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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西汉初年人口政策的历史作用和影响

    时间:2020-11-22 08:00:4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西汉是我国第一个长时间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是中国各种规章制度趋于成熟的时期,它的历史经验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封建王朝,其中就包括西汉初期的人口政策。此外也要看到影响古代人口发展的其他因素,以及汉代人口政策的负面影响,这一政策的弊端是不容置疑的。中国人口数量也就在“休养生息”政策的影响下,反反复复的增长与减少。

    [关键词]西汉;休养生息;人口政策;政策影响;弊端

    西汉作为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长时间封建大一统国家,它在很多方面都为以后的朝代做出了重要的榜样。“文景之治”是中国第一个封建盛世,它的繁盛、富庶、安和,多为后世所景仰的,它的政策也就成为了后世的信条。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成为恢复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而这其中的人口发展政策,也成为了后世传承的经典政策。但是这一“经典政策”也成为了后世无数封建王朝带来了很多无法调和的矛盾。

    以下首先来根据有限的原始资料和目前的研究水平,对西汉初期的人口发展做一简单的分析。

    一、西汉初年的人口数量变化及其人口政策

    西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发展的时期,也是见于历史文献最早并比较有准确的户口统计数字的时期,《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的全国户口统计数,总数约为6000万,但在整个西汉时期的人口曾经历了重大的变化,现在先来分析一下西汉初期的人口数量变化与政策:

    (一)汉初人口的减耗

    继秦代苛政、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的多年战乱,以及自然灾害的频繁,“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1)。西汉初,“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2)。汉高祖六年(前201年),萧何封鄼侯八千户,宣曲侯最少仅六百七十户,曹参封平阳侯户数最多,亦不过一万零六百。较秦时吕不韦封侯十万户,仅及十分之一。人口之萧条,于此可见。

    高祖曾询问曲逆户口,御史奏以“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余户”(3),亡匿人数达六分之五。《汉书》无汉初户口记录,根据“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的记载,说明汉初因战乱及自然灾害而逃亡异乡,已是极普遍的现象。

    杜佑《通典》记载汉初为“方之六国,十分之三”(4),那么汉初人口仅存六百万。梁启超则据《史记·秦本纪》及《六国表》所载秦汉之际人民伤亡情况,更提出“方之六国,不及二十分之一矣”(5),汉初人口被越说越少了。

    (二)高祖时期的人口政策

    汉初社会经济的残破局面,据史载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由颜色相同的四匹马拉的车),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6),为了恢复生产以维持并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以汉高祖刘邦为首的西汉统治者,被迫采取了一些比较现实的措施:

    1.首先恢复农业生产秩序,使农民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

    (1)解兵归农,组织军队复员,“兵皆罢归家”,并“以有功劳行田宅”,军吏士卒无爵或爵在大夫以下的,一律进爵为大夫,给予土地使成为自耕农,从事农业生产,并免除其徭役;(2)战争期间,“聚保山泽,不书民数”的人民“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3)释放奴婢,“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7);“轻田租,什伍而税一”等,由是“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8),政府所控制下的在籍人数也就大大增加了。

    2.推行早婚,奖励生育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下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9),惠帝六年(前189年)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10)。西汉政府还以户口是否增加作为对地方官政绩考核的主要依据。

    3.加强户口管理

    西汉称户籍曰“名数”,当时登录“名数”主要依靠严密的基层组织,即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一里,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乡有三老:秩、啬夫和游徼,分别掌管全乡的教化、户口、诉讼、赋役和禁盗贼;在县和道并专设户曹管理户籍和统计人口,每岁“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然后汇总“岁尽遣使上计”。

    (三)文、景时期的人口政策和人口变化

    文、景时期(前180—前141年),继续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进一步劝课农桑和实行轻徭薄赋。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下诏“除田之租税”(11),免收天下农田租税十二年。丁男徭役减为“三年而一事”(12),算赋也由每年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开放山泽禁苑给贫民耕种,颁布赈贷鳏寡孤独的法令等。景帝二年(前155年),“令田半租”(13),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通过提倡农业,减免徭赋,农民负担减轻,社会相对安定,农业生产大大发展,“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14)。

    通过以上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汉初期整个统治阶层都在尽力的恢复人口,发展农业经济。“自孝惠至文、景,与民休息,六十余岁,民众大增,是以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15)。由于“蓄积岁增,户口寖息”(16),一改汉初“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的旧观。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17)。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廋尽满,而府库余财”,人口上升达到汉代前期的高峰。

