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迈向中心
时间：2021-01-12 07:54:0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新世纪以来，德国移民女作家频频问鼎各类文学奖项，在德国以及世界文坛广受瞩目，成为德国文坛一支不容忽视的生力军。基于此，逐一介绍目前德国重要的移民女作家及其创作，评价她们的文学表现，探讨她们群体性崛起的原因，并指出女性写作在全球化进程和多元化社会中的巨大潜力。
关键词：德国移民女作家；新世纪；跨文化写作
中图分类号：I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4）04-0143-03
一
从1955年开始，大量劳工移民进入德国，为战后德国的重建立下汗马功劳，而这股最初带有浓重的经济和政治色彩的移民潮同时催生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德国移民文学的诞生。它从最初的“客籍工人文学”（Gastarbeiterliteratur），日渐发展壮大，直至20世纪90年代营造了德国文坛备受瞩目的文学新气象，如今，德国移民文学使德国当代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趋势，已经成为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将近六十年的发展变迁中，具备移民身份的德国移民作家们无论在创作语言、艺术形式和表现主题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转变，而这一创作主体本身的组成和结构，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如果说第一代移民作家（创作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为清一色的男性的话，那么第二代移民作家（创作期开始于八九十年代）的组成则在来源国、尤其是性别结构上大为改观。80年代后期开始，一批土耳其女作家开始崛起于德国文坛，极大地丰富了德国移民文学的题材[1]。进入新世纪以后，德国移民女作家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不但创作数量以几何倍数增长，且频频获得重要文学奖项，在德国、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取得了巨大声誉，成为德国文坛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
二
从新世纪以来德国文学的发展情况来看，移民女作家无论从个人到群体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首先，以个体而言，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走向世界”就是一个经典范例。她因作品“兼具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真，描绘了被放逐者的生活图景”而荣膺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这一殊荣，她从文坛黑马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作家，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米勒还是一位具有移民背景的德语作家。赫塔·米勒1953年出生于罗马尼亚蒂米什县的偏远山区，与德语颇有渊源：她的父母同属讲德语的罗马尼亚巴纳特斯瓦比亚少数民族；1973，她进入蒂米什瓦拉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大学期间，她加入了罗马尼亚的德裔青年作家组织——巴纳特行动团。1987年，她离开罗马尼亚前往西德，目前定居柏林，专事写作。从70年代初发表处女作开始，米勒的作品涉及诗歌、散文和小说等多个领域。但无论何种体裁，她的作品始终专注于书写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专制政府统治下的个人命运。小说《人是世上的大野鸡》（Der Mensch ist ein gro？er Fasan auf der Welt，1986）可以看作一部“前移民小说”，作品讲述了一个普通的罗马尼亚德裔家庭为移民德国所经历的艰难险阻。在申请出国的过程中，贪得无厌的政府官员对全家进行无耻敲诈，女儿甚至不得不用肉体换取政府的公章。可以说，全家为移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单腿旅行者》（Reisende auf einem Bein，1989）记录了作为政治难民从东欧小国移民至德国的伊莲娜的一系列遭遇。她深刻地依恋故土，无法融入新的生活，与几个男人的爱情关系也不能带给她温暖和慰藉，无法消除她的困惑和迷惘。她在内心挣扎中举步维艰。《呼吸秋千》（Atemschaukel，2009）被德国评论界誉为米勒的“巅峰之作”，小说以罗马尼亚德裔诗人奥斯卡·帕斯提奥为原型，再现了二战后罗马尼亚德裔居民（17～45岁）被当局出卖、被迫在苏联强制劳动营工作五年的惨痛经历。专制体制下的阴暗生活是作家无法忘怀的过去，是她留存的与其他作家迥然相异的精神资源，更是她在国际文坛获得声誉的不二法宝。除了在世界文坛广受瞩目的德国移民女作家，也有不少德国移民女作家在德国乃至欧洲境内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比如目前在德国文坛炙手可热的西比勒·列维恰洛夫（Sibylle Lewitscharoff）。