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评析

摘要：从安全复合体理论来说，卡扎菲上台后所积极追求的泛阿拉伯主义统一运动，就是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最终目标是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共同体。到21世纪，阿拉伯世界国家主权和国家身份的规范和价值观已经逐步取代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些都削弱了卡扎菲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理论基础与所依赖的意识形态。阿拉伯民族国家构建的诸多不足、不同利益之争、外部大国的有效干预、国际体系的变迁、利比亚部族社会结构以及卡扎菲对泛阿拉伯主义态度的转变等，都是其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失败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卡扎菲；利比亚；地区安全复合体；阿拉伯国家构建

中图分类号：K4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4）01-0058-06

安全复合体理论是英国著名安全问题专家巴里·布赞（Buzan，Barry）在其安全研究三部曲《人、国家与恐惧》《新安全论》和《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中提出的，是介乎国家行为体和国际政治体系之间的分析单元。“安全复合体”指的是：“这样一群国家，他们首要的安全需求彼此联接在一起以至于其国家安全不能被孤立地加以审视。”布赞提出的“安全复合体”理论，是一种以体系和结构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的新现实主义研究视角，有以下特点：第一，其基本因素是安全互助、实力相当和国家从敌对到友善的转变。第二，其研究对象是国家行为体，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与环境等诸多层面。第三，推动安全复合体演化的动力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区域和国家各行为体力量的消长与结构的变化，强大国家在地区结构中发挥主体作用。第四，其演变前景可能被全球安全体系所吞并，也可能因地区或国家力量的变化而消失，但最理想的结局是构建“安全共同体”等。第五，安全复合体有低级和高级之分，低级安全复合体是由地区内国家构成的，后者的力量范围不会超出其邻近地区；高级安全复合体则是由大国构成的，它们可以轻易地将自身力量投放到其邻近区域之外。

本文尝试从安全复合体理论来透视卡扎菲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从而深入理解卡扎菲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兴衰历程。

一、卡扎菲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特点

从“安全复合体理论”来说，卡扎菲上台后所积极追求的泛阿拉伯主义统一运动，就是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最终目标是实现阿拉伯国家安全体系建构。卡扎菲的“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以卡扎菲为首的利比亚革命政权的安全需要。巴里·布赞指出，个人是安全概念所能适用的最小基本单元，国家安全只不过是对个人命运关注的延伸而已。卡扎菲是在1969年的“九一”革命中通过政变上台的，作为国家领导人，他本人的安全与革命政权的安全密不可分地联系起来。首先，通过革命政变成立的卡扎菲政权，缺乏民众认同的政治合法性；其次，卡扎菲上台之初，面临着如何应对西方国家以及建设国家的重任，而安全的国际国内环境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最后，革命政府内部争权夺利以及消除部族势力的影响，也困扰着新生的革命政权。利比亚表面上是一个后殖民现代国家，但国内仍带有民族、部落、宗教等强大的前现代元素。以上一切都是卡扎菲确保政权安全，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动力。

第二，受纳赛尔主义的影响。纳赛尔主义的首要观点就是“统一”，统一阿拉伯世界是纳赛尔的基本主张之一。但纳赛尔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一种以埃及为核心，以联盟为特征的地区安全复合体。卡扎菲的思想受纳赛尔主义的影响较大。时任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外交官的戴维·麦克（David L.Mack）认为，卡扎菲就像“开罗电台的传声筒”。

第三，属于中东安全复合体的次级单元。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较为复杂，包括地中海东部地区、海湾地区、马格里布地区和非洲之角。而卡扎菲构建的“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重点在马格里布地区，偶然也染指地中海东部地区。

第四，最终目标是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共同体。卡扎菲在1972年7月的演讲中认为，阿拉伯统一成为阿拉伯国家，是绝对必要的事情；要从马格里布出发，实现从阿拉伯湾到大西洋的统一。在卡扎菲看来，民族认同的构建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

第五，利比亚是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的核心国家。卡扎菲认为，阿拉伯统一应该以利比亚为中心，而他自己是阿拉伯统一的代言人。

第六，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和非洲安全地区复合体的互动。卡扎菲幻想构建非洲地区安全复合体。他一直梦想着把北非和西非合并为一个整体，即撒哈拉伊斯兰合众国，然后再把它扩大到非洲各地。阿拉伯统一和非洲统一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前者是后者基础或前提，而后者促进前者的巩固和发展。

二、卡扎菲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历程

1969年末，卡扎菲发起了利比亚一埃及一苏丹联合计划，这是利比亚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初步尝试。但由于埃及缺少热情，苏丹陷入内战也没有联合的客观条件，最后不了了之。1971年，利比亚又要与叙利亚、埃及进行联合，成立阿拉伯共和国联盟（Federation of Arab Republics）。由于埃及和利比亚两国领导人的个性、意识形态以及对地区事务看法的不同，联合以失败而告终。