    二、汉代政策的积极作用

    从第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出汉代政策对西汉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经过了高祖和文景之治的恢复之后,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的国力到达了顶峰,这也为武帝武力打击匈奴势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前期的积累,没有庞大的人口基数,没有经过恢复的社会经济,是不可能提供给汉武帝如此大的展现空间的。从某个角度说,是汉初的政策造就了汉武帝的辉煌。

    当然汉初政策不仅稳固了一个个封建王朝,而且为整个中国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政策的实施,那么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占据重要篇章的封建盛世很可能就会不复存在,而那些撑起中华文明脊梁的伟大学术思想和辉煌的四大发明以及各种精神和物质上的创造也很可能灰飞烟灭。也许中国在西方掀起的航海热潮的时候就会向其他的地方一样沦为完全殖民地。所以说汉初的政策也是延续中国文明的基石。

    三、汉代政策的负面影响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每个朝代在新建的初期都会实行汉代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用来恢复被战争和灾荒破坏的社会经济,经过朝代初期的几代后都会经历一个盛世,人口增长迅速,社会经济发展迅猛,从而达到一个社会高峰。但是这种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人口大量减少、可耕种土地大量荒芜的实际情况下,在丰衣足食的和平环境中,人口很快又成倍地增长了上来,一代又一代倍增的人口,再度超出土地所能承受的极限,无法增大的祖业田产,被成倍增长的子孙不断分割,直到个个要饭,于是几代人之后,就会出现饥民遍野,国家又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然后随着灾情和饥民起义的出现,从而出现了中国历代王朝人口崩溃共同遇到的问题:饥民起义四起,地方军事武装割据,内战全面爆发,最后使人口减半或更多。从而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的轮回。

    这就是西汉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弊端,虽然它能使每个朝代都能在开始的时候经历一段盛世,但是每当人口增长到一个极值时,封建政府就没有办法进行调整了,当土地承受能力已经突破极限的现状了,流民增多,税收增长停滞不前甚至减少,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开始动摇,国家的危机开始显现出来。

    对外进行武力扩张也是转移国内矛盾的良好的办法,可是中国所处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进行武力扩张的可能性又不大,除了汉武帝和唐太宗、高宗进行过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扩张。西汉作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长时间封建大一统王朝,它的政策对后世朝代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因为西汉初年对于人口膨胀的问题估量不足,所以并没有对这个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中国后世的封建帝王好像也没有能够认识到这种政策的弊端,反而为盛世景象所迷惑,所以这种恶性循环也就一代一代的传递了下来。同时这种政策还造成一种很大的思想误区,那就是人越多国家越强大。中国就是在这种思想下,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人口开始极度的膨胀,造成我国现在复杂的社会局面。

    人口问题也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多,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它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民族素质的提高,所以我们要吸取古人的经验教训并以史为鉴。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点校1975年版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点校1960年版

    [3]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

    [4]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5][日]仁井田升辑栗劲等译《唐令拾遗》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

    [6]欧阳修、宋祁等编写《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1975年版

    [7]王钦若、杨亿等十八人编修《册府元龟》中华书局点校1960年版

    [8]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点校1955年版

    [9]李林甫《唐六典》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

    [10]杜佑《通典》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

    [11]《明太祖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勘本

    [12]扬子慧《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

    [13]王毓铨《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注释:

    (1)摘自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第十二》(卷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页

    (2)摘自司马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卷十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5页

    (3)摘自班固《汉书·张陈王周传第十》(卷四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7页

    (4)摘自杜佑《通典·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丁中》(卷七)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4页

    (5)摘自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

    (6)摘自司马迁《史记·平准书第八》(卷三十)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2页

    (7)以上皆摘自班固《汉书·高帝纪第一》(卷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页

    (8)以上皆摘自班固《汉书·食货志第四》(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6页

    (9)摘自班固《汉书·高帝纪第一》(卷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页

    (10)摘自班固《汉书·惠帝纪第二》(卷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页

    (11)摘自班固《汉书·文帝纪第四》(卷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页

    (12)摘自班固《汉书·严硃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卷六十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3页

    (13)摘自班固《汉书·景帝纪第五》(卷五)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页

    (14)摘自班固《汉书·景帝纪第五》(卷五)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页

    (15)摘自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第十二》(卷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页

    (16)摘自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卷一百二十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1页

    (17)摘自班固《汉书·食货志第四》(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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