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沙特准联盟外交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摘要：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与沙特特殊关系的构建主要依靠准联盟外交，这类外交具有合作载体的非正式性、解决任务的选择性、合作手段的灵活性和战略指向的模糊性等特点。美沙准联盟外交的形成具有国际层面、国家层面和单元内部层面三重原因，双方的安全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意识强化了准联盟外交。“9·11”事件后，美国在海湾地区由依靠沙特转向依靠海合会其他成员，其准联盟外交战略呈现多元化趋势；沙特则积极利用欧盟、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等来平衡美国的影响力。美沙各自外交战略的调整使美沙准联盟暗藏危机。

关 键 词：美国中东政策；美沙关系；准联盟外交；国际安全；海湾地区

作者简介：孙德刚，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01（2008）05-0034-08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准联盟外交与中国安全战略研究”（07CGJ003）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资助。

一、引言

沙特与美国之间的外交堪称发达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安全合作的典范。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与核心价值观等领域存在巨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双方正式结盟。正如1966年5月2日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电报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同沙特并未签订共同防御协定，就像美国没有同近东其他国家签订共同防御协定”一样。[1]沙特不是美国的正式盟友，但是美国总统却多次在口头上声称对其领土完整负责。两国积极开展了安全合作，形成了延续数十年的“同床异梦的夫妻”这一奇特的外交现象。(注：目前学界通常从联盟的角度研究美沙关系，参见John P. Miglietta, American Alliance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92: Iran,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2.)

仅仅从美沙“石油换安全”这一假设出发很难理解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如冷战至今，俄罗斯（苏联）拥有大量石油和天然气，但却同美国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冷战；伊拉克石油储量居世界第二位，但美伊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伊朗的石油储量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10％，但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美伊关系一直处于交恶状态；冷战时期，美国对富油国利比亚曾采取了长达19年的制裁；2002年，布什总统曾试图暗地推翻南美洲产油国委内瑞拉领导人查维斯（Hugo Chavez）政权，最终未能成功[2]373；2008年，美国还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对非洲产油国苏丹采取制裁措施。从冷战时期到后冷战时期，美国同世界上众多产油国关系僵化，唯独同沙特维持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其原因是什么？其安全合作模式是如何运作的？绩效如何？又面临怎样的潜在威胁？为此，本文将从准联盟外交的角度，考察其安全合作关系的形成、管理、绩效和面临的挑战，以期探究以上诸多问题。

二、准联盟外交概念的提出

本文提出美国与沙特的特殊外交形式可界定为准联盟外交，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除联盟外交与中立外交两大类别外，还应当存在更加隐蔽的中间模型——准联盟外交。联盟外交可以解释盟友之间的安全合作现象，但却难以说明为何未签订盟约的国家之间也开展安全合作，难以在理论上阐释未正式结盟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现象。[3]173-222因此，本文在西方联盟外交的基础上，提出了准联盟外交假说，认为准联盟外交是非结盟国家之间安全合作的一种隐性模式。准联盟外交是国际行为体之间在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基础上开展的外交领域的合作，它具有隐蔽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等特点。此外交模式的运作不依靠正式盟约，而依靠领导人互访、口头承诺、非正式安全协定或对外援助。当获得外部战略资源与保持外交自主性在决策者心里达成一种平衡时，准联盟外交就会比联盟外交和中立外交更具吸引力。(注：联盟外交与准联盟外交的区别可参见孙德刚：《准联盟外交探析》，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3期，第21页。)盟国之间通过联盟外交参与安全合作，非结盟国之间通过准联盟外交参与安全合作，二者均是安全合作的重要模式，但是合作性质、运作方式、成员关系、合作指向等存在较大差异。如何从理论的深度、历史的厚度和战略的高度解读准联盟外交便是重要的研究议题。

