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风云中的冯玉祥

献身给国家，

不怕刀砍和枪杀；

献身给民族，

情愿粉身与碎骨。

民族生存，我方生存，

我身虽死，换得民族生存。

国家自由，我方自由，

我身虽死，换得国家自由。

这首题为《献身》的小诗，无疑是杰出的爱国将军冯玉祥毕生为和平民主而奋斗不息的自我写照。那么，在风云激荡的中国近现代史上，冯玉祥究竟有着怎样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呢？

组织讨逆力主南北和谈

1917年4月6日，时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的冯玉祥被国务总理段祺瑞以不能忠于北洋团体为由，免去旅长职务，改任正定府第六巡防营统领。冯一气之下，申请辞职却未获批准，遂被迫以养病为名，隐居于北京西郊天台山，以待机东山再起。

7月上旬的一天，正在天台山山门口散步的冯玉祥，忽然听见有人说：“龙旗又挂起来了，龙旗又挂起来了！”他大吃一惊，询问后才知道张勋复辟的事。于是，他气愤地一面派人把自家的房产拿到北京去典押了5000元，以备做起事费用，一面迅速着手疏散家属、检查械弹等应战工作，并乘车下了天台山。在丰台，他巧遇前来迎接的第十六混成旅军法官代表薛子良，在火车内，他俩密商了“讨逆”军事部署。次日，冯又赴天津与陆建章、张绍曾等商议了有关讨伐事宜，决定推举段祺瑞为总司令，负责全面军事指挥。“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即任命冯为第十六混成旅旅长，7月6日冯赶赴廊坊，通电誓师讨逆，尔后向张勋的辫子军驻地万庄发起进攻。十六混成旅乘胜追击，直抵北京城下，与王汝勤部、李泰部等会攻北京。7月12日晨，冯部架设云梯，攻入右安门，直捣天坛，将那里的辫子军全部抓获，张勋逃入荷兰使馆。至当天午后，京城的辫子军被全部肃清，张勋的复辟美梦彻底破灭。

已奉命回驻廊坊的冯玉祥于7月14日再次发出通电，提出了引渡张勋，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故宫，并把皇宫的财产和文物收归国有的主张，此事未获段祺瑞批准。

11月，冯玉祥奉命率部南下援助福建督军李厚基，与孙中山的护国军作战。同情孙中山革命的冯只得将计就计，缓慢行军。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冯又于1918年初奉命率部援湘，他还是采用拖的办法，抵达武穴后便驻扎下来。2月14日，冯在此发表通电，主张对南停战、和平解决，18日再发通电，主张恢复国会，以申民意，举国为之震动。

3月初，冯玉祥收到孙中山的亲笔信，该信对冯的举动倍加赞赏：“昨冬以降，南国来人，无不盛赞执事为爱国军人模范。”并希望冯继续“以恢复旧国会之主张明白宣示全国”。由于冯的主和行动，使北京政府驻在湘北的皖系4个旅及王占元、张怀芝、倪嗣冲所辖各部共17个旅不敢贸然进攻南方的护法军，战事陷入胶着状态，延缓了段祺瑞“武力统一”的进程。段为此大怒，于2月25日下令免去冯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职务，并调兵将冯部包围。在冯部全军将士的坚决拥护下，段才不得不收回成命。北京政权被直系、奉系联合把持后，冯先是被任命为陕西督军，继之又被明升暗降为陆军检阅使。

北京政变迎请孙文北上

1924年9月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奉吴佩孚之命作为数路大军中的第三军总司令，出兵古北口。临行前，冯向大总统曹锟建议：“十三师（王怀庆师）开赴前方，北京防务空虚，最好把孙禹行（孙岳）的十五混成旅调来拱卫首都。”得到同意后，孙岳即率部入京，担任北京警备副司令。

冯玉祥于9月21日率部出征后，便一路缓进慢行。到了古北口，他便停下来静观时局变化，一面秘密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代表达成倒直的协议，一面与驻喜峰口的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及孙岳秘密部署倒戈的具体事宜。10月19日，在得到东线直系连战失利的消息，同时又接到讨逆军总部参谋长张方严“九门危急，望速进军”的电报后，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召集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等部将举行秘密会议。冯对他们说：“你们大家跟了我这么多年，历尽艰难困苦。国家闹到这个样子，我真不知道会把你们带到什么道路上去。”

