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前后“复兴国民党左派”政策钩沉

摘 要：1927年“七一五”国共分裂后，中国共产党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全党继续执行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希望能复兴“左派国民党”。南昌起义正发生在此期间，因此起义后成立的政权名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复兴“左派国民党”的政策脱离了中国实际，受到党内同志的质疑。中共中央一方面贯彻共产国际对这一问题的指示，一方面也对此政策不断作出调整，最终在9月中旬结束这一政策，随即派专人通知南昌起义领导机关。起义主力失利之后周恩来在流沙布置善后的会议上正式打出苏维埃旗帜。大革命失败后提出复兴“左派国民党”的政策是因为共产国际一直对国民党有过高的评价，并且机械地套用“三个阶段”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大革命。

关键词：左派国民党；南昌起义；大革命；国共合作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558（2015）04-0036-00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方面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另一方面仍希望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在此期间有过一个短暂的复兴“左派国民党”运动。南昌起义正发生在此期间，因此南昌起义自然蒙上了浓厚的“左派国民党”运动的色彩。一些论著曾对此有所论述[1]。本文试进一步探讨这两者间的关系，以求教于党史界的同仁。

一、南昌起义前中共中央关于“左派国民党”的政策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了领导机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2][P277]。

7月13日，改组后的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宣言在声明共产党将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封建主义、争取工农利益的斗争后表示：“凡此一切革命工作，中国共产党都要和国民党党员群众一切真正革命分子，共同去实行——因此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3][P80-82]宣言一方面严厉谴责了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高层的反动行径，宣布共产党员全部退出国民政府，另一方面宣布将继续执行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这种合作只能与真正的国民党左派合作。

中共中央采取这种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的政策并非自作主张，而是因为有共产国际明确的指示。共产国际在“七一五”事变之前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共产国际认为；1.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刻不容缓地公开宣布退出武汉政府；2.在退出武汉政府时，需要发表一个原则性的政治宣言，说明采取这个步骤的理由，是因为武汉政府仇视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要求严办一切迫害工人和农民的分子，从各方面揭穿武汉政府底政策；3.但不退出国民党，仍留在该党内，即使国民党领导者正在进行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开除出去的运动。与国民党的下层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他们中间提出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行动的决议案，要求撤换现在的国民党领导机关，并在这一基础上面，筹备召集国民党的代表大会。”[4][P212]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导意见非常明确、具体，没有任何变通的余地，中共中央发表的“七一三”宣言与此后的工作只是忠实体现了共产国际的指导精神。同样，7月下旬初赶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和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在筹备南昌起义时也不可能违背贯彻共产国际这封电报中提出的指导方针。

此后，中共中央继续执行共产国际“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的指示。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提出：“惟须留在国民党内工作”。[4][P225]

1927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一份文件。文件批评：“武汉的国民党中央现在已经变成了政客的俱乐部。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自称国民党领袖的资格，他们已是革命的国民党的叛徒，如果国民党不能脱离这种指导机关，这是国民党的亡党。国民党的一切同志都应当和孙夫人、邓演达及其他革命领袖一样的明白！”同时又指出：“如今只有决然的完全的和背叛革命与党的少数领袖决裂，而团结广大国民党员群众于革命的政纲之下才能救党，使国民党的旗帜不要变成反动的旗帜。”文件列举了真正的三民主义者应该做的事情后表示：“我们共产党员决心和这种中山先生的真正忠实的信徒，共同工作，同生同死决一死战。”[3][P98-100]这份文件表明，中共中央先把国民党中央与基层党员区分开，然后再把上层的右派与孙夫人、邓演达这样的左派区分开。此时中共中央的政策是希望继续与孙夫人、邓演达这样的国民党上层左派合作，同时团结国民党下层党员，挽救国民党。

二、南昌起义对复兴“左派国民党”政策的贯彻和改进

7月下旬，共产国际将罗易召回国，另派罗明那兹作为国际代表来中国。罗明那兹于7月23日到武汉后，张国焘和瞿秋白当即同他会见，谈到南昌起义之事。张说：“据刚才从九江来的人密报，周恩来等同志认为他和我所拟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可以实现……他们要求我们立即指示暴动的方针，如领导暴动的机构名称、政纲、组织和应采取的策略……”[5][P281]可见，南昌起义的大计方针（如名称、政纲、组织等）均由中央决定。

