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报告文学的“学术意识”
时间：2021-01-31 07:57:2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将报告文学与“学术意识”相连似乎就有些矛盾，至少易起歧义。学术通常指比较纯粹的理论研究与学理分析，而一般并不认为报告文学与学术有什么关联，甚至就是两回事。从国内很长时间对报告文学的认知和很多创作情况看，有这种看法不奇怪还很正常。
汉语“报告文学”是英文“Reportage”的翻译。中国关于“Reportage”的认知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亦称“报导文学”和“特写”。由于“左联”的大力提倡，人们特别强调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和鼓动性，甚至视为能够有力宣传阶级革命的文体。关于这些，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有说明。该书把报告文学放在散文中讨论，指出：报告文学始见于五四时代，如周恩来的《旅欧通信》、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但有意识提倡这种文体则和30年代左联分不开，左联刊物介绍了捷克报告文学家基希及作品，也发表了很多国内作者的报告文学。接下来列举了夏衍、萧乾和范长江的代表作，并认为报告文学的新闻性、纪实性吸引了大批读者①。这也是文学史教材的通常介绍。但通常介绍也存在笼统问题。如思想认知方面，瞿秋白、夏衍的报告文学与萧乾、范长江的报告文学就有明显区别；左联提倡报告文学的战斗性鼓动性，当时也是一种看法。如曹聚仁就认为钱杏邨编辑的《上海事变和报告文学》、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和宋之的《1936年在太原》缺少新闻性。指出教材介绍问题，不仅因为公共描述缺乏必要区别，还与特定意识形态有关。新中国成立后称报告文学为“文学轻骑兵”，强调的就是及时反映新社会新人新事新生活和快速传达国家意志。既然是战斗性文体和政治先行的“文学轻骑兵”，那确实不需要什么学术意识。再联系大量文采飞扬的“表扬稿”、组织行为的写作和添油加醋的有偿报告，与学术意识就更风马牛不相及。然而遗憾的是报告文学的不少问题也由此产生。
问题有种种原因，而我以为缺乏学术意识恰恰是重要原因。报告文学的学术意识或学术性，并非指纯粹学理研究，而是以相关的理论、知识、价值来审视和分析问题。学术意识强调的理性研究、科学方法、探索精神和深入考察，对报告文学更有普遍意义。如报告文学要真实，但“真实”是个复杂存在，包括全面真实、部分真实、现象真实、本质真实等，这就需要科学理性的分析。如此才能揭示事物因果关系与内在根源，也不可能去弄那种片面表面更遑论虚假的报告。有些题材还要求写作者必须了解相关理论知识。如以前我们坚信“人定胜天”，自然只是利用与征服的对象，对现代生态文明几乎没意识。而写生态题材的报告文学，应该以生态系统整体观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指导，这就需要了解生态学理论。“生态盲”就无法写生态。从中外优秀报告文学看，学术意识往往是成功的基本条件。并非说报告文学写作都必须如何强化学术性，但学术意识肯定有益无害。
一、文体本身的包容性
是否允许或说是否需要学术意识，首先要了解报告文学文体状况。而这与报告文学创作实践相关。。英文的“Reportage”，基本视报告文学为客观传递社会信息的报道性文体。如1964年版英国《简明牛津词典》对“Reportage”的解释是“给报刊报道事件的典型文体”；1961年版美国《韦伯斯特大词典》解释要详细些：“指这类作品——对于直接观察过，或者有文件资料认真记载下来的事件和场面，给予真实的详细的描述。”这些解释侧重新闻性，视“Reportage”为报道社会新闻和社会信息的新闻通讯类。由于高度概括，词典解释并不周全，很难说明报告文学文体的实际运用及其多样化状况。
中国对“Reportage”的认知始于20世纪30年代。随着创作实践发展，人们对其文体认识也有变化。迄今为止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新闻的特殊门类；二是文学的特殊门类；三是文学和新闻的联姻。这三种观点延续多年。新时期后一般也认可报告文学是文学和新闻联姻，报告文学出现在文学教材和新闻教材的双重身份也可证明。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报告文学有如此界定：“文学体裁，散文中的一类，是通讯、速写、特写等的统称。以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为题材，经过适当的艺术加工而成，具有新闻特点。”②将报告文学视为文学体裁但强调了新闻特点，还是认可了文学和新闻的结合。但联姻说也有模糊。虚构是文学本质，将报告文学归为文学就带来虚构与非虚构界限难以把握。即使“适当的艺术加工”也不能加入虚构。事实上报告文学的想象、议论、抒情都要慎重。当年徐迟报告文学的“诗化”倾向和细节虚构就引起过争论。
第四种看法则认为报告文学是综合了多种写作门类的“杂交体”或说“信息系统”，是融合了文学性、新闻性、历史性、学术性等写作特征的综合文体。文学的描写与感受，新闻的真实与时效，历史的考证与把握，学术的研究与分析，都能在报告文学中得到交织性体现，只是具体作品侧重不同。就国内情况看，“杂交体”说法主要出现在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中国报告文学发生期的杂体互文。当时报刊出现了很多文风新颖议论风生的时评、政论、游记、通讯，将新闻报道、政论时评和文学描述结合起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吴稚晖、章士钊、胡适等文化名人都写过这类文章。梁启超最突出，梁式“新文体”（因与《新民丛报》有关亦称“新民体”）风行一时。杂体“报告文学”固然传达新闻事件和社会信息，但常以时评政论取胜，包括文化分析。如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和《新大陆游记》。杂体互文状况一直有所延续。曹聚仁谈到杂体互文时曾指出：“我们这一代的政论家散文家和新闻记者，几乎三位一体，成为不可分的时代产物。”③不过那时“报告文学”与后来有较大差异。20世纪30年代则逐步明确了报告文学的文学和新闻联姻。但孰重孰轻仍有不同看法。如曹聚仁认为报告文学“新闻”是主要的，“而那艺术性的描写，只有加强对读者诱导的作用，并不能代替新闻的重要性”。因此他看重早期黄远生、邵飄萍的通讯，对范长江的《西南行》《中国的西北角》和《西线风云》也非常欣赏，认为范长江是“纯粹的新闻记者”，其社会通讯和战地通讯见解精到而文笔也佳④。当时周立波也认为：“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是整个社会，他应当像社会的新闻记者一样的搜集他的材料。”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