鹿钟麟首先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愿意跟着冯玉祥干的态度，冯当即宣布：“班师回京，推翻曹吴北京政府！”众将领一致表示拥护。会议经讨论研究后作出如下部署：鹿钟麟先期秘密回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抵达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合入城，分任警戒；李鸣钟率兵开赴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交通；宋哲元等旅也按期返京；胡景翼部同时向南移动，占领军粮库、滦州一带；冯玉祥亲率刘郁芬旅直趋北京。

会后，冯玉祥率部昼夜兼程，扑向北京。此前的10月22日夜，李鸣钟旅和鹿钟麟旅在孙岳部的配合下，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北京交通、电讯等重要机关，曹锟被囚禁。两天后，回到北京的冯玉祥，立即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建国大计，并派马伯援为代表持冯的亲笔信，前往广东迎请孙中山。冯玉祥嘱咐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说：“孙中山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的指挥。”他还会同胡景翼、孙岳等在北苑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所部改为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宣布脱离直系军阀系统，自成一派。然后，冯玉祥在迫使曹锟下令停战并将吴佩孚免职之后，又逼着曹自动辞职。形势因此急转直下，导致直系军阀大败，吴佩孚也狼狈逃跑。

与此同时，为了彻底铲除帝制祸根，冯玉祥还专门召见鹿钟麟，对他说：“一定要采取断然行动，把溥仪驱逐出宫，把故宫的宝物收归国有。”于是溥仪很快被鹿钟麟派兵逐出紫禁城，冯即于次年10月10日宣告成立故宫博物院。

1924年10月27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等表示庆贺，然后发表《北上宣言》，重申了国共合作的政纲，提出了结束军阀武装割据局面、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辗转抵达北京。但此时，由于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压迫，冯已通电下野，隐居京西天台山。不久，随着孙中山的病逝，冯的政治设想也落了空。

策应北伐三举反蒋义旗

在联合奉军将领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失败后，冯玉祥通电辞职，并在李大钊的帮助下远赴苏联，深受苏联革命的影响，遂更加坚定了继续参加国民革命的决心。其后，南口大战，国民军失败，冯玉祥在莫斯科再也待不下去了，遂秘密回国，同时派代表到广州同国民革命军商谈南北会师问题。历经一个月的颠簸，冯一行于1926年9月16日到达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从南口败退下来驻扎于此的国民军冯治安、刘汝明、方振武等部无不欢欣鼓舞。冯玉祥即与当地的国民军将领共同决定组建国民军联军，自任总司令。在次日举行的五原誓师典礼上，冯玉祥在宣言中声明，国民军联军是民众的武装，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要为解放被压迫之中国民族、解除军阀之压迫而奋战；国民军联军完全脱离北洋军阀系统，全体加入国民党，誓师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继之，冯玉祥根据当时的局面，按照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建议和国民政府的要求，采取“平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方针，率部东出潼关。在解放了被镇嵩军围困达8个月之久的西安城之后，已担任国民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又兵分六路，与北伐军遥相呼应，连克洛阳、孟津、偃师、孝义等地，于1927年5月31日与北伐军刘兴部在郑州会合，完成了与广东北伐军会师中原的战略目的。随着第二次北伐的成功，冯玉祥的势力空前壮大，光是嫡系部队，人数已达40万。因此他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

然而后来在地盘分配和军队编遣等方面，冯玉祥因不堪忍受蒋介石的排挤打击，遂称病离开南京，联络旧部及各个反蒋实力派，酝酿倒蒋事宜。1929年5月15日，冯部刘郁芬、孙良诚等通电反蒋，推举冯玉祥为“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四天后，冯玉祥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列举蒋介石的四大罪状，作出战略部署。随后由于韩复榘、石友三倒戈投蒋，使西北军陷于被动。此时已被开除党籍并遭国民政府免职和通缉的冯玉祥，为了保存实力，只得通电下野。