1973年，埃叙与以色列之间爆发十月战争，前者排斥利比亚参与战争，卡扎菲虽仍提供了5亿美元的财政援助，但又说：“这不是我的战争，萨达特与阿萨德在制定作战计划时没有同我商量。”埃及和叙利亚试图构建埃叙安全复合体以对抗以色列，而卡扎菲仍将利比亚看作埃叙安全复合体的准成员。

埃及的一系列举动，打破了卡扎菲构建埃及一利比亚安全复合体的努力。1974年十月战争结束后，埃及在美国的主持下与以色列签署脱离接触协议。1977年7月21-24日，埃及总统萨达特派军队进攻利比亚。埃以和平进程震惊卡扎菲，他指责埃及的外交政策是“叛逆之举”。1977年12月初，利比亚、叙利亚、阿尔及利亚与巴解组织成立坚决抵抗泛阿拉伯阵线（pan-Arab front of steadfastness and re-sistance），对抗埃及。

1974年1月12日，利比亚宣布与突尼斯联合，并成立伊斯兰阿拉伯共和国。这一举动是卡扎菲构建利比亚-突尼斯安全复合体的尝试。不久，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取消了联合协议。利比亚-突尼斯安全复合体的失败原因有四：第一，突尼斯是亲西方国家，而利比亚是反西方亲苏国家。第二，二者在阿以关系上的态度不同。突尼斯赞同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和平解决阿以冲突，利比亚拒绝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早在1965年，布尔吉巴敦促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而卡扎菲坚持要求消灭以色列。第三，阿尔及利亚的威胁。突尼斯一利比亚联合将在东面对阿尔及利亚造成极大威胁。如果两国联合，阿尔及利亚宣称将不惜动用武力，已经陈兵两国边境。第四，利比亚与突尼斯产生矛盾。一是突尼斯给卡扎菲政敌奥马尔·穆海斯（Umar al-Muhayshi）提供政治避难，后者在1975年夏发动了推翻卡扎菲政权的未遂政变。二是突尼斯与利比亚在西撒哈拉问题上也存在争议。1976年前，西撒哈拉一直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随后移交给毛利塔尼亚和摩洛哥。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又称前西班牙殖民地解放组织，Polisario）声称通过武力建立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SADR），该组织得到利比亚的支持。突尼斯同意毛里塔尼亚与摩洛哥的观点，即拥有西撒哈拉部分主权，打击西撒哈拉独立阵线的活动。

1980年1月26日，利比亚武力袭击突尼斯南部的城镇加夫萨（Gafsa），这就是“加夫萨事件”。两国由此断绝外交关系。利比亚随即将大量突尼斯工人驱逐出境，军队也陈兵两国边境。1980年，利比亚一突尼斯危机暂时消退，但两国关系并没有升温。1986年4月，美国空袭利比亚后，利比亚与突尼斯的关系紧张起来。利比亚指责突尼斯在袭击中允许美国飞机经过其领空轰炸利比亚。突尼斯否认了利比亚的指控，反驳利比亚与突尼斯反政府组织联系密切，支持突尼斯国内的反政府暴动。

20世纪80年代，卡扎菲又开始推进阿拉伯统一，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预示着卡扎菲“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前景并不看好。

1984年8月13日，卡扎菲与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在乌季达（Oujda）签署阿拉伯一非洲联盟协议，两国关系开始解冻。利比亚认为这一协议是“阿拉伯国家统一的前奏”。利比亚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红利，至少从短期来说，利比亚从联盟协议中获益匪浅。在摩洛哥的调解并与利比亚协商后，法国同意从乍得撤军。对卡扎菲来说，乍得就是一块烫手山芋，它使得利比亚与法国、埃及与苏丹一直紧张。作为对摩洛哥的回报，利比亚停止支持西撒哈拉独立阵线。

1986年4月15日，美国军队空袭利比亚。利比亚向阿拉伯兄弟求助，要求阿拉伯峰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一“野蛮且惨无人道的袭击”。只有叙利亚、伊朗和阿尔及利亚支持利比亚，要求阿拉伯国家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这种三角联盟不仅源于他们的反美立场，而且也因为共同的反以色列、反伊拉克情绪，反映了海湾国家与利比亚之间的利益相互借重。卡扎菲建议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构建合作的平台。尽管经过一段时间的高层接触，但双边并没有达成联合意向。

1989年2月17日，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突尼斯成立了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Arab Maghrib Union，AMU），目的是促进北非地区的经济合作，这是“通向阿拉伯民族统一的基础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苏联解体，美国逐渐主导中东地区事务。在卡扎菲看来，美国高调介入海湾危机与他争当阿拉伯地区领袖的想法相矛盾。卡扎菲在处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上采取了更为务实的态度，而在地区层面则是放弃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

