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炼石补天
时间：2020-08-26 07:54:2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和诸多中国学者的文化心理相通，当我拿到《赤峰红山后》这部中文译稿的时候，心情同样是十分复杂的。这种复杂源于情感与专业的纠葛。穿过80年的烟云风雨，我们应该有能力廓清许多历史问题和学术问题。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知的惟一标准，那么时间则是沉淀真知的惟一工具。
80年的时光，在当代社会中已经可以称之为时代了。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中日两国发生了那样多的生死相搏，恩怨情仇；中国考古事业又有那样多令人身心悸动的发现；中国社会又有了那样多天翻地覆的巨变。1935年至1938年，日本考古学家对赤峰红山后的考古发掘与出版工作，正处于中国抗日战争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
之所以令我心情复杂，是因为穿越80年的时空，我们看到：《赤峰红山后》在研究中国北方史前文化时，仍然是不可回避的话题，特别是在红山文化研究的领域中，这部书仍然是最具基础的文献。令人感慨的不仅仅是80年前的装帧与印刷质量；在这些质量背后，让我看到的是80年前日本学者认真的工作态度、快捷的工作效率，还可以看到他们科学的思考方式、严谨的工作方法。3个星期的田野工作，3年的整理、研究、出版时间，让我看到的是：一批作风严谨、工作用心、协同紧密的近代日本考古学者身影，以及由他们留下来的思考题。抛开日本国家的政治野心与军事侵略的背景来思考，就考古科学而言，在这样一部考古报告面前，不能不令我心生敬意。
历史地、客观地看待日本考古学家在红山后的发掘，如同敦煌文物的命运一样，假如没有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疯狂的举动，敦煌遗书的命运将会如何？我们无法想象，也不愿意去想象。事实上，滨田耕作的考古团队到来之前，红山后的盗掘已经十分严重了。那里的沙化亦十分危机了，赤峰老人们述说的“车上房，牛跳墙”的生态危机，在本书的图版中同样得到了印证。按照滨田耕作本人在《序说》中所述“调查这些濒于毁灭的墓地，已经刻不容缓”[1]。在一个不恰当的时空内，抢救、保存下了一批重要资料，或者说是证据，证明我们的红山上还有过红山文化遗迹。
回望80年的来路，在尔后的岁月中，有多少文化遗存湮灭在风沙之中；有多少相同的材料消失在“战天斗地”的活动之中；有多少珍贵的文化地层毁灭在疯狂的盗掘浪潮里；还有多少重要的文化信息失落在语焉不详的考古资料中。
因此，与其说《赤峰红山后》让我产生遗憾，不如说更多的是庆幸。庆幸的是80年后我还能通过这部发掘报告管窥到红山上之一斑。知耻而后勇，可谓真的知耻。
由此我充分理解了当代著名红山文化学者郭大顺先生，在他主持撰写《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时，曾经三番五次提升出版方案、完善研究细节，接二连三推翻出版计划，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超越。可见，还是应了那句老话，科学探索虽然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国家。
放下这些纠结的话题，我们回归到20世纪的前50年。
那是一个中国的文化地理大发现的年代。
随着1898年甲骨文的发现，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由中央研究院李济等先生主持了殷墟的15次正式发掘；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成为石破天惊的事件；继而安特生于1921年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遗址；山东的龙山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都有了重要发现。1930年梁思永先生到赤峰考察，曾经预言赤峰的文化十分重要。但是，“国人差不多没有注意到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存在”。随着各种文化的发现层出不穷，风生水起，特别是湮灭在历史深处的史前文化，相继重见天日，让人们感受到先民曾经是以别样的方式生存在我们脚下的大地上。赤峰红山后的调查、发掘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大发现的背景下发生的。
不过，那个时代的文化发现，多是地域性的。人们试图找到各地域之间的文化联系，由于考古材料的稀缺，考古技术的落后，认识水平的局限，不可能不出现相当多的误读与误判。因为认识论中有一句话：人类总是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来分析、判断所不熟悉的事物。
接下来的50年的考古学领域多是进行空间序列整理、文化形态的认识与填充工作。在百年的时间中，数代考古学家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共同努力，基本建立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时空序列。可以预测，尔后的重大文化新发现将会愈加稀少了。但考古学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对先民的文化的认识，对我们自己文化基因的分析，将会提上更高的层次。人类不仅关注着自己向何处走去，而且更加关注着自己从何处走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又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了考古发掘和考古调查。1955年，我国考古学家尹达先生根据梁思永先生的建议，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专门列出了一章：《关于赤峰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书中指出：这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含有长城以北文化的特点，同时含有仰韶文化中彩陶的特点，因此是长城南北两种文化互相影响形成的新的文化形态，正式命名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