准联盟不愿意依靠联盟安全架构开展安全合作，不仅出于减少外部敌人的目的，而且出于减少国内政敌之需要，包括减少国内立法部门（如国会）、或行政部门内部其他机构的反对，如尼克松时期中美准联盟主要是基辛格与尼克松的构想；卡特—里根时期美台准联盟主要是美国国会推动的结果，美国白宫并不十分情愿；杜鲁门时期美国曾成立特别项目办公室（OSP）以专门开展海外军事和政治行动，该机构同情报部门合作，与海外许多政府联手图谋推翻前危地马拉总统顾兹曼（Jacobo Guzman）[4]100，美国情报部门无形中扩大了权限。美国行政部门在采取行动时无需征得国会同意，具有灵活性和便利性，在国内党派政治斗争中很少会受到攻击，特别是在准联盟伙伴国人权纪录差、国内认同度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三、准联盟外交的主要特征

准联盟外交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独特的外交类型，主要是因为它具有不同于其他外交类型的显著特征。这些特征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和共同性，体现在各类准联盟外交形式当中，如合作载体的非正式性、表现形式的动态性、成员关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安全管理机制的特殊性、准联盟规范的独特性、解决任务的选择性、合作手段的灵活性、战略指向的模糊性和主权让渡的有限性等，其中以下四个特征最为显著。

第一，合作载体的非正式性。准联盟外交没有固定的联盟架构，决策者在非正式协定基础上或秘密开展安全合作，或为应对特定国际事态而集合有安全和利益关切的国家构建非正式安全管理机制，这使它有别于联盟外交。从准联盟合作载体的非正式性来看，联盟与准联盟的本质区别在于安全合作机制的密切程度不同。

第二，解决任务的选择性。领导人往往根据任务和设立的战略目标决定准盟友的对象。从这种意义上说，一国的需要决定了领导人的战略目标设置，战略目标设置决定了该国依靠的外部力量，从而为一国开展准联盟外交树立了航标。[5]481这里的选择性有两种涵义，一是一国准联盟外交的开展取决于具体的任务而不是某项教条；二是准联盟外交的开展取决于决策者对战略目标和战略资源缺失的主观判断。威胁的多元化和模糊化客观上要求决策者实施选择性的安全合作形式。今后北约是否会从联盟转变为准联盟、从联盟外交转变为准联盟外交仍有待观察。

第三，合作手段的灵活性。准联盟外交常常是联盟外交的补充，体现出国家在外交策略方面的灵活性。一国选择了准联盟外交并非意味着国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准联盟外交适合所有国家，它不会因为国家一时或为一事与他国准结盟就必须放弃结盟或不结盟原则，准联盟外交是所有国家维护安全合作的重要战略资产。在纷繁复杂的国际舞台上，国与国之间形成了非常微妙的关系网，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趋利避害。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决策者会遇到很多问题。如维护了国家某一方面的利益可能会给其他方面的利益带来损失；密切了同一国的关系可能会恶化同另一国的关系。这要求决策者必须对外交全局作通盘考虑。选择中间道路——准联盟外交可大大降低领导人在决策中的政治风险，特别是当决策者面临重大措施而犹豫不决、难以承担这种风险时，准联盟外交不失为首选。

第四，战略指向的模糊性。主导军事联盟的是西方社会根基深厚的“主体—客体”分离的理念，此种理念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主体”和“客体”分离，而且主客体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进而在国际社会中是一种“野兽对野兽”的“无政府状态”。联盟外交不过是这种对抗的进一步发展，本身积聚了更大的对抗性，其确立从根本上是以增大别人的不安全感来获得成员国的安全。[6]与联盟外交相比，准联盟外交并不会明晰地划分出敌人和朋友，通过战略性模糊将挑衅敌人的可能性降至最低点，从而有利于在多极状态下纵横驰骋，避免树敌。准联盟外交在增加自身安全的同时不一定意味着第三方的不安全。如上海合作组织自成立之日起便强调其不寻求对抗美日或北约军事联盟。