她1954年生于德国斯图加特，父亲是保加利亚人。父亲在二战后的离奇死亡给列维恰洛夫的童年抹上了浓重的阴影，她在自叙传小说《阿珀斯托洛夫》（Apostoloff，2009）中讲述了一对在德国长大的姐妹将亡父的骨灰带回其家乡保加利亚安葬的故事，主要内容是“我”在寻路故乡的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整部作品充斥着对保加利亚的“诋毁性描述”，宣泄了隐藏在叙事者“我”身后的作者对父辈一代的怨怼和清算。列维恰洛夫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家，所作不多，但她的作品凭借出色的写作手法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先后获得过英格博格·巴赫曼文学奖（1998）、玛丽·路易斯·卡什尼茨文学奖（2008）、莱比锡书展“德国图书奖”（2009）、克莱斯特奖（2011）、里卡达·胡赫奖（2011）和威廉·拉贝文学奖（2011）等。
如果以上几位德国移民女作家的成就只能算是个人突破外，那么德国唯一的移民文学专业奖项——沙米索奖，则真正见证了新世纪以来德国移民女作家的群体性崛起。这一奖项从1985年起由博世基金会接手，每年评选出沙米索奖得主一位以及促进奖获得者一位（从2000年起增加到两位），该奖旨在激励用德语写作、而母语并非德语的作家。沙米索奖的设立，说明德国已经注意到移民作家的普遍存在，认识到他们在当代德国文学中的地位，而评委会由德国文学知名评论家和大学教授组成，不但证明了奖项的严肃性，其权威性更毋庸置疑。从历年获奖情况来看，女性获奖者似乎有“姗姗来迟”之意。1989年，土耳其女作家泽拉·奇拉克（Zehra rak）摘得促进奖，这是第一位与沙米索文学奖发生关联的女作家，随后，多位女性作家开始跻身于沙米索奖的获奖名单。尤其从2000年起，获沙米索文学奖和促进奖的女作家呈现井喷的趋势。粗略统计下来，从2000年至2013年的十四年中，先后有41人次获奖，其中女作家占据21人次。尤其2006年和2007年，获奖的6人全部是女作家，大有“阴盛阳衰”之势（数据统计结果均采集自罗伯特·博世基金会官网）。2013年获奖的3人中，有2人是女作家。可以预计，今后几年中，移民女作家在这一奖项中很可能继续辉煌。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移民女作家并非只在移民文学领域大放异彩，片刻即昙花一现，乏人问津；恰恰相反，她们的文学威望早已延伸至德国当代文坛，乃至欧洲及世界范围。比如今年获得沙米索奖的玛雅娜·加佩内克（Marjana Gaponenko），这位80后新锐作家堪称天才少女，19岁就出版了诗集，目前作品已被翻译成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波兰语和土耳其语等多国语言。借助翻译的传播力，相信她的知名度将会大大得到提升，而这个成功的范例，也昭示着德国移民女作家的前景不可限量。
三
对于女性写作及女性的文学地位，西蒙娜·德·波伏娃曾有如下评述：“女人的（弱势）处境促使她在文学艺术中寻找出路。她生活在男性世界的边缘，不是从它的普遍面貌中，而是通过特殊的幻象去把握它；对她来说，它不是一个工具和概念的总体，而是一个感觉和激动的源泉。……她用文字来对抗真实；她通过自然寻找自己心灵的形象，她沉湎在遐想中，她想触及到她的存在：她注定要失败；她只能在想象的领域里弥补她的存在。”[2]按照波伏娃的观点，女性从事创作是为了填补空虚的精神世界，但由于她们无法跨越自恋和自卑情结交错形成的障碍，因而无法真正观察世界，重新塑造世界。这段话如果用来描述女性文学拓荒者的创作初衷，确实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用这段话去衡量和评价德国移民女作家新世纪以来的文坛表现，似乎不太妥当。单就沙米索奖近十年来的获奖情况来看，就足以颠覆以上言论。因为在并非专门为女作家而设的这一奖项中，新世纪以来德国移民女作家的获奖人数相对她们的男性同行而言，不但未有丝毫逊色，反而以微弱优势胜出。那么，德国移民女作家为何能在短短十几年中异军突起，成为文坛不可忽视的力量呢？
与早期移民德国的作家主要用母语进行创作不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文坛的移民作家们开始转向德语写作。当德语成为移民作家的文学语言，德语与母语之间的巨大差异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冲击力，既拓宽了他们的写作思路，更新了他们的思考模式，也丰富了他们的表达，强化了他们对移民身份的认同。近年来，随着移民作家一批又一批地集中涌现，很多作家不再是第一代移民，也就是说，从其他国家移民至德国的作家已经不是其中的绝对主力。很多作家具备第二代移民、甚至第三代移民的身份和背景。对于这些作家而言，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德语就是他们的母语，用德语创作，自然手到擒来、游刃有余。尤其重要的是，对广大移民作家而言，运用德语创作，是尽快融入德国社会的重要环节，也是扩大知名度的必要策略。细看移民德国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他们多数来自东欧诸国（包括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非洲、阿拉伯地区以及欧洲的希腊、土耳其和西班牙等地[3]。从经济实力来看，这些国家和地区相比德国依然存在差距，为了能进入以德国为核心的销售市场，获得更大程度的认同，用德语创作显然是明智的选择。事实证明，用德语创作的移民作家更容易在德国文坛立足，取得广泛的认可，并在作品出版、销售和推广上占得先机。
