种事情，但是他并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能保持他作为封建家长的权威。比如面对吴月娘，西门庆的家长权威就会碰到极大的阻碍，而他的其他几个妾也敢去调侃和戏弄西门庆。在其他人家，像西门庆这样在家庭生活中男性中心地位的衰落现象也比较明显，男主人被老婆骂得狗血淋头的情景常有发生。比如说韩道国对王六儿总是唯命是从。这在古代传统的封建家庭中是绝对不会出现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的家庭婚姻关系中，男女的地位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男权封建家长制在商业文化的发展中已经受到了较大的挑战和冲击，过去不可一世的威武派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纵观整部作品，《金瓶梅》对两性关系的描写是比较丰富的，也是引起非议、产生影响比较大的，但是作者用大量笔墨去描写情爱生活也有其用意。《礼记·礼运》曾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文中通过对两性关系的描写，既是为了表现出西门庆的矛盾畸形的流氓性格，同时也是为了反映当时的婚姻更多的是重欲而轻情的，这也是对传统禁欲主义的反攻。“这在一切欲望都受到禁锢的时代具有呼唤个体意识觉醒、争取自我价值实现的客观作用。《金瓶梅》人物形象在欲望的放纵上即是这种状况的反映，展现了传统婚姻文化的断裂和衰落。”[5]而对于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们来说，她们仍然受到传统的思想观念，如“夫荣妻贵”、“母因子贵”等观念的影响，但是同时，在她们身上，又表现出一种个人欲望的膨胀。在《金瓶梅》中，婚姻已经具备世俗化的特点，她们嫁人的目的是想要过上衣食无忧的奢侈生活，同时也是得到自身肉欲的满足。她们崇尚享乐主义，崇尚金钱至上，她们不知不觉地走在了女性觉醒的“前端”。正是传统婚恋文化的衰落，从而造成了她们心理上一定程度的变态和极端疯狂的欲望需要。
三、传统守节观念的颠覆
在传统婚姻文化观念中，“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仕二朝”等观念一直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从宋仁宗开始，理学家们大肆鼓吹妇女守节。程颐认为男子娶孀妇是娶“失节者”，而他自己也变成“失节者”。他的弟子问他：“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否再嫁？”他答道：“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6]之后，朱熹据此引申为母亲再嫁是儿子的耻辱，儿子“率其妇子，就母之家，或舍其侧而养之，不幸而无以为家，则筑室于外可也”。[6]这些理学家把丈夫、社会要求妇女守节进一步发展为儿女守节，把伦理道德从社会延伸至家庭之中。明清时期，妇女贞节观得到最广泛的宣扬和传播，妇女再嫁为伦理道德及社会所耻。
撰修于弘治年间的《明会典》载：“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间，除免本家差役。”即使寡妇改嫁也不能坐轿，礼仪也比较简单。然而在《金瓶梅》中，对于改嫁、再嫁的描写却是津津乐道的。其中尤其是孟玉楼的两次改嫁，都与正常的嫁娶相差无几，其前夫的家人和街坊四邻也无人就此说三道四，其中虽有争执，也只是财产的纷争，与孟玉楼改嫁这件事情并无关系。除此之外，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人也都是再嫁。从作者的行笔语气看来，作者对于改嫁之事，也并无贬斥之意的，这就说明这其实是件在作者看来非常习以为常的事情。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时代风气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与传统的婚姻文化的没落相反，在晚明新的时代风气影响之下，新兴市民阶层的婚姻文化观念以其特有异处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归根到底还是和明清时期新兴的社会思想密切相关的。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得到初步发展，传统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受到了挑战：程朱理学受到很大的批判，王阳明、李贽等思想家的思想抨击了禁欲主义和专制统治。这些思想先驱们驳斥“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观念，积极倡导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倡导人情、倡导人欲；呼唤人们注重自我价值、实现自我价值。妇女们也在积极追求且获得了一定的权利，故而改嫁现象也就越来越频繁了。
四、结语
《礼记·礼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正因为男婚女嫁是人类发展、繁衍的首要课题，所以说男女之情算得上是人类诸种感情中根植于人性最深层的也是最基本的感情，所以，婚恋问题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历代文学的永恒题材。《金瓶梅》通过对“门当户对”这一传统观念的重新定义，展现封建家长制度所受到的动摇，表现男女对欲望狂热的追求，同时也对守节观念进行颠覆，呈现出了一种与传统封建婚恋文化不同的婚恋观念。
参考文献
[1] 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上、下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2] （元）王实甫.西厢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3] 邱绍雄.论《金瓶梅》中的两性关系[J].船山学刊，2002（3）：115-119.
[4] 肖扬碚.文化的衰落与裂变——《金瓶梅》婚姻家庭文化考察[J].广西社会科学，2004（9）：121-123.
[5] 王菊芹.《金瓶梅》婚恋描写面面观[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121-124.
[6] 张邦建.中国古代婚俗文化特点述论[J].学术界，1999（6）：74-79.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