领导起义的中共高级干部为筹备各项事宜，曾经在九江先后召开过三次会议[6]。在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等参加的第二次会议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周恩来以前委书记身份赶到九江后，“报告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于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7][p77]至此，周恩来代表中央同意了起义后成立的领导机构将采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一名称。

7月27日，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共高级干部齐赴南昌，在江西大旅社召开会议，成立前委，开始了起义前的各项准备。

从起义后发布的文告可以看出，为了使起义后成立的政权机构有权威性和代表性，前委制定了一个程序：先成立一个国民党特别委员会，由这个特别委员会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备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在联席会议上以选举的方式，选出最有代表性和最有权威性的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样产生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至少在法理上和程序上是无可指责的。当然，无论是特别委员会，还是联席会议或者革命委员会，其中的领导核心必须是共产党，这样才符合中共中央新的精神。同时因为许多中共高级干部本身也是国民党的党员，这样做在形式上亦无不妥。

周恩来曾任特别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张国焘在起义后不久的报告中承认，7月30日他赶到南昌试图以共产国际最新来电精神要求起义延期、以致引起与会人员反感和气愤，周恩来就“气愤愤的说道：这种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意思不符，我辞职不干了，今天的特别委员会我也不去出席了。”最终张国焘同意了南昌同志举行起义的意见，还“讨论了一些是否叫革命委员会或革命政府委员会以及出席特别委员会于贺龙讨论应持之态度等问题”[7][P66]。据参加这个会议的叶挺事后报告，大家同意“由贺龙、叶挺、谭平山、周恩来组织国民党内的特别委员会，主持这个运动，并决于一号发动”[7][P128]。

据此分析，召开特别委员会的时间应该是7月31日，因为许多重大问题必须在起义之前做好决议，准备好相应的文件，一旦起义胜利，即可通过这些决议和文件。

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战斗打响，约四小时战斗结束，起义取得了胜利。当天，在西花厅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备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会后发表了一份宣言，说明已经选举“孙宋庆龄等二十五人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刘伯承保存的一份文件勾画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命委员会）的组织框架：第一层是25名委员；之下是推举出来的主席团，共有7名主席；主席团之下是总政治部、参谋团和党务、宣传、财政委员会等各个机构。25名委员中有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经亨颐等未参加起义的著名国民党左派人士，反映共产党还希望与这些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合作；同时还有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高级军官，表明共产党还希望争取这些人；名单中赶赴南昌参加了起义的著名国民党左派有张曙时、彭泽民等。委员中的核心实际是恽代英、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彭湃等共产党员，他们也正是南昌起义的领导核心。7名主席是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谭平山、恽代英、贺龙、郭沫若，前三人均不在南昌（郭也是8月5日才赶到南昌的），只是冠名而已。革命委员会下属的各委员会领导基本也是以共产党为核心[7][P148]。

革命委员会公布了六条政纲：“一、确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二、筹备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三、坚持总理革命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四、实行本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及去年联席会议，今年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宣言、决议案。五、继续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六、继续为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打倒乡村封建地主之反动势力而奋斗。”[7][P17]这里所讲的“总理”即孙中山先生，所讲“本党”指国民党。从这些政纲来看，南昌起义希望继承国民党正统以复兴国民党的努力非常明显。而第一条“确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则反映出中共中央准备南征、在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的计划。