1956年7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猿人”发现者裴文中教授和北京大学吕遵谔先生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部分3年级学生来到赤峰实习。当时的实习学生中就有现今著名的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通过这次的调查和发掘，在裴文中和苏秉琦两位教授的指导下，由吕遵谔先生执笔形成了《内蒙古赤峰红山考古调查报告》。对日本学者在1938年提出的结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在本书中提出的“赤峰第一期的彩陶文化”源于甘肃彩陶系统的证据不足，与河南仰韶文化彩陶不是“姊妹关系”，红山文化的彩陶与甘肃彩陶系统受到了仰韶彩陶文化的影响。《赤峰红山后》对于彩陶谱系的结论可能受到当时安特生中国彩陶西来说的影响。不过，《赤峰红山后》在对“赤峰第一期文化”的断代时认为“这种文化的年代上限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2]。尔后的考古结果证明：这一结论实际延后到了红山文化的下限年代；“赤峰第二期文化”属于秦汉时期的结论也得以澄清，“赤峰第二期文化”应该属于更早的商周时期，也就是我们今天命名的夏家店上层文化。
我们知道，碳十四测年技术发明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在国内才开始关注，1965年中国的碳十四实验室才告成立。在没有先进技术手段测年的年代，这些断代结论在大体方向上是科学的。
从1959年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身）设立了内蒙古考古工作队。内蒙古工作队自成立以来，就将关注的重点放到赤峰地区，工作卓有建树。该队刘观民、徐光冀、刘晋祥等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先后发掘了金龟山、富河沟门、西水泉、蜘蛛山等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极大地丰富了红山文化的内涵及相关文化关系的认识，红山文化的整体面貌由原来的模糊不清开始变得生动而具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种赤峰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红山文化与富河文化。这是赤峰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认识的第一次飞跃。
20世纪的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考古事业也和其他各业一样，基本处于停顿状态。70年代后期，考古工作最先开始复苏，辽宁省和原昭乌达盟文博部门在艰难曲折中所取得的一些考古成就也非常值得称道。赤峰著名蒙古族学者苏赫先生调查发现了小河沿白斯朗营子遗址，经由李恭笃先生主持发掘，确立了小河沿文化。这是赤峰新石器考古学认识的第二次飞跃。
又过了10年，即20世纪的80年代，在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中，敖汉旗文物工作者在邵国田先生的主持下，发现了系列新石器文化遗存。经杨虎先生主持发掘，确立了兴隆洼文化和小河西文化；经刘晋祥先生主持发掘，确立了赵宝沟文化。从空间中得出每种文化遗址的分布规律，推动了对赤峰史前聚落形态乃至社会结构的认识。这是赤峰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又一重大突破，在中国考古史上也占有了重要一页。特别是在西台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具有“城市”特点的重要聚落，同时发现了铸造铜器的陶范，学者们认为红山文化已经进入了铜石并用的时代，对推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考古学实证。苏秉琦先生称，这是赤峰考古的第三次飞跃。
进入21世纪，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考古调查中，又发掘了一处文化面貌独具特色的遗址，发掘者称之为“西梁文化”。这是继富河文化之后，考古工作沉寂数十年后，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取得的又一新的进展[3]。与此同时，草帽山的发掘，为红山文化的祭祀与埋葬提供了新的补证。粟米的发现，对于推动旱作农业起源的研究及粟作农业原生地的论证起到了重要的考古实证支撑。可以称之为赤峰地区考古学认识的第四次飞跃。
50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赤峰学院等单位的考古专业人员与赤峰市及所属各旗县区的文博、考古工作者，在赤峰地区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经过几代考古学家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建立了赤峰地区较为完整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确立了7种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丰富的出土资料证明，红山文化的源头独具特色，是起源于西辽河上游本土的原生性文化，并在不同时期受到了其他地区文化的影响，尤其在红山文化的中晚期与仰韶文化接触后，碰撞出绚丽多彩的文明之光。
红山文化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与两个人的名字紧密相连，他们就是中国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先生和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先生。苏秉琦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创始人之一，他提出的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中国考古学的区系类型理论、中华文明发展多元一体的理论、中国国家形成的三阶段理论和国家发展的三模式理论，为建立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奠定了基础。郭大顺先生师从苏秉琦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考古事业。他们对红山文化的新发现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红山文化引起广泛关注，是以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大型祭祀遗址和凌源与建平交界处牛河梁坛、庙、冢宗教仪式性建筑遗址的发现为标志性事件，由此引发了红山文化研究新一轮的热潮。导致人们不得不重新评估红山文化社会复杂化程度。在这里，人们第一次知道红山文化存在着超乎想象的复杂的原始宗教信仰和祭祀体系；存在着一个地位尊崇、高高在上的祭祀阶层（巫觋），或者享有极大权力兼具王者身份的上层集团。红山文化神秘的女神崇拜历史悠久、寓意深刻[4]，从而预示着中华文明起源的方式与发展道路问题。