四、美沙准联盟外交的形成过程

沙特是近代历史上较为特殊的国家，它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封建王朝统治。从沙特国内政治发展来看，它的上层建筑主要建立在部落体制和伊斯兰教义之上。与其他共和制阿拉伯国家不同，沙特国内政权的更迭主要依靠家族世袭制。沙特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政党体系，也缺乏十分完备的法律体系，其国内秩序主要依据《古兰经》和圣训。[7]316这样的政治体制具有天生的脆弱性，很容易受到颠覆，使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因此，从维护当权者的集团利益出发，沙特政府必须在安全上依靠某个大国，利用外部力量巩固政权统治，这也是沙特与美国合作的出发点。

由于沙特丰富的石油储量和重要的战略位置，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5年，同沙特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Abd al-Aziz）在苏伊士运河附近大苦湖中的美国海军昆西号军舰上会晤，美承诺通过《租借法案》向沙特提供经济援助；沙特政府虽宣布在战争中奉行中立政策，但实际上向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倾斜，并同意后者使用沙特领空。1951年6月18日，美国驻沙大使和沙特外交大臣以换文的方式达成一项协议：沙特允许美国在随后五年里使用东部海岸地区的达兰空军基地；美国承诺将向沙特提供M－41轻型坦克和一定数量的B－26轰炸机。[2]377此协议为美沙准联盟外交的形成奠定了法理基础。罗斯福政府与沙特在“石油换安全”协定基础上，宣布保卫沙特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纵观20世纪五十年代，沙特的外交政策主要有三大支柱：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美沙特殊关系，其中美沙特殊关系尚未处于沙特对外政策中的核心地位。但阿拉伯民族主义对沙特君主制国家构成了挑战，如纳赛尔统治下的埃及、1958年后的伊拉克、1962年后的也门和巴解组织等均主张废除所谓沙特“腐朽的封建制度”，建立共和政体，美沙安全合作不断升级。由于苏联—埃及准联盟和美国—沙特准联盟的并存，阿拉伯半岛也逐步笼罩在冷战阴影之下，成为美苏争夺的新战场。1963年2月，美国和沙特空降兵在吉达附近举行联合军事演习，100名美国空降兵参加了此次军演。[8]119美国还派出F-100战斗机，加强在达兰地区的巡逻，表明美国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国家威胁沙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沙准联盟外交正式启动。

五、美沙准联盟外交的形成动因

首先，美沙准联盟外交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国际层面原因。美苏、阿以以及阿拉伯国家内部处于激烈的安全竞争状态，上述各种势力相互竞争导致了各国都必须依靠其他力量来弥补本国实力之不足。美国和苏联受20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冷战惯性思维的影响，用意识形态代替国家安全利益，甚至用抽象的意识形态理解国家利益[9]VIII，双方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对抗性；阿以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阿拉伯与犹太民族围绕领土争端展开争夺，在中东具有鲜明的对抗性；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集中体现在以沙特为首的君主制国家与以埃及为首的共和制国家的阿拉伯发展模式的竞争，它是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的体现。20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东从红海到阿拉伯海之间出现了以美国、以色列和沙特为代表的政治集团与以苏联、埃及和也门为代表的政治集团两大阵营，上述两大集团具有对抗性。

