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的行政实践效应：一个中观层面的考察
时间：2020-08-29 10:48:1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在中国的行政实践中，人情是一种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其对中国行政实践与价值选择的影响，主要基于互惠逻辑、面子逻辑和伦理逻辑而得以展开。中国式的人情结构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在行政體系内部形成的、以行政体系内部不同主体间的交往为基础的业缘型人情;另一类是由行政体系与行政体系外部的社会性主体基于业务往来等而形成的互动型人情。人情对本土行政实践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正面的主体激励，也可以表现为负面的腐败催化。根据情理法的不同优先性排序及情理法作为三种要素在“利”“义”设定中的功能之不同，可将行政交往关系分为“情感型交往”“工具型交往”与“理法型交往”三种类型。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西方而言，构建理法型行政交往模式，都应是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人情;行政实践;情理法;行政交往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10-0006-07
人情是中国行政实践中一种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其塑造着中国的行政实践模式，影响着中国行政实践的价值选择与目标实现。在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中，人情作为一种理论已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关注，而在政治学、行政学等视域中，对于人情这一深嵌于中国行政实践、深刻影响着中国行政交往过程的概念仍关注不够，缺乏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本文尝试在考察人情的内涵、运行逻辑及其行政实践效应的基础上，对中西文化体系中的情理法结构及由这种结构异质性所导致的行政交往模式差异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或有助于厘清中西方治理结构的内在异同，并凸显中国治理结构的核心特质与基本逻辑。
一、人情的内涵及其运行逻辑
人情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行为倾向、交往模式与内心反应，“它既指行为，也指具体物件，更是一种观念”，其与“情感、关系、荣誉、礼仪与利益等有着紧密的联系”①。具体而言，人情的内涵可以从四个维度来理解。一是人的情感维度。在情感维度上，人情体现的是一定的主体对于他者或某种社会存在所表现出的偏好。一般来说，人际间情感从生成方式上看，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血缘等为基础而生成的自然性情感，另一种是以主体的相互交往与互动为基础而形成的建构性情感。自然性情感以自然性纽带为基础，其情感深度虽然与特定主体间的互动状态有着重要的关联，但更多的是由血缘等自然性条件所决定的;而互动性情感则以人际互动为前提，其情感的疏密程度主要由互动的频次与性质（如同事关系、同学关系、上下级关系）等所决定。二是人之常情维度。这一维度主要呈现为基于人的习惯、本性等而生成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情绪与行为反应，体现的是一种共通的、“天然和自发”②的情感。《礼记》指出，所谓人情，即“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③。这表明，人情是人的一种构成性特质，具有一定的本能性色彩。三是资源维度。这里所说的资源是指某种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有形或无形资源”④，“这些资源可以是物化的，比如金钱、礼品等;也可以是无形的，表现为活动或过程，比如提供便利、帮助等”⑤。资源维度上的人情，本质上是维系人际关系的一种工具性存在，是人们维系某种特定社会关系的媒介与载体。四是规则维度。在这一维度上，人情是指人们在交往实践中形成的某种互动规则，其主要体现为行为层面的互动（如礼尚往来）、人际关照（如对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的帮助）及知恩图报等。
人情的功能发挥有其内在的逻辑。大体而言，人情主要经由以下三重逻辑而实现对主体行为、交往模式及社会文化特性的塑造。一是互惠逻辑。在人情体系中，人情的维持以利益上的相互给予为前提。在传统语境中，这种利益上的相互给予表现为“礼尚往来”。人情体系中的礼尚往来，彰显的是人情交往所带来的回报与施予的相对等价。这种等价并不必然是在每一次具体交往实践中的施予与回报的绝对等价，而是一种在长期交往实践中达成的大致平衡。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的人情交往体系中，多数情况下，“回报者的回报不能简单等同于施予者的施予，而是要适当多出，以便产生一种新的人情负债关系——中国式的人情，就是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位置的轮番更替中得以维系”⑥。二是面子逻辑。面子体现的既是一种基于他者的积极评价与认同而生成的心理满足感，同时也体现着个体在主体间交往关系中所具有的话语权及要求人情交往的相对方做出或不做出某种行为的能力。面子与人情是两个紧密相关的概念，人情是获取面子的手段，面子是人情投资的结果。人情与面子存在着一定的对等关系，“人情越重，面子越大，面子越大，人情越难辞，隐含的期权回报就越多”⑦。三是伦理逻辑。所谓伦理逻辑，是指人情往往通过社会的伦理认同而产生作用，与社会的伦理结构紧密相关。一般来说，这种伦理结构主要可划分为血缘型伦理及社会交往型伦理两种类型。血缘型伦理形塑的是一种自然型的人情关系，其具有不可选择性。或者说，在血缘型伦理关系中，对于基于血缘的人情的不认同或漠视，可能会被血缘体系中的个体指责为不近人情甚至大逆不道，从而受到强大的外在压力。这种外在的道德评判机制，是迫使主体遵从人情逻辑的一种社会性强制。而基于地缘、业缘等而形成的社会交往型伦理，则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差序格局”。这种不同类型的差序格局，基于“信”“义”“诚”等伦理规则，形成了朋友、上下级等不同的角色期待与关系密度，也使人们在由伦理原则所赋予的角色义务中展现着人情化交往的基本特质。
二、人情体系中的行政关系类型及其实践效应
在行政体系中，依据交往主体的不同，人情大体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行政体系内部形成的，以行政体系内部不同主体间的交往为基础的业缘型人情;另一类是由行政体系内部的主体与行政体系外部的社会性主体基于业务往来等而形成的互动型人情。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人情会对行政实践中的主体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现实层面上，它既可能成为行政交往的润滑剂，从而便利行政实践的运转，也可能成为行政交往的内在阻滞，从而使行政交往与行政实践偏离正常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