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民歌:源头\灵性与革新之路
时间：2020-11-21 07:58:5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龙云，生于1957年，硕士，教授，现任榆林学院副校长。《榆林学院学报》主编，《陕北》杂志主编，《陕北文化研究》主编。
出版专著《点击文学》，主编论文集九部，出版单行本一部。
在理论创作的同时，一直不废创作实践，在《芳草》、《延河》、《宁夏日报》、《陕西日报》、《长江日报》、《草原》等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80多万字。
主持陕西省省级重点学科一项。获陕西省人民政府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一次。
我们自己的陕北民歌
什么时候有了陕北民歌，我们暂且还不知道或已经很难确切地知道了。但我们知道，自从我们的爷爷父辈们开始唱陕北民歌那会儿始，我们的陕北民歌就再也没有间断过。历史让我们学会了忘记，我们忘记了多少陕北民歌，那是以“亿”为单位的数字后面还要加多少个“零”才能为计数单位的。我们现在记忆的陕北民歌只是九曲黄河翻滚逐浪中的一朵水花，几经开放，几经败蕊，然后随意拣拾的几朵罢了。
陕北民歌是一种区域民歌，是陕北这个特定地域中的特定民间艺术形式。在文化传播媒体落后的时代，它千百年来局囿在这块地域中成为典型的区域民歌，这是它的悲哀，也是它的无奈，它无法走出这块枷迫的土地，它和这块土地上的民众共生共长共存共亡。然而，一旦时机成熟，一旦文化传媒变得现代且快速，它的生命扩展翅膀就逐渐羽翼丰满并坚硬飞扬。
从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发萌，它的影响力迅速地张化，从抗日区域而逐渐解放区而逐渐国统区，蔓延成一种全国性的歌唱现象。它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一样，使国人在阴霾的沉重乌云笼罩中窥见了天边现出的太阳光芒。民族解放，共产党执掌天下，陕北民歌又带着陕北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温热从“十三年窑洞”中跨出步伐跨过黄河越过太行山一直跨向“琉璃红墙”；不停歇地又转头南下，越过秦岭跨过长江跨过岭南岭北……其实，全缘于一支《东方红》。也就一曲《东方红》，人们以它代替了多少年延续下来的早更钟声，人们以它替换了无数代绵延不废的晚祷眠曲；日日听，月月听，年年听，一直听了半个多世纪。
历史在转弯的时候，《东方红》被叫“暂停”。
这声“暂停”，让多少习惯了“闻歌起舞”的共和国同龄人因之而误点上班，也让多少革命战壕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老将军因之而夜里无法成眠。他们怀念，怀念一个时代，他们遗憾，遗憾熟悉的不再熟悉，陌生的还一时难以适应。
回过头去叩问，那时有多少人知道《东方红》曾是一首陕北民歌？多少人也从未想着去打开这首歌的历史档案，他们已把这首歌等同于国歌甚而至于超越国歌而进入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早已将这首歌的地域籍贯消泯得见惯不惯，他们只以情感的完满传达，注脚着这首歌的全国家地域概念。
一直到《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出笼以及又一次仅次于《东方红》的声浪覆盖全国之际，一部分人才多少被“提示”——这是陕北民歌。
陕北民歌就这样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中国卫星上天，一曲《东方红》让整个太空为之嘹亮，当年的李有源只是站在佳县的山顶上看到太阳出来——东方真实地“红”起来的实景，而现在的东方已经是大中国大东方的概念了，整体东方被太阳照得“红”满“球”了，也让全世界因一曲《东方红》知道了陕北民歌。
时间进入“历史转弯”过后的“新时代”，西方迪斯科港台靡靡之音同时攻掠神州大地之时，又一种奇怪的现象发生了。“西北风”的强劲，猛烈地覆盖了几乎同时“泊”进来的这两种音乐现象，又一次以它的强大生命显示了这种以陕北民歌为原发底动力的“风力”狂吹猛进势如破竹。还要说的是，料不定，未来的哪一年，这股风又会卷土重来，以排山倒海之力清算那些以说代唱以哼代唱以扭代唱以嘶代唱的非歌唱现象，再一次张扬它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陕北魅力。