进入了20世纪的80年代，在苏秉琦先生的指导下，郭大顺先生、孙守道先生和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首先发现并发掘朝阳地区的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重大的文化线索。依据苏秉琦先生的要求，要在3县交界的牛河梁地区多做工作。果然不出苏先生所料，时隔不久发现了牛河梁红山文化大遗址群，对红山文化的认识获得了重大突破，得到了国内外考古学界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牛河梁地区发现了大规模的积石冢群、三层圆台式大型祭坛和女神庙，出土了泥塑女神头像，在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群。苏秉琦先生到达牛河梁后欣然题辞：“红山文化庙坛冢，中华文明一象征。”
1986年7月25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消息，向世人宣告：“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找到了新线索，辽西发现五千年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考古学界推断，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把中华古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古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华民族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
在获得对红山文化新认识的基础上，同时也激活了尘封久远的发现记忆。特别是早期各地发现和收藏的红山玉器，并没有能和红山文化联系起来。经过科学发掘，大批红山玉器在这一时期出土，由于类型的一致，迅速激活了对原有玉器的认识。1971年，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发现红山文化大型卷体附脊玉雕龙，这件国之重器尘封了十几年后才被誉为“中华第一龙”，这件玉器就是这一时期对红山文化再认识的结果。
赤峰本土的文化、文博工作和教育工作者一直没有停下发现与探索的脚步。站有这块文化资源富集的土地上，他们以敬、畏、忠、诚的态度、持之以恒、水滴石穿、坚持精进的精神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赤峰的学者们分别于1993年、1998年、2004年召开三届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会议，每届国际会议都有60多位中外学者到会并发表演讲，每届会议均有会议论文集出版。在尔后的岁月中，从2006年开始，连续举办十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每届论坛均有新的考古资料的发布、新的研究成果的报告或者是研究理论的创新与突破。2013年，赤峰学院正式成立了红山文化研究院；2015年，内蒙古自治区红山文化学会正式移入赤峰学院。近十年来，赤峰学院的红山文化研究团队先后完成3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达120余篇，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队伍、研究理论与研究方向。
赤峰学者认为：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为神本社会。基本理念为敬天法祖，以祖神通天神；文明机制为由巫而王；发展道路为由祀而礼。这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根本特色。
在红山文化成为显学的当下，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古生物学、古气候学、地质学、历史地理学、文化学、中国古代思想史、法律史、美术史、音乐史等学科都已介入红山文化研究，跨学科的研究已经成为新潮流。随着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新的技术手段正在被引入，比如孢子花粉分析和浮选技术、模拟实验方法和卫星航空测拍技术、卫星定位技术、DNA遗传鉴定技术等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红山文化研究中。
红山文化研究过去主要依靠考古发掘资料，现在利用先秦文献研究分析红山文化，引起更多学者的注意，对于解读红山文化正在开辟着广阔的道路，学者们正式提出了创立“红山文化学”的目标，尽可能提高资料运用能力和研究方法相互补正，提高认识与结论的可靠性和可信度。目前的红山文化研究需要避免视野过于狭隘的局限，应该站在中国北方、东亚乃至全球的高度来研究红山文化，注意与世界范围内具有相似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比较，以总结这些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目前的红山文化研究已经呈现出以下的趋势：经济形态研究，包括人地关系研究、生业方式研究和技术、工艺研究；社会形态研究，包括聚落形态和文化交流研究；意识形态研究，包括宗教信仰与社会性质研究等领域。以上研究，可以集中概括为东方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机制研究问题上。
从鸟居龙藏报告赤峰文化遗存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一百年来，从一片空白的“蛮荒之地”已经成为了文化重地。回望过去，应该有太多的感慨，太多的思考。对于红山文化的认识还要继续，也许再过一百年，后人才能真正揭开红山文化的谜底。总之，这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真知，依靠的是炼石补天般的信仰与追求。
值此《赤峰红山后》中译本出版之际，我由衷向李俊义、戴顺、戴岳曦、康英华诸君致以敬意，是他们经过数年的努力，才将这样一部重要文献译成中文，呈现在世人面前。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们深知。毫无疑问，只有文化人的责任、使命与担当，才能驱使他们完成这项浩繁的工作。
是为序一。
参考文献：
〔1〕〔2〕赤峰红山后（中译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18，125.
〔3〕朱永刚，王立新，塔拉.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调查与试掘.科学出版社，2010.
〔4〕郭治中.红山文化研究历程的回顾与展望.内蒙古文物考古，2009，（1）.
（责任编辑 孙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