三、卡扎菲放弃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

进入21世纪，阿拉伯世界国家主权和国家身份的规范和价值观已经逐步取代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些都削弱了卡扎菲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理论基础及其所依赖的意识形态。卡扎菲不再继续使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言辞，放弃通过吸引阿拉伯“街头反对派”削弱敌国政治合法性的活动。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卡扎菲在1998年公开宣布放弃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赞同泛非主义。用他自己的话就是，自己推进阿拉伯民族统一达40年却没有实现，因此现在热心非洲统一问题。随后，利比亚政府废除了泛阿拉伯事务部。为解除美国和联合国制裁，卡扎菲寻求非洲国家的支持。他一再声称，非洲是个大舞台，利比亚是非洲的一部分。

第二，打破美国制裁下的孤立境况，缓和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1999年春，利比亚将洛克比空难嫌疑犯交付荷兰的国际法院。随后，联合国解除对利比亚的制裁，国外企业家纷纷到利比亚投资。2003年12月19日，利比亚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阿拉伯国家同利比亚的交往也频繁起来。2000年10月11-14日，卡扎菲访问埃及、约旦、叙利亚、沙特与苏丹等国。

第三，对巴以问题的态度反常。一是拒绝参加2000年10月关于巴以问题的阿拉伯峰会，原因是阿拉伯国家在利比亚受制裁时袖手旁观。二是要求以色列加入阿盟。2001年3月末，卡扎菲参加在约旦首都阿曼举行的第13届阿盟峰会。卡扎菲认为以色列应该加入阿盟，前提条件是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家园。三是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是非法建国。2005年3月，卡扎菲在阿盟成立60周年会议上指出，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为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成立一个民主国家，这个国家位于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国名叫Isratin”。

第四，对阿盟不满并抗议。2002年10月24日，卡扎菲宣布利比亚将从阿盟退出，因为阿盟在处理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危机上无能为力。他说：“阿拉伯峰会成员不要梦想着依靠他的阿拉伯兄弟去解救他。”2006年3月，卡扎菲在阿盟喀土穆会议上说：“所谓的阿拉伯统一行动已经处于最后的阵痛。”

可以看出，卡扎菲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阿拉伯世界民族国家构建的缺陷。阿拉伯世界国家构建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国家边界是由西方殖民国家人为设定，都是一些“人造国家”，如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在历史上属于不同的文化圈。三个地区的交往对象也不一样：昔兰尼加同马什里克国家（Mashriq，包括埃及与中东其他国家）交往甚密，而的黎波里塔尼亚则认同马格里布地区国家（包括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费赞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频繁接触。二是这些国家都是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是政权寻求合法性的来源，如卡扎菲革命政权所采取的“国有化”与“去西方化”（收回军事基地和油田等）等措施。这种民族国家构建所产生的后果则是国家面临着极大的不安全感，时刻提防西方国家新殖民主义的卷土重来以及民众政治认同缺失而导致政治合法性的丧失，从而不断从反西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宣传中获取统治能量。阿拉伯国家之间存在着高强度的相互威胁或恐惧，特别是邻国，成为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的重重障碍。

第二，阿拉伯国家不同利益之争、大国的有效干预以及国际体系的变迁。因为国家边界本身是由西方国家设定的，在他们看来是一种“非法行为”，而这些国家正是在这种“非法行为”的基础上构建各国的地理版图，一国总是认为另一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障碍，时刻想除掉对方，各国都想成为阿拉伯民族统一的领袖。正如巴尼特（Barnett）所说，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建构明显产生了更多的阿拉伯内部竞争与冲突，而不是合作与融合。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是既相互竞争又紧密关联的两种思潮，它们具有从阿拉伯各国分割合法性的潜能，从而导致国家精英的不安全感。

第三，利比亚部族社会结构也不利于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部族国家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是以种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在共同的族群或族裔祖先神话与历史记忆的基础之上，政治权利甚至特权只授予那些主体部族成员，实际上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治精英和与此相联系的政治阶级。部族成员往往将政治认同与种族起源和种族身份联系起来，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所以有学者将利比亚的这种文化单元称为部落民族（tribe-nation）。而卡扎菲构建的“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是以阿拉伯民族为纽带，超越民族国家和部族利益，构建的地区共同体。血缘、传统和部族纽带是排他性的，部族利益经常与国家利益与地区共同体背道而驰，其结果就是部族社会与国家和地区共同体的频繁冲突。强大的部族组织经常对抗国家和地区共同体并造成一个冲突的环境。

第四，卡扎菲从纳赛尔泛阿拉伯主义的监护人到对阿拉伯事务的超然态度，反映了阿拉伯兄弟对其阿拉伯领袖情结的否定。在遭受美国和联合国制裁期间，阿拉伯世界对利比亚态度十分冷淡，卡扎菲对此十分失望，一再威胁要从阿盟退出。阿拉伯世界对统一认同的衰弱，实际上是卡扎菲对“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否定。

卡扎菲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的流变表明了利比亚国内政治发展与外交关系的演化。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亚已经不把自己当作泛阿拉伯主义的阵地。随着中东和平进程取得进展，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和以色列也不能成为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动力，从而也正式宣告了卡扎菲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理想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