说到中国，我们就会用到“土地广袤、幅员辽阔”这些词语，这些词语的后面就是各各历史形成的区域板块，板块的循环积淀就形成各区域的民歌。在这些区域民歌中，曾经有过《刘三姐》以对歌形式表征情意的歌坛文化现象，也有过《花儿与少年》以半歌半舞形式传达特定情感的文化现象……只是，这种现象持续的仅是一个时期，传播的范围也极有限。唯独陕北民歌，却从持续时间和传播广度上都创造了国内区域民歌之最。
陕北民歌的个性受胎于陕北的文化地理环境。黄河和长城是这块地域的骨架。长城的反复修葺，反复坍塌，只能逐渐地越修越厚越砌越高，就隆成了地域脊梁。黄河自入晋陕峡谷，由于两岸石壁的枷迫和河床狭窄的约制，不得不左冲右突咆哮夺路，一改其原有的浑荡坦陈而变得乖戾张扬凹凸无驯。黄土和黄沙又是陕北地域的血肉。黄土丘陵沟壑纵横漫患切割，山峁陡疙瘩，崾岘加渠岔，限制了交通，也阻隔了交往；浩瀚黄沙一望无际，流动不居；无风像绵羊，有风三尺浪，变化多端，形塑难料。这些，都是陕北民歌发生的首要前提，也是陕北民歌曲调的豪宕粗犷缠绕张驰的内因机制，也是陕北民歌歌词坦率直白火辣情深的外感发生原由。
陕北民歌的共性受孕于陕北性格集体的博融性。历史上，这块地域从秦代就有了长城，以后，还有了汉长城明长城。长城是以“大围墙”的功能欲将自己封闭起来阻挡外来势力的侵入而闭关独守自我发展的，可惜的是，越是深墙高垒，越逗引了墙外民族对墙内世界的窥视。他们运用一切军事手段不惜一切经济代价一而再再而三地切割长城直入陕北。后果是，惨遭蹂躏后掠夺了财产霸占了土地还“丢失”了一部分“士兵”。每一个朝代都重复了这种行为，每次重复，遗留的“士兵”都有不同，这就为“陕北人”基因增加了集体成分。增加的成分还有墙内世界的挤入，边陲塞上，常让朝廷皇帝提心吊胆，所以，他们就常将两部分人派往陕北，一部分是军事重臣，这部分人或带湘军或带淮兵三年五载甚至十年二十年囤居塞上抵御外寇，有的人或退役塞上安家而居，有的人或寻妻生子塞外入赘。另一部分人是革职降官贬谪塞上，他们被迫地携家带眷离京赴塞，他们知道从此不再会返京复任，他们也无法希求重新回到江南故乡，他们就安心遵命地作了塞上的普通公民。还有很多不可知的人员因了不可知的原因加入了陕北人的集体行列。这些人集合成了陕北人的群体性格，这就是“杂取种种”而拼成的陕北性格集体。性格的集体性就诞育了陕北民歌的共性特征，所以，陕北民歌的风行就让这种“普遍”占了上风，能为各个不同区域的受众所接收，形成较庞大的受众系统。使陕北民歌一旦传唱后，就有了全国的共鸣性和个体情感的和适性。人人能接受，人人喜欢唱，走出了地域，走向了全国，幅射了世界。
陕北人爱唱，陕北人会唱。陕北人的唱，其实就是言说。
战争的频繁，土地的掠夺性开垦，陕北变得日益“苦焦”。生活不仅苦，还“焦”，焦急，焦虑，焦忧，焦心。如果说“苦”只是一种物质层面的痛苦，那么“焦”就已经上升到精神层面的痛苦了。痛苦了怎么办？“女人忧愁哭鼻子，男人忧愁唱曲子”，“心里麻烦由不得唱”，“一个酸曲唱出来，肚子里的高兴翻出来”。精神层面的痛苦只有用精神层面的“享乐”才能解脱。“受苦人”直受到上无片瓦下无锥立之地连“苦”都无法“受”的地步时，只好去财主家的地上去揽工，然而“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无奈，只好外出替人家《赶牲灵》，“走洲县过城府没睡过囫囵觉，精尻子添夜料边添边尿”。“赶”不下去时，只好背井离乡别妻洒泪只身《走西口》，“去年遭年馑，地里寸草也不生，没打下一颗粮，活活地饿死人。官粮租税重，逼得人跳火坑，手中没有钱，不走西口怎能行？”天下乌鸦一般黑，西口也难走下去，最后只能《卖娃娃》，“山蔓蔓拿秤称稍比麦贱，荞麦花和秕谷都能粜钱。一个娃卖钱是三至五串，母子们难分离实实可怜。”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唱，是比哭还难受的唱。但他们只能唱，他们没处说，一家如此，家家如此，他们只能自言自语自说自唱。他们也愤怒，愤怒到无所顾忌，“青天蓝天老蓝天，杀人的老天不眨眼”。本来，在生活无着痛苦无依的境况下的陕北民众是非常虔诚地相信上天的，相信上天是会睁开慧光之眼普济天下众生的，然而老天似乎也已经熟视无睹漠然见惯的一样，于是才有了这样发自地底深处的绝望之唱。这实在是对旧的社会旧的制度不公的大声疾呼和呐喊，只有呐喊了嘶唱了，才能解脱暂时的苦焦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