6月21日，冯玉祥带着家属到山西会见阎锡山，提出联合反蒋，被阎软禁于五台县建安村。10月10日，冯部宋哲元、刘郁芬、石敬亭等27人通电反蒋，蒋冯战端再起。但蒋军很快攻占陕西，冯军失利退出河南。

不久，在蒋介石、阎锡山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冯玉祥于1930年2月28日被阎锡山亲自接到太原，二人开始商议反蒋事宜。冯即将夫人李德全和女儿留在太原作人质，尔后秘密赴陕，开展联络旧部的工作。3月14日，国民军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鹿钟麟等57人通电劝蒋介石下野，列举了蒋的十大罪状，并于次日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等为副总司令。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于4月1日分别在太原、潼关和桂平宣誓就职，冯即任命鹿钟麟为前敌总司令，进驻郑州部署前方军事，以张维玺部为第一路，出紫荆关；以孙良诚部为第二路，庞炳勋部为第三路，沿陇海线出郑州；以宋哲元部为第四路，孙连仲部为第五路，分别由陕、甘、宁、青陆续向河南进发；以万选才部为第六路，沿陇海线向开封、归德（今商丘）前进；以郑大章指挥骑兵团，进入豫东、皖北，配合步兵作战。调刘郁芬兼代陕西省主席，为后方总司令，负责陕、甘、宁、青的一切事宜。在调兵遣将、部署妥当之后，蒋介石于5月11日下达了总攻击令。

中原大战伊始，阎、冯、李联军曾处于优势。蒋军主力刘峙的第二兵团虽然占领归德、宁陵等地，沿陇海线西进，但旋即在冯军孙良诚、吉鸿昌的攻逼下，退到鲁西南；在冯玉祥亲临许昌前线指挥后实施的有力反击下，曾一度占领许昌的蒋军何成浚的第三兵团又退到漯河以南；阎锡山的晋军渡过黄河，占领济南；李宗仁的桂军攻占了长沙、岳州，使蒋介石腹背受到严重威胁。但6、7月间，由于桂军的后路被蒋军切断，被迫退回广西，从而使蒋军得以在平汉线上站稳脚跟并组织津浦线的反击，重新占领济南，形势逆转。与此同时，冯兵分三路，以夺取徐州为目标，向陇海线发起总攻击，并在郑州组织会战，却因未得到晋军配合而收效甚微。其后洛阳龙门被蒋军攻占，受到威胁的冯军只得退向豫北。再加之张学良于9月18日通电拥护蒋介石，并派大批东北军入关助战，使反蒋阵线顿时大乱，战局急转直下。冯、阎遂于10月15日联袂宣告下野，结束了中原大战。冯玉祥被迫只带着2000人的手枪队，辗转来到山西汾阳一个名叫峪道河的小山村里。

解甲泰山心系民族危亡

九一八事变后，富有爱国思想的冯玉祥于1931年9月22日托人带亲笔信给其以前的亲信部将张自忠、冯治安，鼓动他们致力于抗日救国事业；9月23日、26日，他分别两次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的穷兵黩武、媚日求荣罪行，提出了关于抗日救亡的各项主张，要求迁都备战，保障自由、民主等。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反蒋抗日的声浪之下，蒋于同年12月15日被迫通电下野后，应汪精卫及胡汉民、孙科等人的屡次电邀，冯离开峪道河，乘火车由平汉线南下，拟与汪精卫等共商国是。途经济南时，他以前的老部将、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亲到车站迎接，为冯接风洗尘，并对其在中原大战前关键时刻的脱冯投蒋行为真诚地表示了忏悔，获得冯的谅解。

冯玉祥抵达南京后，汪精卫却称病拒绝晤面。而此时在汪精卫等人的支持下，蒋介石又重新上台，二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继续奉行消极的不抵抗政策。第十九路军与进攻上海的日军激战正酣，已在国民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的冯玉祥便当面向蒋提议“派遣军队，前往应战”，蒋却声称“军队不能他调”。1932年2月，冯又向蒋要求“率敢死队到前方杀敌”，再遭冷遇。结果，上海抗战因后援不济而遭到不应有的失败。冯有志抗日，却报国无门。于是在极端的失望、愤懑之中，他不仅拒不出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一职，而且还公开发表电文，对蒋、汪的投降卖国行径予以痛责。