如果说使用德语创作是移民作家近年来普遍采取的策略，无关性别，那么对移民女作家而言，她们又有什么独门武器呢？首先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德国移民女作家的群体涌现与西方社会女性主义第三浪潮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移民女作家加入创作队伍，为德国移民文学的繁荣锦上添花。在女性主义理论日趋成熟和完善的今天，广大女作家的作品不乏带有性别特色，因此独具吸引力。例如列维恰洛夫的小说《阿珀斯托洛夫》，叙事者是一个无视周遭一切，对父亲的故国——保加利亚极度不满和鄙视、个性偏执的女性。随着故事的展开，读者渐渐了解到，叙事者“我”之所以对保加利亚毫不留情肆意抨击，源于她无法原谅父亲早年不负责任的自杀行为。因为父亲的死使本来完整的家庭支离破碎，甚至使全家陷入绝望的深渊。“我”将对父亲的怨恨转嫁到他的祖国之上，正如“我”在叙述中所承认的：“我心知肚明，却无法抑制自己……对父亲的恨和对国家的恨纠缠在一起，赌气般地慢火煨着。”[4]女性主义理论曾经论证，对女性而言，父亲的形象和国家的形象是男权主义的重要构成，也是造成女性长期受压制的根源所在。因此，有评论者认为，小说《阿珀斯托洛夫》“尖刻的讽刺、刻薄的批判和强烈的影射即便在女权主义作品中也实为罕见”[5]。实际上，这部引起德国评论界广泛重视的作品，其本身涵盖的女性主义特色，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并非所有移民女作家都是依靠女性主义特色在德国文坛立足的，其中不乏与女性主义创作关联甚少的女作家。但是，女性作为“第二性”，而移民作为社会边缘群体，使移民女性在德国处于双重边缘的境地。表达女性在移民现象中的权利与诉求，书写女性在移民进程中的情感与体验，发出女性特有的声音，是德国移民女作家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女性双重边缘的观察视点，独特的叙事策略和叙事经验，女性特殊的审美经验和生活际遇，都有助于移民女作家创作出有别于男作家的作品，形成自身特有的话语风格，从而在德国文坛获得一席之地。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移民群体的产生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移民文学应运而生，成为移民进程中的突出现象。德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然而，在过去近三十年中，移民文学的发展相较20世纪50年代，发展势头迅猛，如今，德国移民文学不但丰富了文学内涵，为德国文坛增光添彩，也在国际文坛崭露头角。移民文学以其文化多元视角、颇具特色的语言表达和跨文化的思想内涵，成为德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其中，德国移民女作家过去十多年的文学成就标志着女性创作与移民书写相结合结出的累累硕果，也说明女性写作在全球化时代和多元化社会中将有更大的作为。
参考文献：
[1]陈民.德国移民文学的发展[J].当代外国文学，2009，（3）：125.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Ⅱ[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567-568.
[3]Chiellino，Carmine. Interkulturelle Literatur in Deutschland，Stuttgart： J. B. Metzler Verlag，2007：2-9.
[4]Lewitscharoff，Sibylle. Apostoloff， Frankfurt a.M.：Suhrkamp Verlag， 2009，13.
[5]Mohr，Peter. sthetik des Hasses. Literaturkritik.http：//www. litera turkritik.de/public/rezension.php？rez_id=12857，2009，（3）.
Abstract：Since the new century， the German immigrant female writers have been rewarded with a variety of literary awards. They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German literary circle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new force in the German literature. 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 several important German immigrant female writers，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and literary performance， tries to figure out the rise of female writers in groups， and finally points out the huge potential of female writing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pluralistic society.
Key words：German immigrant female writers； new century； intercultural wri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