起义军按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到瑞金后得到上海报纸，方知不但张发奎已经鲜明旗帜反共，及所谓各省左派分子，亦完全投降于武汉政府，而武汉政府又实际上投降了蒋介石，同时各省军阀都用国民党名义封闭工会农会，残杀工农群众，因此国民党名义已为工农群众所唾弃，所以联合国民党左派，继承国民党正统已从事实上证明是当时机会主义的梦幻。因此前委会议决定，对于政权的性质，须根本改变，应该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不过在工农政权之下须有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便是工农分子占多数和C.P占多数的政府……”[7][P81-82]起义军于8月26日进占瑞金，至9月1日，前委、革委机关在瑞金停留约一周。李立三所讲的“前委会议”，就是在这段时间召开。可见这时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已经认识到不应再沿用国民党的名义，而应该根本改变政权的性质。但是由于南下一路行军作战，没有时间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而且这一重大举措未得到中央的批准，前委的设想未能得到实施。“到汀州后，又决定名义上仍沿用国民政府，方可应付外交，免帝国主义过分的干涉（这是表现当时对于帝国主义过分的恐惧）。”[7][P82]据萧克回忆：停留汀州期间，李立三在第十一军共产党员大会上作报告讲到：“我们到广东，只有共产党领导，至于国民党嘛，我们是联合他。三大政策是‘联共’，我们改个字叫‘联国’，联合国民党。当然是左派。”[8]李立三的话表明前委还是没有放弃与国民党合作，可以说前委又从瑞金会议的决定后退了。

三、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继续复兴“左派国民党”的政策

南昌起义之后，中共中央仍按复兴“左派国民党”的政策指导各地的工作。

8月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中央要求暴动“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于可能的范围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贫民（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并指示湖南省委“准备于不久时期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9][P2-3]所谓“广东革命委员会”，即南昌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照预定计划，这个机构此时正在南下广东，所以中央将它称为“广东革命委员会”。这份文件中将革命委员会前面的“中国国民党”几个字取消了，表明中央这时虽然还延续原来复兴“国民党左派”的政策，但计划在暴动后成立的政权机构中淡化国民党的色彩。

中共中央在8月4日给山西省委的信中指出：“我们应当在国民党群众中揭破汪、谭等的假面具。我们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在下层组织反抗背叛总理的领袖之革命左派。”[3][P106]这种希望留在国民党内部组织左派来反抗国民党上层的右派仍是此前的方针。

“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2][P300]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同时依然希望将工农暴动置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同志书”专门用了一节分析总结国共关系，指出：“党应当在过去指导的错误中学习。党应当明了它的力量与它的将来，是建筑在工农群众的身上，在他们的力量与他们的组织上面。党应当要明白以后还是要与国民党联合，但是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与他们的下层群众，与他们劳动群众的党员，与他们的下层组织联合。那种与武汉国民党中央领袖联合的路已经走不通了，谁能公开的反对国民党中央是国民革命的叛徒，这些叛徒之中，谁配称国民党的左派！最后与我们联盟的左派国民党及其领袖之执行革命政策的程度如何，要看我们党依据于武装工农组织等的实现力量如何，并且要我们党的政策停止动摇，而引群众去督促其领袖，方能决定。”[4][P257]文件虽然强调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发展“武装工农组织等的实现力量”上，停止政策的摇摆，但要执行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与国民党的下层群众联合的政策还是非常明确的。

八七会议“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2][P304]两年多后，李立三对八七会议就作出过反省：“不过今天来分析“八七”会议，他还有一个缺点：第一，没有决定脱离国民党，感到仍要拿国民党旗帜来做国民革命，还要团结国民党左派群众观念当然是不正确的。广大工人、农民不要国民党旗帜，国民党在武汉叛变后压迫工人、农民非常明显。……第二，对苏维埃政权口号看轻，没有指出唯一出路是建立苏维埃政权。”[10][P266]

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继续贯彻复兴“左派国民党”的方针。一周之后的一份公开文件讲到；“现在武汉的所谓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已经公开的与南京反革命派妥协，最终的暴露自己的反动了。……只有真正的革命的国民党，如孙夫人邓演达的主张，还是信任‘亿万民众的力量，仍然要继续奋斗，以达到最后的目的。’全国的民众士兵们！赶快起来，在共产党与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推翻这些互相勾结的叛徒和一切新旧军阀！”[4][P280]

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加速准备秋收暴动。期间，中共湖南省委对复兴“左派国民党”这一政策提出了质疑和反对。8月20日毛泽东代表湖南省委向中央建议：“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从前我们没有积极的取得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现在即应把这面旗子让给他们，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4][P303-304]