此时，心力交瘁的冯玉祥又想起韩复榘的邀请，想到了清幽雅静的泰山。于是，他在3月24日愤然离开南京，直奔泰山，在凌汉峰前普照寺居住下来。

虽然身在泰山，但冯玉祥却时刻心系民族危亡。他组织了一个研究室，与贴身随从们一道认真学习革命理论，由此使他的思想继续转向进步。他还通过各种途径，时刻留意着时局的变化，并梦想着再次拥有一支军队和一块地盘，以实现其抗日主张。有一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坦露心迹道：“收复失地，抗战到底，并组织民众，成立全国民意机关监督政府，乃今日救国之不二法门也。”为了鞭策自己，警示他人不忘国耻，他又在泰山“冼心亭”内的额版上题刻下这样一句话：“你忘了没有，东三省被日本人侵占了去，有硬骨头的人拼命夺回来。”并刻有东北三省的面积和人口。而中国共产党也适时通过王梓木等人，劝说冯玉祥应采取发动群众等方式来实现理想。

同年9月，吉鸿昌潜赴泰山，力劝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组织抗日武装。加之宋哲元已就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其部下张自忠、冯治安等都与冯私交深厚，冯因而萌生了在这些人的掩护下积蓄力量，以便与中共联合抗日的想法。经过联系，驻扎在张家口、隶属于宋哲元部的一个名叫彭国政的团长，表示欢迎冯去张家口，并愿听其指挥参加抗战。冯遂于10月9日从泰山迁居张家口。

抵张家口后，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更加频繁，他甚至干脆向中共“正式提出要求，派干部一起和他筹划组织抗日同盟军。当时先期派到张垣的干部有张存实、武止戈、许权中等”，这些人主要做军事工作。

在日寇攻占山海关，大举向热河、北平、天津及察哈尔等地进犯的危急情况下，冯玉祥联同旧部方振武、吉鸿昌等，于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通电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吸引了各地的义勇军纷纷前来投奔。不出数月，作战异常英勇的同盟军将士便相继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了察哈尔东部各地以及康保、宝昌、沽源和多伦等。

冯玉祥的抗日活动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振奋，却使蒋介石、汪靖卫大为惊恐。于是他们先以高官厚禄相利诱，试图劝冯取消同盟军，停止抗日，结果遭到冯的严词拒绝：“谁要是亲日妥协，谁就是我的敌人，决无合作之可能。”见软的一套行不通，蒋介石便调集16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和装甲车的配合下，围攻张家口，封锁平绥铁路，同时又从同盟军内部大搞收买瓦解工作，使同盟军陷入困境。出于避免内战、保全宋哲元地盘等方面的考虑，冯遂于8月上旬宣布辞职，解散抗日同盟军。8月14日，他无奈地离开张家口，二上泰山，入住五贤祠内。

期间，冯玉祥勤于读书写字，探求革命真理。为了自警自励，他在书房的墙壁上刻下这样一行诗句：“救民安有肩息日，革命方为绝顶人。”并且还亲自撰写碑文，在普照寺后的山坡上立下一座警语碑：“若不信辩证唯物论，则我民族不能复兴。”为了反蒋抗日，他继续与各方反蒋势力和所属旧部保持着联络，李烈钧、孙科、陈公博、王懋功、王造时、曾琦等人都前来拜访过他。对冯仍不死心的汪精卫不仅给他寄来10万块钱，还派其夫人陈璧君出面相劝，企图达到拉拢利用的目的，结果都是枉费心机。11月29日，李济深、蒋光鼐等人发动福建政变，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遭到蒋介石血腥镇压。

1935年7月20日，李烈钧致信冯玉祥，力劝其借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召开之机前往南京，从国民党内部着手团结积聚抗日力量，力争成为抗日主战的在野派以及各杂牌力量的代言人，以阻止南京政府完全走向妥协投降。不久，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尽管冯也深为自己的安危而担忧，但考虑再三，最终他还是接受了蒋介石的电邀，于同年11月初由泰安来到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之职。