其次，从国家层面来看，美沙准联盟外交的形成主要是双方之间形成了安全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经济利益和生存安全是美沙准联盟外交的两大推动力量。由于沙特在近代历史上并未被西方国家所占领，因此在反帝、反殖方面不像埃及、伊拉克等国那样强烈，这为沙特同美国开展准联盟外交提供了可能；沙特对美国来说也意味着重要的国家利益：第一，安全共同体。沙特王室政权认为，政府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来自于国内革命或政变，而革命和政变的背后常是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势力。所以共产主义威胁了沙特的内部稳定，维护内部稳定比应对外部威胁对于沙特政府来说更具有意义[10]，这就是为什么沙特在冷战期间一直未能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原因；埃及纳赛尔倡导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鼓舞了阿拉伯半岛上复兴党势力，也导致也门新政府对沙特采取敌意政策，所以它也是对沙特构成威胁的源头；沙特政府认为以色列是不信教者建立的非法国家，是对阿拉伯世界纯洁圣地的亵渎，因而从宗教和文化角度来看，以色列也是沙特的敌人。沙特认为共产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犹太锡安主义由主到次是其三大威胁源，并认为这三股势力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泛阿拉伯主义和犹太锡安主义都是共产主义在中东的代言人。20世纪六十年代，面对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埃及纳赛尔民族主义和犹太锡安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沙特积极寻求同美国开展准联盟外交，试图在安全上获得美国的保证。同样，沙特对于美国实现在中东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沙特和伊朗分别位于海湾地区的东岸和西岸，实际上成为美国控制海湾地区的两大支柱，美国—沙特—伊朗战略铁三角成为美维系海湾稳定的重要力量。就沙特而言，它与阿拉伯海与红海相连，成为沟通地中海与印度洋的桥梁，其石油管道直接关系到欧洲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国计民生。无论从地缘位置上看，还是从伊斯兰文化发展历程来看，沙特显然都居于海湾的心脏地带。美国和沙特在安全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为双方建立安全共同体提供了前提条件。第二，利益共同体。1945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就将沙特石油视为自己的“生死存亡利益”，并强调其石油“必须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一是为了确保美国的石油供应，二是为了阻止沙特石油落入对美国不友好国家手中”。[11]36-37约翰逊政府从维护能源安全的战略高度审视美沙特殊关系，并形成了准联盟外交。统计数据显示：沙特的石油储量1645亿桶，占社会主义阵营以外总储量的27％，日开采量达880万桶。[12]9自沙特发现惊人数量的原油储量后，美国就视沙特为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保障。20世纪六十年代，美沙在能源经济领域共生共荣，主要体现在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在沙特投资上。当时该公司拥有美国员工4千人，铺设石油管道700英里，资本投入总额达5.24亿美元，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日产原油量从1965年的202万桶增至1969年的近300万桶。[13]226由于20世纪七十年代前国际原油价格低廉，是典型的买方市场，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不仅解决了美国的能源供应问题，而且为沙特带来了可观的石油美元，缓解了沙特国内就业问题，增加了财政收入，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最后，美沙准联盟外交关系的形成还有微观层面的原因：第一，约翰逊时期，美沙两国准联盟外交的开展与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亲和力不无关系。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约翰逊总统继任总统职位。他在1963年12月19日致信沙特王储费萨尔，重申了美沙之间密切的合作关系，并承诺将维护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1964年1月12日，费萨尔在给约翰逊总统的回信中感谢约翰逊对沙特安全的关注，并希望双方能够维系这种特殊友好关系。在谈到也门形势时，费萨尔指责埃及的行动给成千上万的也门人带来了灾难，并认为解决也门问题的关键是所有外来势力都不应干涉其内政，让也门人自己解决内政问题。[14]两国反对苏联在中东扩张这一问题上并无矛盾，双方领导人之间密切的个人交情为准联盟外交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二，美国利益集团的推动。美沙准联盟外交的形成与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推动存在重要联系，美国大石油公司实际上是推动美沙开展准联盟外交的无形之手。美国与沙特的外交关系可以上溯到二战爆发前。1933年9月23日，正当美国陷入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时，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同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达成协议，获得沙特石油独立开采权，其开采的产油区面积比得克萨斯州还要大。[15]7此项石油协议的签订标志着美国开始涉足英国垄断下的沙特，为后来两国政治关系的开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由于忙于欧洲事务而无法继续在经济上和安全上向沙特提供援助，使沙特王国赖以生存的外部条件逐步丧失，积极寻求其他大国的庇护便成为沙特政府的首要外交任务，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逐步成为联系美沙准联盟的纽带。

六、美沙准联盟外交的绩效评估

美国与沙特的准联盟外交尽管几经周折，但是不仅经历了中东地区形势的变化，而且经历了国际形势的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从准联盟外交的终结理论来看，全球与地区格局的转换一般会导致准联盟外交的终结。自约翰逊时期美国与沙特开展准联盟外交以来，全球格局经历了由冷战时期的两极向后冷战时期一超多强格局的转变，中东地区格局也经历了巨变，但是美国与沙特准联盟外交并未终结，表明国际体系并不是动摇其准联盟外交根基的主要原因。