中央于23日迅速复函，为“左派国民党”的政策辩护并批评湖南省委：“中国现在仍然没有完成民权革命，仍然还在民权革命第二阶段。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众政权，但不是照以前那样的工农赞助国民党。到了第三阶段才是国民党消灭苏维埃实现的时候，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了，这是不对的，中央从各方面来证明政治决议案是正确的，你们务须依此决议执行……而国际电令也是如此的。”[4][P302]中央还指示湖南省委在准备秋收暴动时“‘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名义现在就可以使用起来，以此名义为中心去号召民众”。这里所讲的“革命委员会”，虽然未冠以“中国国民党”的头衔，但明显还是沿用南昌起义后成立的政权机关名称，并且明确了湖南省成立的政权机构是隶属南昌起义后组织的革命委员会之下。但这里删掉了“国民党”三个字，透露中央对复兴“左派国民党”的态度已经开始有了微妙的改变。

四、中共中央转变态度决定抛弃国民党的旗帜

尽管中央批评了湖南省委的质疑和反对，但来自地方工作同志的意见想必不会只局限于湖南一地，而且日益严峻的白色恐怖和共产党人被逮捕、屠杀的残酷现实也必然给中央机关的领导同志以深刻的教训。他们对于复兴“左派国民党”的态度也有所保留了。

9月1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中指出：“湖南暴动可分为三大区，……如此全省范围的暴动，应普遍的以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名义为号召的中心，此革命委员会于暴动成功之后组织湖南省临时革命政府。……暴动组织在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湖北分会之下，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4][P309-310]决议案中要求“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九月十日”，可见此文件应该完成于9月上旬。决议案中提到“革命委员会”时再次删除了前面“国民党”这一关键词，而且全文再也没有一句话提及“左派国民党”。对于暴动后组织的军队，也明确要求用“工农革命军”的名义。相比南昌起义后改编军队时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这些都是重大的改变。这个文件表明中共中央原来制定的复兴“左派国民党”政策开始有了明显的转变。

9月19日，中共中央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决议案》开头便承认：“最近几月的经验（包括南昌军队中的暴动与两湖广东革命的农民暴动的爆发）指示出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已经很快的把国民党变成政治的尸首，形式上国民党现在正经过分化堕落的过程。由其腐烂的的尸体中产生出赤裸裸的军阀专政。”文中接着讲：“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中央根据此点，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文件宣布：“以后关于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当然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文件同时对苏维埃问题提出新政策：“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4][P312-313]这个文件的发布标志着两个月前中央制定并一直要求下级贯彻执行的复兴“左派国民党”政策彻底结束，相应的，中共中央要求下级在这一问题上立即转变以前的做法。

中共中央除了通过党内交通线向各省委传达这一新的精神，还专门派出八七会议选出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赶赴广东，向已经进入广东潮汕的南昌起义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传达中央关于“左派国民党”的最新精神，同时张太雷还负有与前委会合后将前委改组为南方局的使命[11]。

张太雷25日赶到汕头，找到起义领导机关后，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然后召集大家于次（26）日开会。根据张太雷传达的中共中央最新精神，会议达成“国民党的恢复已决定停止”的共识[7][P74]。但因军情紧急，会议没有进一步讨论结束“左派国民党”政策的细节。

9月底，南昌起义主力在潮汕作战失利，撤退时又遭到敌军截击，起义军主力已无法继续与敌军对抗。10月3日，起义领导机构在广东普宁的流沙召开善后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向全体同志宣布；“现在我们奉中央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的干下去。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5][P324]至此，中国共产党短暂的“复兴左派国民党”政策宣告彻底结束。