亲近中共维护抗日大局

1936年9月18日，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冯玉祥为上海各界要求联合抗日的呼声所鼓舞和感染，遂通过广播和报纸，一再表明自己坚定的抗日立场，呼吁社会各界为抗日而努力。毛泽东同志认识到冯是国民党内部值得争取和联合的力量，因此专门给冯写了一封信。通过此信，冯对毛泽东有了一定的了解，也很佩服信中所说的抗日救国道理。冯根据周恩来要重视广泛宣传动员民众的建议，在武汉创办了三户印刷社，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意，表达抗战必胜的意思。他指示印刷社大量印制了《列宁全集》和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向后方国民党统治区输送。1938年1月11日，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惟一报纸《新华日报》创刊时，冯为之题词：“大众喉舌”；该报创办两周年纪念日，他又题词：“精诚团结抗战到底”。三户印刷社还将《新华日报》社论印成单行本，在该报迁往广西桂林后，它又承印了《新华日报》重庆版，由重庆排好底版运到桂林印刷，在广西发行。不久，三户印刷社被广西当局查封，《新华日报》底版在重庆被扣，冯提出抗议无效，遂告停印。

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屡次掀起反共高潮，逮捕了大批爱国志士。应周恩来的请求，冯玉祥积极奔走，多方没法，先后将胡志明、张申府、王伯阳、沈钧儒、华岗、浦化人、楼适夷、周民藩、陈左武、骆宾基、孟克等人营救出狱。

1941年11月14日是冯玉祥的60寿辰，《新华日报》特辟出一个整版，在“庆祝焕章先生六十大寿”的大标题下，刊登各方的祝电、贺词和寿文。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董必武、叶剑英等均从延安发来贺电，周恩来著文并亲笔题写了“寿焕章先生六十大庆”标题，对冯玉祥前半生的许多历史功绩给予充分肯定，并为他指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受到鼓励和鞭策的冯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首“谢寿”诗，表示他已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崭新的人，向真理不断前进。

尽管冯玉祥明知其随从人员周茂藩、赵力钧、李正文是共产党员，但依然对他们信任有加。冯还与多位中共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往还密切，因而深受影响，思想上进步很快，这引起了蒋介石的忌恨。蒋遂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对冯进行人身攻击，甚至采取把特务安插在他身边的手段对他进行监视，并试图把他与外界隔绝开来。但冯毫不屈服，照旧通过演讲、写文章、开展献金运动等多种方式，积极宣传抗战、民主和进步的主张。他在《新华日报》刊登启事，卖字筹集资金以便救济在抗战中负伤的将士。被他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有位名叫曾树屏的先生专程来到重庆，向冯表示要为抗日捐款10万元，冯当场欣然提笔写下“要想着收咱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这样一副对联送给他。不料曾先生因此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未及营救便死于狱中。受此强烈的冲击后，冯便有了与蒋介石公开决裂的想法。1942年7月，冯玉祥对曾往泰山投奔过他的于志恭说，他想投奔陕北，并派于去三原县为他准备住房；另又派旧属葛效先、刘致军预先探路，以便在被蒋逼急的情况下，可以轻车熟路，直奔中共控制下的革命根据地。

在毛泽东同志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期间，1945年9月1日晚，毛泽东应邀出席了爱国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酒会，冯玉祥专程到会，与毛泽东相见，并兴奋地发表讲话说：“今天这个场合，正好实现了孙总理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我们高兴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还有人要来破坏呢！”他的讲话引起了在座者的极大共鸣，博得了热烈掌声。事后，当蒋介石向冯玉祥质询有关情况时，冯回答说：“不错。当我一提到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时，大家都不知不觉鼓起掌来，这应当说是孙总理的成功，也应当说是你的努力。”蒋介石阴沉着脸，十分不悦。