美国与沙特准联盟外交能够延续至21世纪，与国家层面原因和单元互动因素存在密切联系。从国家层面来看，共同关切与公共物品正常供应是开展准联盟外交的基础：美国与沙特准联盟外交在4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的共同关切从未消亡，20世纪六十年代的埃及、20世纪七十年代的伊拉克、20世纪八十年代的两伊战争和21世纪以来的伊朗既对沙特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也是美国在中东霸权地位的重要挑战者，美国与沙特面临的共同安全挑战成为双方准联盟外交的重要黏合剂；由于美国具有重要的经济、军事实力和道义感召力，沙特拥有重要的石油资源，双方有能力也有意愿确保公共物品供应。

从单元互动层面来看，美国与沙特准联盟外交能够延续至今与双方的调节机制和内部互信机制存在重要联系：从调节机制来看，美国和沙特尽管在危机爆发时往往都会讨价还价，迫使对方作出让步，但是都不会突破准联盟关系的底线，其内部存在重要的调节机制。例如，尽管1973年沙特等阿拉伯产油国利用石油武器打击美国，以惩罚美国向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援助，但是美沙随后都作出了让步，并使两国关系回到了原点。在可预见的将来，双方准联盟外交仍将继续开展下去。这主要是因为沙特在海湾地区面临着伊朗的潜在战略威胁，必须借助美国的战略力量；美国在控制海湾能源方面必须依靠沙特。美沙准联盟外交不仅是双边关系发展的需要，而且是美国主导海湾地区格局、尤其是中东能源格局的重要倚重伙伴。海湾地区是世界的油库，该地区沙特、伊拉克、阿联酋、科威特、和伊朗居世界探明石油储量的前列，卡塔尔也居第13位，海湾地区探明的石油储量几乎占世界探明总储量的2/3。[11]19控制了海湾地区石油，就能够控制世界能源，沙特则是美国维护海湾能源格局的基石。另外，反恐成为新时期美沙准联盟外交的又一促进因素。2003年5月，沙特利雅得地区同时发生三起自杀性爆炸事件，被称之为“沙特的‘9·11’事件”。恐怖袭击严重威胁了沙特君主政体，使美沙两国在经历“9·11”事件的挫折后重新建立了密切的安全合作关系，美国中情局同沙特情报部门随后建立了合作关系。2003年8月，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美国从沙特撤走剩余5000人，但今后将继续实施联合军事训练与军事演习。同时两国成立了“美沙工作小组”，专门负责监控恐怖分子的筹资问题。[16]62004年，在美国的帮助下，沙特政府挫败了数起未遂恐怖袭击活动，并打死了数十名恐怖分子，抓获数百名嫌疑犯。[2]392-3932008年1月14日，美国总统布什访问沙特，双方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美向沙计划出售6.4亿美元的军火，标志着美沙准联盟外交焕发生机。

七、美沙准联盟外交面临的挑战

尽管美国与沙特的准联盟外交彰显了强大生命力，但在后冷战时期，美沙准联盟外交潜藏危机，如美国不再将“鸡蛋放入一个篮子中”，而是将依靠力量拓展至其他海湾国家。如海湾战争后，科威特允许美国装甲部队驻扎在其境内；1991年巴林同美国签订了《防御合作协定》，1995年美国第五舰队在该国建立了常驻司令部；1992年卡塔尔同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三个装甲旅驻扎在卡塔尔，2002年美国中央指挥部在卡塔尔还设立了前线指挥部；1994年，阿联酋同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该条约，美国一个装甲旅驻守在阿联酋，且其达兰空军基地将为美军飞机提供加油站；20世纪九十年代，阿曼也向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提供了三个空军基地。[17]108-109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准联盟战略开始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动摇了美沙准联盟外交的根基。

