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昙寺中的五方碑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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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矗立于瞿昙寺内的五方汉藏双文合璧碑刻，无论是它们悠久的年代，还是恢宏伟岸的形制与雕刻艺术的精美手法，都是西北地区其他寺院所存碑刻难以相提并论、比肩媲美的。石碑上的文字记述，则更是生动地反映出了明朝统治者利用宗教在安抚西北地方少数民族部众所表现出的良苦用心，不失为研究当年藏传佛教弘扬传播的珍贵文献资料。以前一些书籍中曾将这些石碑文字部分或全部介绍收录，但是其中多有错讹衍漏，文章谨据现存石碑文字并参照各书著录将各碑碑文以行列顺序录出，且对每座石碑的大致状况及校正分别介绍于后，以期为学术界利用这些碑刻资料提供方便。
［关键词］ 瞿昙寺；碑刻；明代；藏传佛教
［中图分类号］ Ｋ877.42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５５７（Ｘ）（２０11）０1－０106－16
明朝建国之初，借鉴了元朝政府利用藏传佛教治理国家的成功经验，凭藉着藏传佛教的巨大影响力，使其在维护组国统一、保证国家局部稳定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年瞿昙寺的修建以及现存寺中的五种碑刻资料就是这一历史事实的生动见证。
元代蒙古贵族被迫结束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之后，大量的亡元蒙古裔臣的穷兵游勇败逃至西北等边远区域，从而给当地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埋下了动乱随时爆发的政治隐患。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情况，来自西藏山南地区的三罗喇嘛则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地说服罕东诸部蒙藏诸部归附了明王朝。据《明史稿》记载：“罕东卫在赤斤蒙古南，嘉峪关西南，汉敦煌郡地也。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凉国公兰玉追逃寇祈者孙至罕东地，其部众多窜徙，西宁僧三剌（即三罗）为书招之，遂相继来归。”为了安抚罕东等归附部众，三罗喇嘛又在安置东归民众的聚居区碾伯南川修建寺院，并在向中央政府朝贡的同时提出了颁赐寺院匾额的请求：“初，西宁番僧三剌为书招降罕东诸部，又建佛刹于碾伯南川以居其众。至是来朝贡马请敕护持赐寺额。”
为了褒扬三罗喇嘛致书招降罕东诸部的功绩及其依附朝廷的卓识远见，并能够使其继续发挥联系蒙藏诸部的纽带作用，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遂允三罗喇嘛所请，亲自为其所修的寺院颁赐了“瞿昙寺”的匾额。(“瞿昙”即乔达摩，为佛祖释迦牟尼的姓氏和尊称。) 同时下令设立西宁僧纲司，以三剌为都纲，又设河州番汉二僧纲司，一并统领管理湟水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宗教事务：“帝从所请，赐额曰：‘瞿昙寺’。因立西宁僧纲司，以三剌为都纲，又立河州番汉二僧纲司，并以番僧为之，给以符契”。且严令申明：“以三剌为都纲，主管西宁卫一带的宗教事务，管理十三族。”不仅如此，朝廷还派来太监工匠对瞿昙寺作进一步的扩建，并予以监工和技术上的帮助指导。三罗喇嘛也正是在取得中央政府正式认可和支持的情况下，从而才使其成为明朝初年湟水流域及其附近地区最有影响的高层宗教领袖。
瞿昙寺位于今青海省乐都县县城南部21公里处的瞿昙乡乡政府所在地新城街堡内，是西北地区现存建筑年代最早，且规模最为宏伟完整的一所藏传佛教寺院。据瞿昙寺殿堂梁栋上的墨书题记可知，此寺最初竣工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秋，在其后又历经永乐、洪熙、宣德各朝迭次的扩充修建，从而使瞿昙寺形成了一座具有典型的明代官方风格与甘青地方藏族建筑风格相结合的规模庞大的建筑群落。由于它的主体建筑与北京城的故宫十分相似，故素有“小故宫”之称。