与蒋决裂走向民主新生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一触即发。虽经冯玉祥多次劝谏，但蒋介石一意孤行，始终顽固坚持其消灭中共、破坏和平的政策。冯深感绝望，又恐遭蒋的报复，于是，他找了个借口，在征得蒋同意后，即以国民政府“水利特使”的身份，于1946年9月14日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旧金山。

在美期间，冯玉祥除了考察水利之外，还时刻关心着国内的局势。1947年5月20日，南京各校学生与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学生代表6000多人在南京举行联合大游行，发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吼声，却遭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压，史称“五二○”血案。当冯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在旧金山的《世界日报》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对国民党袭击、逮捕学生的暴行给予强烈谴责，并要求立即停止内战，组织联合政府，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10月10日下午，冯在纽约居住的旅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新闻媒体公开声明他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美国扶植蒋打内战的政治态度。其间，当一位美国记者提问：“你这样说，不怕蒋介石谋害吗？”冯镇定自若地回答道：“我如果怕死，就不这样说了。”当晚，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职员俱乐部举行的中国学生欢迎会上，冯在发表《国庆演说词》时，呼吁“大家携起手来，团结起来，为真正的联合政府而奋斗，让中华民国名符其实”。

11月9日，由旅美爱国侨胞发起的反蒋统一战线组织——“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在纽约成立时，冯玉祥被公推为主席。该联盟为了扩大影响，壮大实力，还在旧金山、华盛顿、明尼苏达等地设立了分部，而冯在纽约的家，则成为旅美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联盟成立伊始，冯即以主席的名义致函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国务卿和美国国会，重申反对美国援蒋助长中国内战的严正立场，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六天后，冯又在美国《民族报》上发表题为《我为什么与蒋介石决裂》一文，说明自己与蒋决裂的原因，指出：“蒋介石政权是中国所有腐败政府的顶峰，外国的金钱是无法使它免于垮台的。美国应停止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12月7日，冯应美国“民主远东政策促进会”之邀，在“珍珠港事件”六周年纪念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说中，以确凿的事实说明“美国政府援蒋是走的一条错路，是破坏中美友谊之路，是最不聪明的办法”。当月，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紧急“援华”案，拟向蒋拨款6000万美元，当拨款委员会调查小组请冯出席作证时，冯据理力争，终于促使其将款额削减为1800万美元。

上述活动使蒋介石感到如芒在背，遂气急败坏地强令冯玉祥回国，遭拒后又以“冯玉祥在美国肆意诋毁元首”的罪名，撤销了他水利特使的职务，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并串通美国政府，吊销了他的护照，使冯在国外陷入异常艰难的境地。但冯却坚贞不屈，继续反蒋。1948年年初，冯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后，又负责筹建了民革驻美国总分会。此后，他开始酝酿写作《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准备以自身的经历和认识来更加全面深入地揭批蒋介石。1月7日，忍无可忍的蒋最终以“行为不检，言论荒谬”，“违反党纪，不听党的约束”等罪名，开除了冯的国民党党籍。一个月后，冯在《纽约下午报》发表了《致蒋介石的一封公开信》，措辞更加激烈地历数了蒋背叛孙中山、出卖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行，要求蒋立即下台，“把所有交还人民”。2月10日，自感危机的冯在纽约预立遗嘱，决心为和平民主事业而献身。

解放战争后期，美国政府对完全丧失民心并败局已定的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也失望至极，便密谋抛开蒋，拉拢中国的第三势力改换门庭，另组政府，耍弄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把戏。由于冯玉祥对美国政府的收买笼络无动于衷，故而被驱逐出境。适值中共中央发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冯遂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积极响应，决心回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但为了预防不测，他只得偕全家人等于7月31日搭乘苏联“胜利号”客轮，绕道苏联踏上归程。当船行至黑海时，因卧舱失火，冯及其小女儿冯晓达同时遇难。毛泽东、朱德在给冯的家属的慰问电中，高度称赞冯玉祥“置身民主，功在国家”。

1949年9月1日，党中央为冯玉祥逝世一周年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笔题词致悼意。三年之后，中共中央根据冯的历史功绩和家属请求，决定在泰山修建陵墓，将冯的遗骨安葬于此。1953年10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在泰山为冯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 责编 兴 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