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法：在完善中走向成熟
时间：2020-10-09 08:01:3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6年5月15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颁布20周年纪念日。二十年前的5月15日，中国律师行业拨开云雾，开始从混沌走向有序。二十年来，律师法三次修订，不断走向完善。律师执业权利得到保障，中国律师业开始由单一诉讼服务向多元、纵深拓展。二十年后，互联网大潮来袭，对律师业提出新的挑战，律师法的修改和完善再次被提上日程。
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数百名中国法律界的专家学者、律师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回顾律师法的修改历程，展望律师和律师业的未来，无论是对于律师业的健康发展，还是法治中国建设进程，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996年：走出伊甸园
1996年，对于中国律师业来说，出现了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那就是律师法诞生7-，
从这一天起，律师不再是国家干部，而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事务所不再是行政机关的附属，而是具有中介性质的法律服务机构。国资、合作、合伙三种形式的律师事务所并存的格局得到法律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律师执业机构多元化的特点开始得到体现。
而这一切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进喜看来，集中体现了我国律师制度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王进喜以圣经为喻，他说中国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就像创世纪，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这些法律已经规定了律师的责任之后，律师从何而来，到哪儿去找，这些没有得到重要的保障。有了律师，社会主义的法治才有可能性，因此，1980年制定的律师暂行条例建造了中国律师的伊甸园，我们看到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工作机构是法律顾问处，是事业单位。也就是说，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奠定了一个因地制宜的起点。
正是在这个起点上，中国的律师行业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
“完全与市场隔离的律师队伍是不现实的，律师职业本身有着商业性的因素，这种商业性因素就像是青春期的荷尔蒙，激励着广大律师挣脱体制的束缚。”王进喜说。
在若干年改革试点之后，1996年律师法正式宣告中国律师走出了伊甸园，从天上来到了海里。
该法第二条规定，律师是取得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不再强调所有制形式，强调是法律服务人员，进行了现状描述。我们看到，正是这些规定打破了所有制的束缚，激活了律师业的活力，确定了律师行业发展的方向，使得律师行业突飞猛进地发展。
“我们今天有律师30万人，恰恰是当年的成就。行业的发展，扩增了律师的数量，这个群体是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基本保障条件。”王进喜说。
2001年：迈向法律共同体
律师法颁布实施五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律师事业的健康发展。面对新的世纪，司法部官员强调说，要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发展和完善律师制度的新路子，从而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律师制度。
这一年的6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新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规定国家对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实行统一的考试制度，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制定司法考试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实施。由此，我国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正式建立。
为了和已经建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接轨”，当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对律师法第一次修正。
该法第六条被修改为：“取得律师资格应当经过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经国家司法考试合格的，取得资格。”
这三部法律的修改，标志着中国以法律为志业的法律人共同体开始形成。从此，法官、检察官、律师这三个具有共同的法律知识背景、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利益的群体走到一起，为构建完成中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而共同努力。
与此同时，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颁布不久的律师法开始显露出一些不适应形势发展的地方。
比如，在律师的权利方面，其中阕卷权、调查取证权、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障权在律师的权利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这些重要权利规定在律师法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并且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对律师法进行修改和完善，从而使中国律师业逐步完善，获得更快、更大的发展，已经是迫在眉睫。
2007年：律师权利从纸面走向真实
自2004年起，司法部组成修改律师法专家组，着手修改律师法。终于在2007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通过了对律师法的修订。
律师制度恢复二十多年来，关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几乎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呼吁不断，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一直为人诟病。为了保障律师正常的调查取证工作，新法为此作出了努力，在扩大律师权利方面有所推进，比如会见嫌疑人无需批准、不被监听，会见时间也提前为当天，而阅卷复制权提前到检察阶段，至于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相比以前，都算是不小的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律师职业的定位方面，本次修改颇有亮色。在经历了把律师定位为“国家法律工作者”的错位后，律师曾被突破性定位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引申为社会中介人员。把律师回归到社会是一个解放，但从国家到社会，由一极跑到了另一极，律师职业过度社会化、商业化，不仅丧失了律师固有的职业属性，也被排斥在法律共同体之外，无形中失去了与其他法律职业群体平等获取和行使职业权利的平台，律师沦落为商人与“掮客”，法律工作者的特殊价值与职业追求被削弱了。
本次修改草案特别规定：“律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为使命。”这就回归了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的本质属性，凸显了律师的神圣使命，相对于名声受损、已经有些剑走偏锋的，律师来说，如此定位是一大进步。
在王进喜看来，这说明整个社会对于律师性质和作用的认识在不断提高。这一规定实际上明确了律师职业的公用性和职业性，是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法律基础，我们都是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都是要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从党的政策来看，党和国家也历来重视律师工作和律师队伍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于改善律师工作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也作出了规定，明确了律师职业目标和路径，这是对律师职业的进一步深化。去年的全国律师工作会议还将律师工作放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大局中加以谋划，这对于推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律师工作的开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2012年：与新刑诉法接轨
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律师法进行了第三次修改。此次律师法修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的需要。
据媒体报道，具体的修改内容包括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身份问题、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律师会见与不被监听的问题，律师阅卷权的问题、律师涉嫌犯罪的问题以及律师保密义务的问题，共6个条款，实现了与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的完全一致。
虽然已经经过三次修改，但是面对我国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和律师业的发展需要，律师法有一些地方依然不能适应。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龙电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亚兰就认为，此次律师法修改，适应了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需要没错，但是如今，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也进行了重大修改，律师法理应与时俱进。
“应对没有涵盖上述三部诉讼法规定的律师法中相应条款予以修改。同时，还要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细化律师的执业范围、权利和义务等。”李亚兰说。
李亚兰认为，现行律师法关于律师权利与义务部分，多规定律师义务，对权利着墨较少，应在进行修改时，将律师业务和权利义务分开为两个章节，并着重考虑增加律师权利内容，以排除律师执业的障碍。
对于建议专设章节进行规定的律师业务，李亚兰表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建议专门对律师业务进行规定，增加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和军队法律顾问以及参与立法起草等业务内容。
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向大会提交的提案之一就是尽快修改律师法。
他说，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律师制度改革深入发展，取得了很多方面的积极成果。“随着新常态，我们希望很多变化能够通过律师法的修订反映出来，能将中央关于完善律师准入制度，建立律师统一职前培训制度，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以及对律师的执业权利保障等方面，能跟改革衔接得更好。”王俊峰说，“这个工作对进一步加强律师行业建设和律师事务所的服务和管理，从而激发律师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也会产生更多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