五、对“复兴左派国民党”政策的分析与反思

南昌起义主力失利后，在中共党内的报告总结中可以看到不少对南昌起义继续打国民党旗帜的批评。比如，中央曾批评南昌起义“没有预备去建立工农贫民的政权，没有深切觉着自己应代表工农贫民区行使权力。却只要‘继承国民党的正统’。”[7][P55]刘伯承在总结南昌起义教训时认为“暴动时因要带着国民党的帽子，未把我们土地革命的口号彻底的拿出来”是起义失利“主要的原因”[7][P145]。李立三则旗帜鲜明地指出：“国民党在武汉反动屠杀工农以后，已成为群众所唾弃已臭的死尸，所以八一革命应该是工农政权的开始，但是还死恋着已臭的死尸……”[7][P89]这些批评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他们忽视了南昌起义之所以要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并非前委自作主张，实际是在贯彻执行中央所制定的“复兴左派国民党”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之所以一度提出“复兴左派国民党”的政策，是因为要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其实，不仅“复兴左派国民党”的政策出自共产国际，整个 “大革命是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指导下进行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是它们决定后在中国实施的。有研究者专门作过统计：从1923年到1927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122次会议，作出过738个决定，从大的决策（如令中共加入国民党，对于国民革命的总方针）到小的决定（何时结束五卅罢工，何时找蒋介石谈话以及谈话时注意什么问题，等等）都有所涉及。”[12]。详细分析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期间指导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采取的对策及其后果，不是本文所能承载的任务，在此仅对“复兴左派国民党”的政策作一些简略分析。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第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对国民党的革命性质和作用做了过高的评估，提出“复兴左派国民党”的政策则与这一错误直接相关。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中共力量太小，萌生联合并依靠民族主义力量的设想。他与孙中山会见后，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对国民党的状况作介绍时“不仅强调在国民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接触过社会主义，自称社会主义者’，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断定‘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的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强调国民党的军官和士兵都非常向往俄国……他的结论是：共产国际应当与孙中山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全力去帮助中国共产党。至于力量弱小，又与工人运动毫无联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13][P4]。对于马林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中共党内有人持强烈抵制的态度。共产国际1922年7月30日通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支持了马林的提议，并对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批评[14][P7]。8月28日至30日，马林与中共领导人集中到杭州西湖，举行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13][P7]从共产国际推动、促成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进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对于国民党的重视。

此后，共产国际依然过于重视国民党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作用。1926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中说：“国民党已与共产党结成联盟，它是一个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平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15][P23]。这样的评价无疑错误估计了国民党的阶级性质。

在“四一二事变”之后，斯大林还进一步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保持同国民党的合作。他明确认为：“没有这种合作则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与前不同的只是，他宣称：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四个阶级在内的“全民族联合战线底革命”，而随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叛变，革命已经进入到没有资产阶级的第二个阶段。它意味着，“国民党洗去了污点，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进入其发展的更高阶段即土地运动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能“把中国一切旗帜最受欢迎的国民党旗帜交给国民党右派”，而且有必要把武汉政府进一步改造成工农民主专政的机关，“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16]。

到了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如果看轻国民党这个革命运动的特殊组织形式，实际上便是助成右派攫得国民党的旗帜。”“不能把国民党的旗帜，不能把民族自由斗争的旗帜，让给民族自由斗争的叛贼。”[4][P115-116]正是共产国际过于看重国民党这面旗帜，才直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七一五”之后提出复兴“左派国民党”这一政策。

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指导上的第二个重大失误是照搬俄国革命经验，提出“三个阶段”理论。

“三个阶段”的理论来源于俄国革命的历史，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层把这种理论移植来指导中国革命。这种理论把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比作俄国的1905年革命，第二阶段比作俄国的1917年二月革命，第三阶段才是1919年的十月革命。

既然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代表了小资产阶级，那么即使到了革命的第三阶段，国民党也是主动力之一，继续用国民党旗帜就是很自然的事。何况共产国际认为当时还仅仅是到了“第三阶段之门”，还没有正式进入第三阶段，那么更要抓住国民党的旗帜了。

实际上，中国的社会、历史、经济等各方面情况与俄国相差极大，指导中国的革命只能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远离中国的共产国际领导层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以“三个阶段”的理论为框框，机械地参照俄国革命过程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必然脱离中国的国情，在理论和实际中发生重大差错。

在“七一五”之后继续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复兴左派国民党”的政策，无疑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之一。在此期间爆发的南昌起义虽然也执行了这一政策，但前委在南下时一度对“复兴左派国民党”政策提出质疑和改进。另外从全局来看，中共中央提出这一政策的时间很短，造成的后果并不严重。今天我们有必要梳理这一期间政策变化的来龙去脉，弄清史实，使现在的民众了解南昌起义当时为何打出国民党旗号，以便正确认识和总结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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