进入21世纪后，美沙准联盟外交面临更大威胁，其最典型的例子要数“9·11”事件。在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事件的19名恐怖分子当中，有15名来自于沙特 [2]372，被美国称为“恐怖主义大亨”的本·拉登也是沙特人。部分美国官员甚至怀疑沙特政府指使恐怖分子向美国发动了袭击，至少向他们提供了资助，美沙准联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这对于堪称“全天候朋友”的美沙关系无疑是巨大挑战，两国学界也在“9·11”事件后发出了不和谐声音。2002年2月，美国60位保守派知识分子发表题为“我们为何而战”的联合声明，为美国政府发动的阿富汗战争辩护，并呼吁穆斯林同美国一道反对伊斯兰主义。[18]902002年4月，70名沙特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了一项题为“我们如何共处”的声明，指出“美国及其现政府资助了国际恐怖主义，美国同以色列形成了世界恐怖轴心和邪恶轴心。”[19144美沙两国学者在公开场合展开大规模辩论，这在两国准联盟外交史上实属罕见，沙特反美主义情绪高涨可见一斑。部分由于沙特国内反美情绪上升和两国的“审美疲劳”，美国开始逐步将重心从沙特移至卡塔尔和阿曼，尤其是卡塔尔逐步成为美国在海湾的新基地。[20]12美国在海湾准联盟外交的多元化趋势削弱了美沙准联盟外交的深度与广度。

八、结语

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同沙特积极参与安全合作，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但又不愿意结为正式联盟，在外交行为上表现出准联盟的特征。由于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各种安全保证，美国这一政策成为制约美沙准联盟外交进一步提升的巨大障碍。[21]231沙特奉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主张国与国之间应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两国既有合作，又有分歧。

美沙准联盟外交之所以能够顺利得以开展，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存在重要的共同安全与利益。首先，从两国准联盟外交的形成来看，中东地区的无政府状态迫使美国和沙特均希望依靠对方，形成安全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以维护各种安全需要与能源利益诉求，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在美国国内积极游说，成为推动美沙准联盟外交的重要因素。但是无论是沙特还是美国政府都不愿意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换取对方的支持，都希望在维护主权与依靠外部势力之间找到平衡点，从而建立了松散型准联盟关系，而没有建立铁板一块的联盟关系。其次，从准联盟外交的管理来看，无论是沙特还是美国实际上都面临着同时与国内反对派、准盟友和外部敌人的三重博弈。从管理手段来看，美沙两国领导人综合运用了互访、口头承诺、签订非正式协定和援助等各种手段，双方的合作具有合作性与竞争性双重特点。最后，尽管美国与沙特准联盟外交经历了冷战、后冷战以及“9·11”等重大事件，但仍然保存了下来，彰显了旺盛的生命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埃及—也门轴心、20世纪八十年代的两伊战争、21世纪初的伊朗与反恐都是双方的共同关切点。此外，经过多年的磨合与适应，美沙之间的调节机制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稳定器。但是，“9·11”事件后，美国与沙特两国领导人的互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两国的准联盟外交关系的根基受到了削弱，双方的准联盟外交暗藏危机。未来，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准联盟战略将继续调整，突出美国与卡塔尔、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等国的准联盟外交，避免在安全问题上过分依赖沙特；沙特则积极发展与欧盟、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等的战略合作关系，平衡美国在海湾的垄断地位。今后，双方的战略调整将使这对“同床异梦”的夫妻之间的准联盟外交难以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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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U.S.-Saudi Quasi-alliance Diplomacy

SUN Degang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WWII, the U.S.-Saudi special relations have been based on quasi-alliance diplomacy, which features informality of cooperative mechanism, selectiveness of target, flexibility of means and ambiguity of strategy. Their bilateral quasi-alliance diplomacy formation can be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itves of system, state and sub-state levels, among which the sense of security and interest community consolidates the quasi-alliance diplomacy. Since “9.11”, U.S. has relied not only on Saudi Arabia but also the rest of GCC countries, and its quasi-alliance strategy reveals diversity, while Saudi Arabia makes use of EU, Russia, China and India to balance U.S. influence. The two sides’ bilateral strategic readjustment might be a potiential threat to their mutual quasi-alliance diplomacy.

Key Words U.S. Middle East Policy; U.S.-Saudi Relations; Quasi-alliance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Gulf Region

（责任编辑：李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