瞿昙寺北依坐靠的罗汉山雄伟高耸，有若宝光屏障；自西而东奔腾于寺院之前的雪山河水泛影流光，恰似白玉璎珞；隔河南望的凤凰山逶迤错落，则更像虔诚的徒众膜拜来朝。在蓝天白云之下，山水寺院浑然一体，相映成趣。瞿昙寺因山水衬托而愈显恢宏壮观，群山河水借寺院的坐落点缀而越发显得明丽灵秀。尤为值得我们惊讶和关注的是，瞿昙寺从建寺之初，就显现出了非常明显的政治色彩与背景。三罗喇嘛及其继承人不但将其主要殿堂名之为“隆国殿”，而且还以汉藏蒙三种文字镌刻的“皇帝万岁万万岁”鎏金牌匾恭放于大殿正中。他们正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在传播宗教的同时将维护中央王朝的集权思想适当合理地传给了当地的群众，从而保证了这一地区社会政治生活的和谐与稳定。尽管生活在这里的民众一直保持着西藏洛扎卓隆地区的氏族遗风，不但不与外族结婚，而且内部还有着严格的骨系，但是直到今天，乐都县南山地区的藏族男女在结婚庆典这一人生最美好、最永世难忘的时刻，老人们对新郎新娘的第一句祝辞还仍然是：“祝你们成为中央政府忠实的纳税人。”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明代初期的统治者利用宗教在稳定西北局部边疆地方统治、引导信教群众维护中央政府权威等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及深远影响。
在此我们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政治成果的取得，当是与明朝统治者对瞿昙寺的格外关照与惨淡经营分不开的。明太祖朱元璋首先为确立瞿昙寺在西北地区的特殊地位奠定了基础，其后的数代皇帝又延续了扶持保护瞿昙寺的传统。例如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曾专门派遣钦差孟继太监、指挥使田选等人负责扩建瞿昙寺，完成了对宝光殿、金刚殿、两侧回廊、前山门、禅房等建筑的修建。此后明成祖派太监尚益等带领班丹藏卜、索南坚参“赴京朝见圣驾，赐座讽经”。永乐十年（1412）四月初十日，朝廷封班丹藏卜为“灌顶敬觉弘济大国师”，同时颁给礼部造智字110号篆文镀金银印一颗，上镌“灌顶敬觉弘济大国师玺”10字，印重80两。同年又封索南坚参为“灌顶广智弘善国师”的名号，并于十二月颁给象牙图章一枚，上镌“佛光普照”4字。至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下令增修了瞿昙寺中最为富丽堂皇的隆国殿，以及后钟鼓楼、左右回廊等建筑。宣德二年（1427年）还曾下令自西宁卫百户通事旗军中调拨52名士兵给瞿昙寺，长期居住于官隆沟，以尽保护、巡视、洒扫寺院之责；宣德六年（1431年）九月二十日，明王朝又授予寺院都纲喃葛藏卜已故之叔父索南坚参的“灌顶广智弘善国师”名号。成化二年（1466年）宪宗颁给领占藏卜和班卓尔藏卜一寺二国师之名号，同时宪宗又下令加赏瞿昙寺山场、田地、园林财产等，以供寺院“香粮”之用，并赐给该寺佛像、藏经璎珞、宝幡、织锦袈裟等物多件。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二十九日，明孝宗授予尼玛藏卜以瞿昙寺都纲之职，同时颁给礼部造弘字141号篆文都纲铜印一颗，从此瞿昙寺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进一步完善。班卓尔藏卜圆寂后，“灌顶广智弘善国师”的名号由工葛藏卜继承，其后又由工葛星吉接替。所有这些人的承续关系都得到了明朝政府的批准认可。明嘉靖十年（1531）七月二十八日，明世宗再一次下令重申了瞿昙寺一寺二国师的承袭制度。据不完全统计，明朝13代皇帝中曾有7位皇帝专门为瞿昙寺下达谕旨7道，诰命2道，封大国师1，国师1，都纲1，颁发印玺5枚，多次赠送宝器、园林、山场、田地，令瞿昙寺统辖13属寺，管理7条山沟，并且多次派太监视察、扩建寺院，同时派兵员予以保护，从而使瞿昙寺在西北地区的众多寺院中凸显出了非同一般的重要地位。
尤应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现在依然矗立于瞿昙寺内的五方汉藏双文合璧碑刻，无论是它们悠久的年代，还是恢宏伟岸的形制与雕刻艺术的精美手法，都是西北地区其他寺院所存碑刻难以相提并论、比肩媲美的。石碑上的文字记述，则更是生动地反映出了明朝统治者在安抚西北地方少数民族部众所表现出的良苦用心，不失为研究当年藏传佛教弘扬传播的珍贵文献资料。
